隐士中的偶像陶渊明是怎么一步步被塑造出来的？
陶渊明让后世之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因该就是他品性高洁，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虽然充满着政治理想，但受制于当时朝廷的昏暗，他宁愿自己过着清贫的隐士生活也不为钱粮而从政。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想问，到底谁让陶渊明成为了隐士的代表和偶像？谁又传播了陶渊明精神？
其实寻找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宋晋之际，陶渊明其实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奇怪的是，《世说新语》中原本有关于隐士的内容，却唯独没有记录陶渊明，这到底是故意遗忘？还是有意排斥？但庆幸的是，后世的《宋书》、《南史》等官修正史都把陶渊明录入了《隐逸传》，也逐渐让陶渊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隐士派偶像，而这一过程则充满了政治内涵。
“修隐”的官方政治企图
在很早以前《易经》、《诗经》等典籍就对很多隐士有描写和记录，这说明隐士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汉书》是正史中最早对隐士做相关记录的。其中《二十四史》中也有多部记录隐士的，有的称”逸士传”，有的则称“隐逸传”还有称“处士传”。
因该说，隐士的出现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朝堂昏暗，再加上战乱四起，很多文人雅士将归隐当成一种明哲保身的方式，这也造成了隐士数量的急剧增加，同时随着隐士的名声渐起，很多人也将归隐山林赋予了高雅的人格品质。
如果说隐士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动荡造成有学识之人远离政治的表现，那么隐士得到官方认可并进入官方史记中，就体现出了更多的政治文化。因为在封建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任何修史和选材都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的，官方修设《隐逸传》我认为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大多数人成为隐士或多或少都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导致的另类发泄，算的上是消极抵抗的一种方式；但对比起封建王朝中以暴制暴的冲突对抗，如农民起义，隐士所产生的危害和社会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小了；因为隐士既不能占据朝堂结党营私，也不能蛊惑社会，动摇国本。
换个角度理解，统治者们对隐士的高洁品性的鼓吹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被选择性遗忘之人的精神安慰。而官方对《隐逸传》的设立就好像是他们人生中的指路明灯，他暗示着那些在政治上无法施展才华的人可以通过成为隐士来留名青史。另外，统治者也可以对其中的隐士进行部分的招揽，不让他们完全限于政治前途的绝望之中。正因为朝廷的鼓励和纵容，也造成了很多“假隐士”的出现，也就是说隐士们的归隐并非出于真心，而只是想求得官方得注意，再获得入仕的机会。如《新唐书》种所提的：终南捷径，就是如此。
第二，文人学成归来为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出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报复吗？可随着仕人的数量增长，他们所渴望的修身、齐家的儒家思想和当时的政治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尤其是当时处于门阀政治的魏晋，这种冲突更为剧烈。
而隐士的出现，让这个社会上又存在了另外一种人生价值观，所以，隐士让饱受政治冲突的知识分子可以在自我人生的超越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也算是人才分流。尴尬的现实（官寡贤众）让统治者不得不大力鼓吹让这些士人到山林荒野之间去完成个人的精神洗礼，或许这也算当时的权宜之计吧。
《晋书》：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
第三，在汉魏宋晋之际，隐士由于其在文学、道德等方面的成就，是他们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所以统治者在对一部分隐士进行拉拢，甚至希望他们能够替官方发声，因为统治者需要通过部分隐士的声音来引导国家的舆论走向。如东晋将领桓玄叛变篡晋政权时，就征召了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任著作郎，以此表明自己重视隐士。
另外，从《后汉书》起，正史所记录的隐士多和朝政有关，因为隐士们对新的朝廷的征召常常予以回避，以此表明自己的忠贞不二。所以，为隐士著史的人非常看重隐士的忠贞品质。在正史中《隐逸传》的出现，让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在正史《隐逸传》中非常的明显，《宋书》《南史》《晋书》的《隐逸传》先后收录陶渊明，同样隐藏着史家特殊的政治动机。
史书中的形象记载
