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郑政权在河南地域的政治道路从军事扩张到王世充统治策略的确立
王郑作为河南地区的第二位霸主，其崛起是建立在击败第一任霸主李密的基础之上。在王世充之前，李密已经对占领的广大河南地区进行政权化的整合。
在李密率领瓦岗军由相对东部的东郡向洛阳攻略的过程中，以地方豪强与民变流寇为代表的地方武装都在两条道路之间做出了选择，其一是加入李密东都征伐的军事编制中，一定程度上服从李密的军令支配，这一时期大部分河南地方武装都被李密动员加入瓦岗军集团。
二是选择表面顺从，实则据地自守，如黄州周法明、雍丘李公逸、兖州徐圆朗等部并未随李密北上，而选择在承认其地位的基础上划地自守，李密出于巩固根据和争取地方支持的需求也允许此类情况的存在。
一、王氏军事势力的扩张
李密火并翟让后，瓦岗军内部河南豪强的势力大为消减，而在李密败亡后，“室家重大”的山东豪族王伯当，以及出身豪强的徐世勣、常何、黄君汉先后归唐，而以隋降军将为主的内、外军诸部则多归王世充。此时的王世充成为李密政权最大的政治继承者，王世充本人也开始以东都为根据向河南、江淮诸州郡进行扩展。
王世充在洛阳的经营几乎与李密同时，大业十三年，王世充“率江、淮劲卒五万来讨密”，自是开始介入洛阳政局，彼时的洛阳军事首脑樊子盖病逝，洛阳驻军实力大损。在对抗瓦岗军的战争中，张须陀、裴仁基、刘长恭、段达等大将都相继失利，王世充作为外援得到洛阳方面的极大重视。
在洛口失利后“世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征还洛阳，置营于含嘉仓城，收合亡散”。得到洛阳朝廷的接纳和支持之后，王世充通过败而复战的方式多次攻其不备，使得战局逐渐陷入焦灼。而王世充也因其军事统帅的地位成为洛阳政局中的重要人物。
洛阳皇泰政权建立之初，七贵之间的矛盾就酿成了大规模的政争及兵变。事件起因在于炀帝死后宇文化及率众北上，元文都与卢楚希望借此使李密与宇文化及相互消耗，而此时受困于两线作战的李密也上表请降，愿意称臣。元卢二人促成此事“即日遣使拜密为太尉、尚书令，令讨化及”。而招降李密的行动也引起了王世充的警觉并最终酿成了王世充与段达联手的宫变。
经过此次政变，王世充铲除了七贵中的异己者，成为洛阳地区的实际领袖。与七贵旧人的矛盾，也暴露出了王世充作为外来人物在洛阳地区政治认同的缺乏。因此，王世充以经营声望为目的，围绕东都地方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王世充的权威经营活动，分为三方面展开。首先是共同利益群体的建立，王世充本帅江淮兵入卫东都，自江都以来就跟随王氏征战的江淮兵本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但在与李密的战争中，王世充的江淮兵损失惨重，进入含嘉城时，江淮兵仅剩万余人。在基础的利益群体严重削减之后，王氏开始在洛阳军中重建共同利益。
作为东都唯一可以依仗的军事统帅，王世充极力将洛阳军士的命运与战争的胜败捆绑一处，一方面王世充“见益募兵，再飨将士”。通过犒赏恩惠收取军士之心，准备再战，其目的是夺回洛口诸仓城，缓解洛阳军中的粮草危机。从李王交兵的情况来看，王氏大多数的军事行动都以仓城为目的并多次取得成功。
可以说，王氏的军事胜利一定程度上保障着洛阳军队的供给。另一方面，王氏也在军中积极宣传反媾和的思想。在元文都、卢楚计划招安李密之时，王世充却在积极煽动洛阳军中的战争仇恨。
除去利用洛阳军队战争的仇恨和瓦岗军复仇的恐惧以外，出身江淮军的王世充将荆楚地区的巫鬼文化同样用于宣传。
王世充军中的基础骨干是来自江都的江淮精兵，且洛阳临近江淮，募兵多得楚人，故而王世充托言鬼神的做法起到极好的效果。正因如此，王氏才得以以外将之身控制东都兵对抗李密乃至夺门政变。
同时，主张议和的元、卢等人无力控制军队，而李密集团对于洛阳内部情况缺乏了解且忙于对抗宇文化及，使得王世充借此完成了对军队的掌握。此时的东都地区，先后聚集着数十万军人，东都以及外来军队数量最多时不下三十万人，军队群体已经成为洛阳地区独特而不可忽视社会群体。
