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朝与西夏对唃厮啰政权及其所在的河湟地区的争取
宋夏对诸部的争取
宋廷对青唐中心的争取最为瞩目，既有战略上友好合作关系的正式确立，又有对历任国主的频频封赏和进贡回赐。
宝元二年至康定元年（1040）间，“联唃抗夏”日益成为边臣的共识，知永兴军夏竦、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鄜延环庆路经略使范雍、大理寺丞石延年等频发此议。
左侍禁鲁经和屯田员外郎刘涣相继出使青唐，与唃厮啰共商合击西夏之事，正式确立了宋唃间的军事合作关系。与之相应，在宋夏局势紧张之时，宋廷颇有破格封赏唃厮啰以使其成为伐夏股肱的意图，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予青唐中心以很高的优待。
这既体现为唃厮啰及继任国主均享有“西蕃邈川大首领”“保顺军节度使”诸名号及相应的赏赐，又反映在宋廷对唃厮啰进奉使者的座次的调整“诏唃厮啰进奉首领赴殿宴，升其座近北一间”，唃方在北宋对外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
相比政权层面对青唐中心的争取，宋廷对西北沿边吐蕃部族的招抚更为持久和隐蔽，通常内含于军事活动和蕃官封赐中，以控制区域内人、地为目的的军事推进和堡寨修筑是其直接效果。参照宋夏对峙中宋军的攻守态势，宋廷由守转攻的关键在于，招抚沿边蕃部以稳固边防和进行小幅度的势力扩张。
换言之，对沿边吐蕃部族的招抚，在宋军对夏作战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正因如此，王韶《平戎策》以招抚蕃部为首要目标，熙河开边的顺利开展也仰赖于对俞龙珂、木征等沿边大首领的有效抚御。
对照之下，宋廷对唃厮啰政权的争取，因具体对象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出双线进行的特征，即青唐中心代表了政权层面，而沿边蕃部被纳入到了蕃官体系，且前者在御夏早期所占比重较大，这与宋军较长时间内御夏不利的战况若合符节。关于西夏对唃厮啰政权的战略定位，笔者无法从相当有限的史料中得出确切论断。
但可以肯定的是，为防止北宋与河湟吐蕃势力联合可能造成的不利局面，李元昊将兰州一带据为己有并筑城驻军，在此之后，西夏在战略层面上实现了“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
西夏势力在兰州一带的逐步扎根和日益稳固，基本消除了唃厮啰政权对宋夏交争的实质性威胁，加之此时青唐中心因唃厮啰诸子的分立而呈明显的颓势，故西夏未对青唐中心开展如北宋王朝那般的争取。可以说，在西夏对宋作战的战略部署中，唃厮啰政权及其所在的河湟地区更多地扮演着辅助性甚而边缘性角色。
在夏唃交往中，与前述所论可能存在一定偏差的是，西夏与青唐中心之间的联姻（即董毡之子迎娶夏国公主一事）。
结合汉文文献中西夏与吐蕃重要首领联姻的诸条记载，西夏公主与董毡之子的联姻并非两政权层面的行为，而更多地是西夏政权与唃厮啰家族之间非敌对关系的体现，有可能是西夏集中兵力以抗宋这一总体方针的产物，这与夏唃双方均未将对方视作战略重点的定位并不矛盾。
进而言之，西夏对唃厮啰政权的定位较少受到宋夏对峙的影响，而是更多地以地域而非政权为中心，赋予青唐中心和沿边吐蕃诸部以相应的战略权重。与北宋相比，西夏基于自身势力在兰州一带的渗透情况，重沿边诸部而非青唐中心，对吐蕃诸部的争取更为灵活，且实际效果更为明显。
河湟吐蕃诸部的多面因应
