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作为“十朝元老”，真如欧阳修评价的“不知廉耻”吗？
#朝代说#
序言：
说起冯道这个人，可能大多数读者都不太熟悉。这是一位古代奇人，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在他死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都被人歌功颂德的，甚至被他人视为楷模。但是，自北宋欧阳修出版《新五代史》，将冯道列入《杂传》，此后冯道竟开始被人批判！尴尬的是，为冯道所作的少数申辩，皆因为资料零碎，散布各籍，不像「反面」意见都出于「大部头」史籍。因此，在欠缺强而有力的理据下，冯道的正面评价备受忽视，所以后来很多史书皆对冯道作出负面评价。例如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清官修的《续通志》，大多选用《新五代史》的《冯道本传》来推论出冯道的为人「不忠」。
但大体来说，冯道的为人实在未至于世人所说的不忠……
史籍言论过于偏激
首先，《新五代史》的言论未免太过偏激，未能顾及冯道身处的时代背景。根据《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内的《杂传》第四十二「欧阳修说：『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若如此，那麽祸乱败亡就将无所不至了。况且身为大臣，攸关黎民生计，如果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国家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的吗？|我（欧阳修）读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见他自述历任官阶荣勋与平居自适的情况以为荣，真可以说是没有廉耻的人了；由此，当时天下国家的情况究竟如何，也可以从而知之了。』」（林永钦《骑牆孔子－冯道》一书译文）
其实五代的衰乱自有其因由，而冯道一人有没有廉耻，肯定不足以成为构成衰乱的主因。而且，五代衰乱，社会黑暗，使当时君臣上下皆不重德行，道德败坏。正所谓，「不知者不罪」，冯道历事「四姓十三君」是可以理解的。
欧阳修的为人和其身处的时代，亦影响他对冯道所作出的评价
读《宋史．欧阳修本传》，常觉得欧阳修青年论事时过于意气。从他想支持范仲淹，却上书责司谏高若讷，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一事便可知。而《新五代史》是他早年私撰，所以论人不论事的态度亦可从中窥知。
另外，宋代儒者大都陷入宋祖宗的圈套（欧阳修亦然），加上惩于五代之乱，于是矫枉过正，大都以忠君作为论臣子的先决条件。
孔子认为的【忠】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孔孟并不认为【忠】的定义是忠于一君，而是建基于一国之上，先国而后君！以孔子为例，当时子张问孔子：「管仲谋助公子纠夺其兄齐桓公，那是否『未仁』？」。但孔子则认为桓公能够九合诸侯，不用兵戎相见，那都是管仲的力量。
如今冯道向契丹王耶律德光说：「此时即有一佛出世，亦恐救不得百姓；唯皇帝才可救得。」只因冯道一席话，令契丹王打消攻打中原之念，凭他一语之善就改变了局势。于是，当时无论中外，无论贤愚，都仰冯道为元老级人物；人们都说契丹终于没有夷灭中原全靠这一言之善，从这「一言之善」，我们可知冯道完全能媲美中国古代名臣管仲。如果管仲可以避免兵戎就是「仁」（孔子认为「仁」乃道德的最高境界），那么冯道令契丹没有夷灭中原就更值得称许了！
孟子认为的【忠】
而且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礼臣忠，是君臣间治事的态度，臣子徒然忠于君主而不能忠其职守，那麽这个臣子便不值得称道了。由此可见，孟子的【忠】说通俗一点就是：人民万岁！这与欧阳修的【忠于君主】是不同的，欧阳修似乎曲解了孔孟之道。
冯道身为一位朝廷官员，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付出是很好的。虽然后世认为他不忠，不过那是以君王的角度来看。真正重要的，应该是当时的人民在他当官的这段期间生活状况，他对人民起到什么好的作用。他重视人民胜过于君王，这在古代君王专制时期很难得的！
所以笔者觉得，他算是个处处为人民着想的好官！
当然，过去专制时代，朝廷其实也并非不重视百姓的生活，只是他们认为维持朝廷体系，对于国家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就像现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也会为了维持政府乃至国家的利益，因而对于人民有许多限制，譬如移民的限制等等。
能做数十年宰相，岂是等闲之辈？
冯道能任这麽多次宰相，绝对是因为他辅佐皇帝的能力有加。这么好的人，如果只因为改朝换代，为了追随已经下台的皇帝而离开朝廷，这才是百姓人民的损失！他毫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如此替人民着想的人，怎么不好呢？