王氏利用军事胜利与反媾和宣传建立的军队共同利益体，相当程度上可以左右东都的政局，强大的军事压力也是迫使掌握洛阳城防的段达倒向王氏的重要原因。除去建立以战胜和生存为核心的共同利益以外，王世充也积极将家族私权渗透军中，政变之前王世充的江淮嫡系以及宗族势力就在对抗李密的战争中发挥着极大作用，政变后，王世充独掌大权“其兄世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拥兵马，镇诸城邑”。
通过利益凝聚和私权支配，王世充将东都兵团完全打造成其最坚实的政治基盘。自始至终，王世充都只对有宗族子弟节制的东都嫡系军队保有绝对信任。因此，河阳大败之初，失去军队的王世充“不敢入东都”只是“自系狱请罪”。而邙山战败后，嫡系丧尽的王世充即放弃抵抗，都是由于其对军队支持的依仗与信任。
其次，王世充来自江都，以镇压叛乱起家，农民军中也往往以“文法小吏”视之，出身炀帝宠臣的王世充在洛阳政权中一直无法进入权力核心，元、卢等人与王世充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来自这种认同的缺失。
洛阳宫变之后，王世充虽然铲除了敌视自己的洛阳七贵，但仍然缺乏在朝野中广泛的支持与认同。以获取认同为目的，王世充开始在东都官僚中积极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作为外来将领，依赖军权的王世充常年在城外指挥作战，想在政治上活动声望，王氏必须通过结交洛阳本地名士、重臣来扩大自身影响。段达、云定兴与杨汪即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段达与云定兴都是洛阳城内重要的将领，段达出身炀帝藩邸旧臣，以军功而得高位，是王世充入洛之前洛阳重要的军事统帅之一。皇太主即位后，段达为纳言，位在七贵。但段达本人“唯持重自守，时人皆谓之怯懦”，这种保守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表现于政治。
相比于同为宰相的元、卢，段达在东都朝政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所依仗的只是城守兵权与先帝重臣的身份。段达老成持重的政治态度与出身军将的身份背景与王世充无疑是更为接近。在宫变中，执掌城守的段达选择站在王世充一边，“遣其女婿张志以楚等谋吿世充”并为其内应。由于段达的配合，城内出现了军事调配的失灵。
文都自将宿卫兵欲出玄武门以袭其后，玄武门，宫城北门。长秋监段瑜称求门钥不获，稽留遂久。
段达也亲自参与了王世充的行动，率兵抓捕元文都等人。王世充称帝后，段达进位司徒，成为王郑外臣中地位最高者，也是由于段达在政变中的巨大作用。段达与王世充的相近处境无疑反映了洛阳朝中的政治争端。胡如雷将元、卢与王世充的矛盾归结于李密与王世充的对抗，从大局而言并无问题。
但就政争本身，招安李密的策划出自东都，亦不见李密对东都有相关的政治渗透，将政争直接归于李、王兵争则失之偏颇。按《北史》所记“七贵颇不协”，其不协的根本在于兵权与政权的矛盾。王世充以外将掌兵受到元、卢猜忌，而元、卢兵权不足，无以自固，因而谋招李密以对抗王世充。
从这一点上看，同为掌兵的段达也感受到了类似的威胁，位于东都武官序列的云定兴也是以类似的原因选择支持王世充。王世充猜忌越王侗，“尝于侗前赐食，还家大呕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复朝请，与侗绝矣”，而段达和云定兴因其旧臣身份成为王世充与越王侗沟通的传声筒，王氏加九锡、进相国以及禅代等活动都是有段、云二人代为转达，借助二人王世充彻底掌握洛阳城内的军权与朝局。
二、王世充的统治方略
杨汪与王世充的结合还带有更深层的因素。杨汪本弘农杨氏，因仕宦家于洛阳，是洛阳杨氏的代表人物。不同于段、云二人的旧官身份，杨汪不仅是东都留守的旧官，也是地方长官与士林代表。杨汪以经学显名，“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此时杨汪已经脱离东都担任梁郡通守，在与李密的作战中立有战功。
