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后士族地位下降，为何南陈皇权会在此时选择与士族交好？
经过梁末的侯景之乱与江陵之役的南朝早已千疮百孔，原从东晋南下的衣冠士族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幸免于难的名门望族也所剩无几，陈霸先只能以南方的本地士族为主要依靠建立南陈，如吴兴沈氏、吴郡陆氏、会稽虞氏等。故而新兴的南陈政权完全不同于南朝中任何一个政权，陈寅恪先生称之为“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
原先南下的老牌士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虽也被吸收到南陈的皇权之下，但经过战乱的他们，此时与南方本土士族相比，无论是实力还是数量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南陈期间，老牌的名门望族虽在社会上还享有较高的名望，但已经无法左右政局，只能成为皇权的附庸，而南方的本土士族与南陈陈氏同出于江左，并无地域上的隔阂，且南方士族从东晋开始一直受到一些南下士族的排挤，其实力有很大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军功上位的南陈皇权一家独大，江左士族为求政治庇护与利益保障，皆依附于南陈皇权之下，而南陈君王，也热衷于与士大夫交流，文化上虚心向文人名士学习请教，在这种情况之下，南陈的皇权与士族开始走向融合。而这种融合不仅是政治上的融合，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融合。
一、陈霸先对文人名士的敬爱
由于陈霸先深受梁武时期文化氛围的影响，虽出生卑微，但也好“涉猎史籍”，且对名士文人极为敬爱，陈霸先对蔡景历，“侯景平，高祖镇朱方，素闻其名，以书要之”，当陈霸先得到蔡景历的回信后，“甚加钦赏，仍更赐书报答，即日板征北府记事参军，仍领记事”。又如沈炯，“高祖尝称炯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之”。再如谢哲，“高祖自京口渡江迎接郭元建，哲乃委质，深被敬重”。
陈霸先在尊敬名士文人的同时，也极为看重本族子弟的文学修养，并且多聘请名士为子侄传道授业，以提高家族形象与文化素养。如《陈书·蔡景历传》记载：“衡阳献王（陈昌）时为吴兴郡，昌年尚少，吴兴王之乡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数，高祖恐昌年少，接对乘礼，乃遣景历辅之”，同时又派遣陈郡谢哲共辅，后又派遣吴郡杜之伟传授经书，于是“昌读书一览便诵，明于义理，剖析如流”。
又如“高祖素知于（毛）喜，及镇京口，命喜与高宗俱往江陵，仍敕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谘禀毛喜’”，陈霸先让陈项遇事咨询毛喜，也是希望陈项能多与毛喜联系，从毛喜处学到士人之风。
陈霸先的侄儿陈蒨，“少沈敏有识量，美容仪，留意经史，举止文雅，造次必遵礼法。高祖甚爱之，常称‘此儿吾宗之英秀也’”，“侯景之乱，（沈）洙窜于临安，时世祖在焉，亲就习业”。此外到洽之子，到仲举也与陈蒨私交密切，相互友善“文帝居乡里，尝诣仲举，时天阴雨，仲举独坐斋内，闻城外有箫鼓之声，俄而文帝至，仲举异之，乃深自结托……侯景之乱”。
陈蒨有士族之风范，又善于与士族处理人际关系，故而陈霸先对陈蒨极为喜爱，永定三年六月癸卯，陈霸先病情加重，于是成霸先“遗诏追临川王蒨入纂”，陈霸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毫不犹豫的将皇位传于侄儿陈蒨，其原因有两点：其一，虽然皇子陈昌还在世，但被北周扣留于长安，传位于陈昌显然不现实；其二，皇侄陈蒨从侯景之乱后就跟随陈霸先多年，东征西讨，功劳显著，且“美容仪，留意经史，举止文雅，造次必遵礼法，高祖甚爱之”，所以在当时，陈蒨是陈霸先最为看好的继承人。
二、南陈君主对士族的友善尊重
陈武帝、陈文帝两位南陈君主皆对士族友善尊重，关系密切，并表现出对士人文化的极大喜好，这使南陈皇权与士族之间的隔阂逐渐消失，士族也开始逐渐与南陈皇权融合，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表现出国家的责任感。
无论是陈宝应的叛乱，还是欧阳纥的叛乱，都遭到南陈士大夫们的抵制，由此可以看出，南陈士族逐渐改变了梁末时期士族对国家命运毫不关心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侯景之乱与江陵之役给了南朝士族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久经战乱的士族们不愿意在看到战争的发生。
同时也使幸免于难的士族们认识到个人以及家族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体的，只有国家的安全，避免战乱的发生，朝廷制度不断健全完善，才能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庇护与利益保障，这正如沈洙与江德藻讨论丧期期限的问题时，沈洙所说到的：“自天下寇乱，西朝倾覆，流播绝域，情礼莫申，若此之徒，谅非一二，宁可丧期无数，而弗除衰服，朝廷自应为之限制，以义断恩，通访博识，折之礼衷”。
