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名人对冯道的评价，久居茅厕不知其臭？
历朝历代名人对冯道的评价，久居茅厕不知其臭？
冯道晚年，自命为“长乐老”,作《长乐老自序》,历数自己在唐、晋、汉、周四朝，以及在契丹时所担任的官职和所获得的爵位、荣誉和赏赐。他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说自己一生所愿，就是“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无论何时，都以这“三不欺”为根本。
他还说，因为上天的脊佑，他才能够“累经难。而获多福”。他当然也有一些自谦的话，说自己比不上古人，又说自己对国家只有“微益”。对于究竟是“知”他的人多，还是“罪”他的人多，他表示无足多虑。他不无得意地谈到自己“有庄、有宅、有群书，有二子可以袭其业”。说自己无亏于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之道，而且有子，有倒，有孙，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缺憾了。
他还蜻蜓点水般地讲到他唯一有愧的，就是不能辅助皇帝统一天下，安定百姓，以报答上天的恩惠；却又忍不住炫耀起自己“时开一卷，时饮一杯”的闲情逸致，说自己到老都能享受口腹耳目的生人乐趣。情不能已，他不禁自问：“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自认为“虎狼丛中也立身”，其实也不过是苟活。但是，冯道死时，官场人物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他与孔子一样都享年七十三岁。这种极不得体，也极其肉麻的比附，说明了当时官场之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普遍麻木。
北宋初，薛居正作《旧五代史》，对冯道也是极为称赞，说他“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惟对冯道的气节稍有微词，说他历事四朝，于做臣子应有的忠诚毕竟有所亏欠。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其《冯道传》上来就说，礼、义、廉、耻，是立国最重要的法度；这四个方面如果得不到确立，国家就要灭亡一了。他指责冯道在《长乐老自序》中对自己历事四朝而洋洋得意，是真正的不知廉耻；说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的天下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为冯道作传，并没有忽略冯道的小善小德，却极为鄙视他对“丧君亡国”的无动于衷，以及于“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倒悬”之际，津津自称为“长乐老”行为，认为他已完全丧失做人的气节。
司马光则说，冯道与所侍奉的皇帝，“朝为仇敌，暮为君臣”,不断地改变着嘴脸和话语，却一点都不感到羞愧；这样一个没气节的人，虽然也会行一些小善，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他还说，如果能够“全身远害”就是贤者，孔子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话又如何说！
宋朝的前几个皇帝，锐意从制度上解决五代以来武夫专政的问题；同时也十分注重涵养士人的气节，以纠正寡廉鲜耻的风气。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冯道的不屑，都是当时重视气节的土风使然。即便如此，也有人欣赏冯道。如王安石就认为冯道历事五代诸帝，与历史上伊尹往返于商汤、夏集之间，意义是一样的但也有人反问王安石，说冯道难道也有伊尹之志吗？这样的反驳，的确也击中要害。
冯道虽然也做过一些好事，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如果可能，他也是尽量做好事，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做官和保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冯道当年向刘守光讲谏，虽然被下狱，总算没有丢掉性命，就是他并没有“力争得失”;他的进谏言语一定是很恭逊的，他的为人也一定是柔媚的，从来为刘守光所轻忽，所以，刘守光身边的那些宵小对他向来没有什么猜忌，他才能保全自己。王夫之还说，刘守光“四父杀兄”,冯道一句劝谏的话都没有；他要说什么，也都是避开要害问题不谈，讲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既给自己留有余地，又可以避免人家指责他不进忠言。王夫之陈义不高，但对冯道的刻画，的确入木三分。
清人阎若璩对冯道的评判，陈义虽高，却也非常落实。冯道的廉，不仅有公论，他自己也非常得意，说自己家里没有不义之财。阎若璩说，知道廉容易，知道耻就难了；汉代的公孙弘盖布被子吃粗碾的粟，不可以说不廉，但他曲学阿世，那又是何等的无耻；冯道刻苦俭约，廉固然是廉，但历事四朝十君，真正是无耻之尤。阎若璩最后说：廉不过是立身的一个方面，知耻才关乎为人的根本大德；人固可以用廉来矫饰自己，是否知耻却是难以伪装的。
根据冯道在《长乐老自序》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自我炫耀的意态，说他不知耻，的确并不过分。范文澜先生说：“哀莫大于心死，冯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这一点，是很中肯的。在冯道看来，这世界仍将如此继续下去，人们将永远是在“虎狼丛中”。既然如此，无耻就应该是常态，所谓久居茅厕不知其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