我们应该明白，既然正史中隐逸是为了那些可以当官，但是又不愿意当官的隐士而设立的，那么出于这个目的，著书立传本身就已经带有了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而陶渊明本人的生平实际，是完全符合要求的。从《晋书》、《宋书》、《南史》，这几部书的大力吹捧之下，陶渊明逐渐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成为了隐士中的偶像派。
最先录入陶渊明的是《宋书》中的隐逸传，在里面所写的17个隐士中，陶渊明在第十一位。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从此书中可以看了解到，对陶渊明的叙述可以说是标准的隐士人设：从无奈之中当官，到因朝廷动荡而辞官归隐，再到别人知道他的名声以后经常去拜访，然后紧接着再次获得朝廷多次征召，最后又反复拒绝当官。沈约不仅是南朝文坛领袖，本身也是南朝的开国功臣，可以说，他编修此书所蕴含的政治动机已经相当明显。
从《宋书》中所描绘的隐士第十七个出现，到《南史》中第一个出现，很显然，陶渊明成为了隐士中的榜样，这也标志着一个默默无闻的隐士成为了小有名气的隐士，再成为隐士中代表这样的转变，这也对世人接受陶渊明隐士形象的传颂有着重要影响。
房玄龄所编著的《晋书》共收录隐士四十六人，他笔下的陶渊明不但符合隐士特质，也同样符合“魏晋风度”，但不管房玄龄将陶渊明如何撰写的飘逸洒脱，房玄龄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官史的身份，他对此评价到：
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蜀。
在官方的认知中，不管隐士是拘泥于朝堂，还是游弋与山川，他们都要作为政治教化中的道德模范和文人表率。
官修史书中对陶渊明材料的来源
隐士也是人，人也无完人，既然是著述立传，对于人物所涉及的故事素材，肯定是要做出修饰和取舍的，而官方对刻画陶渊明形象，更是需要在政治上保持严谨，那么正史中对陶渊明的资料素材寻找，从哪几个方面来的呢？主要是以下三点：
第一，颜延之和陶渊明是非常好的朋友，陶渊明去世以后，他撰写了类似于纪传体形式的《陶征士诔并序》一书，可以说此书是对陶渊明精神风貌和正平志事较为完整的阐述，所写故事也比较真实可信。可以说，颜延之的《陶征士并序》是对陶渊明隐士身份的肯定，并且对陶渊明隐居而不出仕的行为了进行了赞扬，为后来正史隐逸传中去收录陶渊明的相关事迹奠定了基础。
第二，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统编写了一部《陶渊明传》。而恰巧的是《宋书》的作者沈约曾经是萧统的老师，难道萧统对沈约中所描述的陶渊明不满意吗？那我们来看看。首先沈约在书中对于陶渊明的人生轨迹认为，陶渊明之所以不愿意出仕为官，是因为没有赏识他的人，如果遇到了，他肯定会再次出仕。但此种说法其实并不太符合当时统治阶层对于隐士的精神需求，因为当时的统治阶层，需要隐士形象“高大上”而不是出仕以后的“接地气”，如果隐士受此蛊惑而大量回归政坛，必然会造成他们和其他统治利益阶层的巨大矛盾。萧统虽然还没当上皇帝就死了，但按照他当时所处的太子角色来看，去重新对陶渊明形象做出修饰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陶渊明本人的诗词传记。除了旁人对陶渊明形象的诠释以外，陶渊明自己缩写的诗词等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五柳先生传》甚至被列为实录。在《南史》、《晋书》、《宋书》中，为了对自己陈述的陶渊明的事迹做一一印证，先后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等作品，这些所引用的作品基本都是在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之后的。由此来看，从对陶渊明本身素材的过滤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官史在对其选材中，对于陶渊明之前所带有政治性的素材选择了刻意的回避，而对其不带政治目的的素材和史料则归于收录，这也印证了官史本身所具备的政治导向。
结语
从以上述三点来看，《陶征士诔并序》和萧统所著的《陶渊明传》以及陶渊明自己的诗词是官史塑造陶渊明形象的资料来源，但从其成书的内容和对陶渊明真实素材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来看，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史学家们摒弃了陶渊明所拥有的政治抱负思想，而片面的把陶渊明当官是看出为了生计，把他的弃官当成了隐士的理所应当。
我不禁在想，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陶渊明还是历史上真正的陶渊明吗？官修史书中所修辞的陶渊明形象，到底保留了多少真实性呢？诚然，我们可以通过官修的隐逸传去对陶渊明的形象做了解，但同样也要保留一分谨慎。因为在正史中对陶渊明形象进行了选择性刻画，已经让他和真实的历史出现了偏差。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陶渊明除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以外，他同样对于世俗功名所热衷，而他隐居而不出，是有着求仕而不达的无奈成分，反之，正史中的陶渊明则是成为了超脱世俗，不为名利的“隐士神人”，因此，要正确的去对陶渊明形象做理解，是不能片面的去迷信官史隐逸传的，因为这并不是真实的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