王世充在掌握朝政之后积极延揽东都名士，“悉取隋朝显官,名士为太尉府官属”。于时颇有名望的名士戴胄、孔颖达，京兆士族杜淹、韦节，杨恭仁之弟杨续等人皆在其列。王世充虽为胡人，因随其母改嫁冒姓了京兆大族霸城王氏，延揽士族的同时，王世充也在力图抬升自己的出身。王世充登基后以京兆名门，韦孝宽孙韦匡伯之女为妃，韦匡伯女及从女与李唐、杨隋宗室联姻，是关中极具影响力的大族。
同时通过旌表战争功臣鞠举以及陷于敌营而不曾投降的那卢和之母元氏，王氏也在寻求洛阳地方军官和本地大族的支持。杨汪本身是地方大族与旧臣名士的集合体，他与王郑集团的合作即本地大族的名望、利益与王氏控制洛阳的政治权力相结合的重要表现。
士族的支持对王世充而言并不是稳固的，尤其在王世充展露出代隋之志以后产生了大批反对者，如同样入援的独孤武都、独孤慎兄弟以及李密处回归的裴仁基、裴行俨父子都曾试图组织以尊奉越王侗为目的政变。
此外，王世充试图征辟的士族官员中也有许多不愿合作者，如陆德明“服巴豆散，卧称病，玄恕入跪牀下，对之遗利，竟不与语”，郑頲“愿弃官削发为沙门”。不仅洛阳旧官，王世充幕府中，士族僚佐对于王氏代隋也持反对意见。
李世英认为“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号，恐远人皆思叛去矣”，戴胄也主张“所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使国有泰山之安，家传代禄之盛”。可见洛阳地方士族对于王世充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
因此，为摆脱洛阳旧官和隋室皇统的掣肘，王世充开始试图越过洛阳朝廷建立与地方社会的直接支配关系。王氏自执政以来，即开始通过政令将个人的政治权力直接向地方社会渗透。
越过尚书诸官所进行的直接招贤，是王世充与洛阳基层社会建立联系的尝试。建立以私人赏拔的任用关系，一方面可以向洛阳地方突出其个人权力，另一方面也希望绕过旧官系统建立自己的官员班底。除去特命招贤以外，王世充也极力包装自身勤政、亲民的政治形象。
王世充所贯彻的“正若一州刺史”的治国方式，意在通过亲民、勤政拉近与洛阳地方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在复制炀帝时代线性支配的宫廷决策模式.王世充一面越过百官直接受理地方乡里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也拒绝重建完整的宰相台省。
王郑以亲信任宰相，但对于当时最为重要的尚书左右仆射，则并未提及设立，协调监督百司的尚书职责也常因王世充本得越权而失效。王世充直接干预百司的日常行政，无疑是希望将权力带来的政治名望集于一身，并通过这种方式向洛阳地方社会展示其对于地方乡里的重视与认同。
总结
笔者认为，王世充所推行的以树立宗族地位、私人权力和名望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塑造活动，其目的是希望在并非故土的东都，建立起类似乡里郡望的基层权力关系。
南北朝以来，士族往往以郡望乡里为核心进行政治资本的经营，而王世充的政治活动无疑借鉴了这一方式。王氏在军队这一特殊群体中依靠胜利和战争仇恨快速建立的统帅威信，并以此代替乡里士族依靠累世官宦与道德名望积累的地方声望，以形成基本利益共同体。
同时，王氏通过荐举、合作与联姻等方式试图融入以东都旧官和河南大族为核心的洛阳士族关系网，得到大族官僚在身份上的认同。
最后，通过个人对基层社会在取士、乡议上的影响与尊重，建立起以私人权力威望为核心的地方权力支配，并以此代替大族豪强依靠经济和部曲力量经营起来的地方话语权。利用这些手段，王世充试图在洛阳地区制造一个以王氏宗族为中心，私权支配为主体的权力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