「忠」不是那麽简单的字，不光是占用两个字元的单字，而是有多层面，多方向的意义的。
于是，由于上文所述的种种因素，指【冯道不忠】是有一定程度不成立的。
客观上来看的话，冯道是个很替百姓著想的人，笔者也挺敬仰他的！能做数十年宰相，可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但就像史书所说的那样，宋代许多称扬冯道的言论被忽视了，因此笔者查了欧阳修评论冯道的部分，才做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除了不少历代名人或著作对冯道作出负面批评外，同样有不少名著都对冯道作出正面评价。例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明代李贽的《藏书》、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六篇著作皆认为：冯道虽然不忠，但亦不可忘记他高尚的私德。
冯道所处的时代环境，让他不得不变通
但是，欧阳修却对冯道的私德只字不提。他只说冯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认为冯道的言行只是矫饰出来。然而他似乎未明冯道所处的五代环境对其为官之道实有影响。
前面我们说了，环境因素影响很大。冯道所处的时代──五代十国，是一个黑暗、动荡的时代。有诗曰：「龙虎争战几春秋，五代梁唐晋汉周；兴废风灯明灭裡，易君变国若传邮。」可见当时朝代更替频繁，政局动荡。可是，冯道却能在乱世中泰然自处。如《资治通鑑﹒后晋纪》载：「（冯道）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意即遇到不好办的事情，便不出头；如果躲不过了，就要多加请示，不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如此则能够应付了。若他不是懂得在乱世中为官之道，他也不可能颐养天年。所以，为人圆滑是乱世做官的变通之道，甚至可谓是必备条件，那么评价冯道的为人处世时，便应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了。
除了环境外，个人因素亦是不可忽略。根据林永钦在《骑牆孔子－冯道》和《四朝宰相冯道》说个人因素会影响史书的评论，尤其是中国史书。因为中国的史书多以传统伦理道德标准把人物分类和评品。于是，世人如欧阳修，便以为冯道是一个乱臣。
冯道简朴廉洁、务实，学问高深，有胆识
事实上，冯道确实是一个有私德、有学识、勇敢和目光远大的人，他并非全然「视道德如草芥」。即使他诚然不忠，也未至于在历史上没有翻身的机会。
首先，薛居正《旧五代史》列举冯道的德行甚多。例如卷一二六《周书冯道传》说：「丁父忧，持服于景城，……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反映冯道的廉洁。
又「明宗入洛，……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报才业，素知识者皆引用，唐未衣冠，履行浮躁者，必仰而置之。」从上可知冯道作风务实。
上述冯道事亲、俭朴、廉洁、务实和事君等高尚私德，令他富有名望。连后汉末年迎圣驾刘贇一事都是他带队率领的。
至于就冯道的学识而言，从任赞和李琪二事便能得知他学识丰富。一日，朝中有人向冯道说任赞(大学士)讥讽他的学识一事，冯道就召了任赞来澄清，并说他(任赞)只懂得文场秀对(词藻华丽)，却不懂得应试题目(实际知识)，令任赞惭愧不已。另外，曾做过后梁宰相的李琪亦曾被冯道指正不懂得地理，使李琪心服。
不仅如此，冯道为人极具胆色。记得冯道在后晋为相时自荐出使契丹，在契丹回京的过程中，他每到一处就小住一段时间，后来平安回归。其实，一般人都没有这个胆色自荐出使，或者会因为害怕而急急南返。但是，冯道深明纵使他想急急南返，契丹的兵马亦可快速追到他，唯有坦荡缓行才可保住性命。
结语：
总括而言，冯道纵使不忠亦有其苦衷，但他的私德、智慧和勇气确实值得世人传颂。虽然正、反两面的评价都各有道理。但是，大家不可以因为认同一面而忽略另一面的史实。至少，冯道绝对是中国乱世中一位传奇人物！
历史虽然是残酷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给予那些对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以公正的评价的话，想必九泉之下的他们也会为此寒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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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史料：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续通志》
《资治通鉴》
《十七史商榷》
《廿二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