如祝启源所论，在唃厮啰政权建立之前，河湟地区已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地方实力集团，唃厮啰本人将部族社会整合为政权形态的努力因唃氏家族的分裂而流于徒劳，继任国主亦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终唃厮啰政权，松散的部落联盟体制始终是制约国主和青唐中心统治力的重要因素。具体到本小节所聚焦的问题，这一体制的影响显而易见。下文以部落联盟体制为线索，在上一小节的基础上，略论河湟吐蕃诸部在宋夏交争中的动向，凸显诸部在宋夏两大国之间的主体性。
如前所述，宋夏双方对青唐中心的争取，在程度和目的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这也是青唐中心基于自身立场因应二方的结果。关于青唐中心在宋夏对峙中的姿态及其深层原因，以刘建丽为代表的学人多着眼于二政权经济形态的互补性，认为经济利益影响甚而决定了青唐中心的亲宋倾向。
此种论说虽然符合宋夏唃关系的总体脉络，但不足以解释唃宋间的短暂交恶。陆宽田以唃厮啰国主为中心的微观考察，较前一思路更易展现出唃宋交好背后的曲折之处。但遗憾的是，两文重点分析了唃厮啰任国主时的外交考量，未能较全面地呈现唃厮啰政权历任国主对内外局势的权衡。
在陆宽田的基础上，笔者重点讨论唃厮啰之后董毡、阿里骨的对宋对夏政策，尤其是在青唐中心或唃厮啰政权对外关系宏观视野下，尝试判定唃宋交恶事件的性质。与其父唃厮啰在任期间的宋唃形势不同，董毡治平二年（1065）继位之时，恰逢北宋御夏新战略正式出炉（此处指1072年王韶向神宗的上书）且很快付诸实施。
王韶《平戎策》的战略意图在于制御西夏而非青唐中心，但以河湟地区为首要目标，尤其重视对该地区东部——即更接近北宋西北边境的兰州、河州、岷州等地部族的招抚，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唃双边关系的走向。
在河湟开边势如破竹的情况下，依照祝启源对宋廷在正式开边之前封赏董毡意图（稳住青唐中心、维护宋唃同盟）的解读，宋廷在战略层面上将沿边吐蕃诸部与青唐中心分立，则熙宁七年（1074）和熙宁九年青唐中心对河州、洮州、叠州属羌的诱胁超出宋廷预期，应属交恶之端。
但是，结合“秦州遣人往董毡所，木正坐之庭下”的记载和吐蕃重贵种的传统，青唐中心与沿边诸部的联系难以完全割裂开来。出于在宋夏对峙中占据更多主动权的考虑，青唐中心更倾向于利用部落联盟体制所赋予的“共主”地位，加强对诸部的控制，推动河湟吐蕃势力由松散走向一体。
换言之，面对宋军进据河湟催生的宋夏地位变动和权势转移，董毡通过干预河湟地区东部事务来维持青唐中心对此地的影响力。这既是区域格局变动的结果和表现之一，又是松散部落联盟体制一体或者“联盟”的一面在实际军政活动中的反映。
与之类似，在阿里骨主政早期，唃宋关系不仅受其于阗人身份的影响，还更多地受制于宋夏双方战略地位的扭转。
因此，这一时期青唐中心的交好对象由原先军事实力较弱的北宋转向战略态势转弱的西夏，并借此部分地恢复青唐中心在熙河开边中被削弱的影响力。而当此种影响力无法重建且西夏并非可靠盟友时，青唐中心对外友好的重点再次转向北宋，这或许是阿里骨后期恢复与宋友好合作关系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在经济原因之外，青唐中心对宋夏军政举措的因应，另有松散部落联盟体制的双向作用。两大因素共同塑造了青唐中心政权象征和部落集团的双重特质，这使得唃宋友好较为持久的同时，也促发了熙河开边期间双方的短暂“交恶”。
在唃厮啰执政时期，青唐中心的经济利益诉求更为重要，且宋廷对夏方略与部落联盟体制并不冲突，故联宋抗夏成为国策。
而在董毡、阿里骨时期，青唐中心的经贸活动因回鹘人的多年经营日益繁荣，对内扩大青唐城的影响力和对外更好地应对宋夏对峙的白热化，成为国主集权的现实突破口。因此，发生于辖境内的军事活动成为国主达成诉求的一大机会，但部落联盟的松散又使得青唐中心的军事干预多流于偶然为之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