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血缘制以求阶级自由流通的荀子思想浅析
在《荀子》一书中提到最多的名词，很多人认为是“礼”，也有人认为是“道”或“法”或“德”，但笔者认为最多的词其实是“人”。因此《荀子》是一部“人道”之书，书中“人道”一词出现６次，“人之道”一词出现２次。
其先讲个人君子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再讲君王或欲从政者的治国之法，最后讲圣人圣王天子所以能符合天与天下平之理。
全文总的来说，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内容讲得还没有治国平天下的部分来的多。
一、不局限于血缘的“能群”“人师”
1.何谓“有德之人”？
对国家治理方面而言，在《荀子》中很大程度是指“能群”之人，想要“能群”者，不能不重视人民的需求，而其实早在《尚书》中就已有“重视民意”的传统观念。认为能留心民意、能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人，便是所谓的有德之人。
这样的传统到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更进一步地演变成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德治思想，甚至集先秦儒学大成者的荀子还直言“从道不从君”。
2.荀子的教育理念
荀子认为，通过教育及努力学习的积累过程，应该要让贤者与能者“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如此政治方能具备对族群有利的公平正义的“上者下之师”之教育功效。他认为其“为人上”时应该成为“人师”般的存在，另有多处提到“人师”或“君师”。
由此可知，他认为上位者一定要是能成为“人道师表”者，这讲法与其大约同时期的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的观念很类似，都要求统治者必须是一个拥有坚定意志与德行、智慧者。
二、为革除血缘继承制做出的努力
虽说儒家一贯之“德政”思想与上述“人师”“君师”思想本就隐含着“破除血缘”的道理在其中，但先秦诸子中唯有荀子直接对此做了论证。
荀子指出了远古传位的“超血缘性”特质，认为尧舜禹时候本来拥有优良的传位传统。而荀子对传到大禹的后代却发展出以血缘关系传承模式的“失序”行为不满。
此外，荀子所身处的时代常见以武力或财富来决定统治阶层的存亡、胜败，荀子是赞同以德行高下作为阶级分层的方式，而反对以武力、财力来兼人。
这一思想应该是继承《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发展而来，这类观念的建立、流传与普及本该能突破血缘继承的枷锁。
然而由于当时教育资源普遍稀缺与上位者拥有资源垄断之优势、对教育观念的短视近利，使得拥有权位与资源者的后代成材几率出现明显的正相关性，是以在资源、信息的不对称下，让血缘继承制仍有继续生存、维系的庞大空间。
而荀子具有不畏强权而能突破窠臼的眼光与勇气，希望能让世界运行规律恢复到以“对族群长远发展有利的智慧与德行决定阶级”的美好时代，所以他向往尧舜时的先王之治，崇尚礼义；强调以阶级自由流通、双向互动等为原则的伦理关系，重视由己作起之向内寻求的身心修行。
这些皆是基于能有利于族群永续和谐发展。是以笔者认为荀子所谓德行，其本质是有利于群体延续发展的言行举止。
而为达至此一目标，孔孟荀之儒家一脉，深思熟虑后找到的最佳方案是：与执政者合作，以政教、刑教、礼乐等教育方式，自小培育人们养成根深蒂固习惯，并形成团体氛围，以提高回归理想运行规律（非血缘继承）的可能性。
三、借反对“禅让”提出血缘制的危害
既然如此，照理来说荀子应该会很推崇禅让制度才对，那为何他在文中却似乎对“禅让”这个词汇有很大的意见呢？其实他是在借反对禅让这种“自打耳光”的怪诞行为，来棒喝当时世人应该要理性反思血缘继承制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荀子基本认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与《孟子·万章上》所谓“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是一脉相通的。只有通达民意、能带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受天下人认同者才具备拥有此位格之资格，成为“君师”。
而变节失德者，就算拥有血缘，其位格亦会失去而成为独夫，没有禅让的资格。
因此，如果当天子违义失德时，即只能被归为民（独夫）而失去继承天下之法理性，毕竟失道者已失天命，这时只能算是暂窃有天下之籍者，此种人我们如何能期望其没有私心而真能行禅让之事呢？
圣王依据“道义”所制定下来的善法善政与行事原则，才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凭借。圣王殁后有资格能拥有天下者，是继承其制度与行事原则者而非限定在圣王血亲后代。
所以只要制度、原则依循不变，无论是由“三公”“诸侯”或“圣王之子”继承，都不应该轻易改朝换代，因为兴亡的过程百姓太苦。
荀子说智慧与德行是不会因为衰老而改变的，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进一步地替他解释说：
人虽然会衰老没错，但是在圣王清明时依据“道义”所制定下来的善法善政的行事原则是古今不变的，并且就算其真因为老了变了不符合道义了，那其位格就会如前述一般失去，而失去位格者就是独夫，又如何能有禅让的资格呢？