南陈君主对士族的友好，主动与士族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而士族表现出对国家的责任心使得士族对南陈皇权的产生一种强烈认同感，更紧密的围绕在南陈的皇权之下，是南陈时期皇权与士族融合的重要前提条件。这标志着自东晋就存在的皇权与士族的矛盾最终在南陈得以化解。
而侯景之乱与江陵之役的重大动乱以及后续的战争，使当时的南北政权的矛盾迅速激化，而南渡士族与南方本土士族之间的利益矛盾则开始迅速淡化，同时士庶之间的界限、高门与寒门的界限，也因为战乱的缘由而越来越模糊，南陈继承南梁时期重视文化的传统，门第出身只是一个身份而已，在取士任官中已不再是首选，而个人的才华才是进入仕途的重要条件，为更多的名士文人进入南陈统治集团创造有利条件，也使得南陈时期学风日盛，在这种风气之下，南陈皇权与士族开始全面的融合。
三、士族被吸纳到南陈皇权统治
在南陈建立之初，为了吸引士族，君主多采用优待政策，很多士族都被吸纳到南陈皇权统治之下，武帝时期，名门望族占33％，到文帝时期则迅速升至50％，到宣帝时由于宗室人数的提高，士族下降至38％，整体来看，名门望族在南陈统治集团中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席位，是南陈皇权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当时南陈处于草创时期，典章制度多不完善，故在吸纳士族时多是照单全收。到陈文帝时期，南陈政局开始稳定，天嘉元年七月甲寅的求贤诏中提到：“竝世胄清华，羽仪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称，竝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以下，其个进举贤良，申荐沦屈，庶众才必萃，大厦可成，使棫檏载哥，由庚在詠”，其中“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称，竝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说明南陈君主求士的范围以不再限于名门望族，凡有才者皆可入仕，这也是南陈皇权的一种开放性。而且从文帝开始，进入南陈皇权核心的士大夫多是当时的文人名士。
大量的名士文人进入南陈皇权的核心，促使了南陈政权的文化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重设官学，天嘉初，沈不害尚书上书文帝，请求重设官学，沈不害在上书的开篇就说：“臣闻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直接点明了官学设立的重要性，而整篇上书的言辞都较为强硬，后又在结尾写到：“况复江表无虞，海外有截岂不得开阐大猷恢弘至道？宁可使玄教儒风，弗兴圣世，盛德大业，遂蕴尧年？”
可以看出沈不害对重办官学的迫切要求。对于沈不害言辞强硬的上书，文帝并没生气，反而以平和的口气进行回复，还对沈不害赞扬一番，“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这说明沈不害上书重设官学的要求和文帝的想法一致。同时也表明南陈皇权与士族的执政理念逐渐相同，是南陈皇权与士族融合的重要表现，但这并不代表陈文帝就认同士族的一切。
陈文帝对梁末的士族虚浮奢侈作风极为反感，在天嘉元年八月下达的《禁奢丽诏》诏中写到：“朕自诸生，颇为内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华，观览时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时乘，临驭区极，属当沦季，思闻治道，菲食卑宫，自安俭陋，俾滋薄俗，获反淳风”，虽然陈文帝深知梁末时期奢侈浮华作风的弊端，但并没有以君主的身份对其进行斥责，完全是以士族的角度进行批判。
无论是重办官学还是下达《禁奢丽诏》，都表现出陈文帝将自己站在士族的立场上思考，文帝对士族的思想了解远甚于武帝，不仅继续吸纳士族进入南陈政权，保证其传统利益，还将当时的名士都选入到南陈皇权的最高层，来表现南陈君主对士大夫的信任，而士族也通过皇权的权威来完成自己的执政理念与主张，二者都有共同的目标，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前提下，只有皇权与士族融合之后，才能使南陈君臣一体，南陈也才能维持稳定的发展。
总结
南陈君主为了将士族彻底地融合到皇权的统治之下，就必须缩小二者之间的文化差距，消除精神上的隔阂。所以武帝时期十分重视与名士文人的关系，文帝时又重办官学，将当时的名士多纳入到皇权核心，宣帝时又将大量的名士文人选入东宫，充分的尊重士大夫们的理想与事业，而士大夫们也为南陈的发展出谋划策，在此情况下君主与士大夫有了共同目标，皇权与士族开始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