四、借讨论刑罚提出血缘判断的危害
荀子是坚决反对血缘论者，他所处之时代以血缘因素株连三代及以血缘为凭之王位继承制度，认为所导致的“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是非常荒谬且不合理的做法，是以我们绝不可因血缘认为一个人是否罪恶或有贤德。
如果根据血缘举用人才，必然导致混乱衰微。此处特意连带论及天子之位的传承应以德性至上，不应以血缘为依据，意图十分明确。
荀子客观、中立、冷静地认为，判断一个人善恶或适不适合入阁与血缘、情感无涉，其主张任命官员应撇开身份或血缘继承因素，而聚焦在评判当事人之言行举止所表现出礼仪道德标准上。
由此可知，只要人人都踊跃学习儒家成德成仁的思想学说，让儒者基数够大，那么在圣王死后，天下亦必然会有足以担当天下之重任者出现，所以在逻辑上不需要也不可以有擅自将天下让与谁的制度。这种“反对大家对禅让制存在不切实际幻想”的说法，值得大家重视。
五、荀子思想所需要的背景条件：附论“科举制度”起源
荀子是一位十分注重教育且强调教育功能的研究型学者，待在稷下的时间共有26年，并担任了三届荣誉祭酒，且“最为老师”。
而“稷下”，则是当时天下最重要且知名的人才养成基地，是一个能够让平民得以突破血缘、身份背景局限枷锁而出人头地的重要舞台。其存在时间跨越多代齐王长达近一百五十年，从考古遗址规模来看，鼎盛时期的稷下至少可容纳数千乃至上万人。
单论荀子一脉，于当时之教育影响力已不容轻视，这从汉代博士官小半出于荀子后学可证。
是以稷下或许对当时政治与学术之影响不是立竿见影，加之当时有不少养士之地存在且人才四处流动情况普遍，因此让它的独特性不显著而没有在先秦古籍中被特别提及。
但其隐性之长远影响力到了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却已彰显出不容小觑之态势，这或许就是身处后世深刻知晓其重要性的司马迁会特别将其提出强调的原因。
在战国时期，读书人（士阶层）整体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认为，正是由于士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能自由自在地周游于各国之间，才促成了统一的结果。
因为即使不分封异姓官员世禄之地，王族代代繁衍下也必然形成后来子孙无地可封的结果，是以谷禄制实为不得不兴者。正因为谷禄制度的普及，才使得“士”之独特性在战国时期被彰显。
士阶层地位的获得，是与其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当时人才国际间之流动乃司空见惯之平常事，如同当下的学生一样，通过读书掌握某种知识、技能或理性思考等能力，从而获得突破身份阶级与自由寻求个人志业的能力及机会。
并且他们应具有选择待在国内或出国的权利，他们可在国际间游移，道不行则去，当时儒家思想中也没有忠臣不事二主之观念。并且孟荀皆认为如果天子、君王悖德而致天下乱，其被推翻也是理所当然的。
诸子百家思想得以不受地域拘束，各门派之学者皆可不拘一地之偏狭，有机会与不同文化习俗的人事物接触、交流，碰撞思想、增广见闻的同时，亦能激发灵感与周全各自思想体系。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中说：“按《左传》所载春秋时代的516个人物中，出身寒微者为135人，占26％；而在战国时期的197个人物中，出身寒微者为108人，占55％，两倍于春秋时期。”
如庄子、墨子、孟子、李斯等皆非出身于世家贵族。当时儒家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育观念，推波助澜地打破知识垄断，促使民智大开及寒门平民兴起。
阶级间壁垒越到战国末期越发动摇与流通顺畅，这又进一步地提升了人们学习以求改变命运的意愿，形成良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功能与意义自然更容易受到重视。
也因此当时大多思想家的学生来自各国，这也进一步造成天下士人的国家意识不强，所思所想常非仅为一国一家一姓，视野能相对开阔的为天下之长治久安而构思良药明方。并且当时士人自尊心极强，常一言不合即远走他国。
当时的士阶层姿态高，许多并非卑躬屈膝的人。在这样自尊自重且大受他人景仰的氛围下，有才能者到处受礼遇而不愁吃住，一定程度从物质层面的束缚中解放开来。
想必这亦使得其思想能更加不受限制，敢思敢想，加上思想家们碰面交流机会大增，容易碰撞出火花，是以当时能形成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学术灿烂高峰，而教育事业与行为亦在此氛围下蓬勃发展、普及。
这些都是催生出荀子大胆颠覆之教育思想的沃土，而其“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等之教育思想，后来又成为我国独特科举制度之所以能诞生的重要思想渊源。
总结
荀子的思想论述加上其写作背景，本足以早早就促成“科举制度”的出现，事实上秦帝国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朝的“察举制度”其实已算是其雏形、先驱，然而直到约八百年后的隋炀帝时才真正创建出对世人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
虽没能据此一步到位的彻底革除掉血缘继承制，但至少已让大多数的阶级不再被血缘身份垄断，而有了流通的空间与适当的标准；就连皇族子弟也必须在其内部范围，依据学习状况与表现来争取提高其在家族中之地位与继承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