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阅读贾谊《过秦论》,感悟颇深。贾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辞赋家和政论家,洛阳人,18岁即能诵诗属文,精通儒家经典,22岁任博士,同年升为太中大夫,撰《过秦论》、上《论积贮疏》,提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国家政治的方略,极为汉文帝赏识,数度欲让贾任公卿高位,因权臣不容,改任长沙王太傅。贾谊故居位于长沙市太平街,贾谊故居有一口井,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宅藏汉室千秋策,门对湘山万古流。”贾谊的赋写得云蒸雨降、回肠荡气,以《鸟赋》《吊屈原赋》最负盛名;政论写得峻拔锋利、语警词工,以《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为世所重。《过秦论》则兼及辞赋的文采辉耀、语势腾纵和政论的见解精辟、雄辩有力,以汪洋恣肆之文表拯世救民之意,别具一格,流芳千古。
古代共商国是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提出的重农抑商主张,深深影响了汉文帝;在《谏铸钱疏》中提出的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和《治安策》中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汉文帝采纳,但被汉武帝所采纳,对于造就“大汉雄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过秦论》肯定了秦王国和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认为秦顺应了春秋战国之际民心要求和历史潮流,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后贾谊对秦王朝后期腐败和暴政导致天下灭亡感到叹息,同时回应西汉王朝如何避免重蹈秦朝覆辙、巩固政权的问题。《过秦论》中所描写的秦王朝的发展变化,其中深藏着仁政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同时,贾谊着重强调了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变革、去顺应时势,而要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既要有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又要有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东西。在贾谊看来,与时俱进还表现在同一王朝不同君主交替后要有不同的治国理政手段。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改变前任君主的所有做法,而是要坚持好的正确的方略,纠正错的不合时宜的做法。
贾谊继承并发展了黄老学派和韩非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道的特点就是无形,道的无形就像一面镜子,看起来是空洞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才能入者即见。古本《周易》曰:“道有大恒,是生两檥。两檥生四马,四马生八卦。”德是从道中分化出来的,开始从无形到有形。道是原本的“无形”,德是道的凝聚,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间万物都有其道,化而成理,并载于德。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道凝而成德,德化而成形,赋寓在这个成形的物体中的道德就形成了这个物体的性。神者,道、德、神、气发于性也,也就是说神是性所发出来的变化作为。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知,明则有辉于外矣。命者,就是说在一个物体的结构和形体确定之后,不以物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受自身形成过程的客观情况决定,这就是命。《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贾谊认为万物都是气,是由阴阳二气组成的,而这二气也经常在变化之中。亦如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言:“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贾谊《过秦论》结语点睛:“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贾谊“仁政、唯物、与时俱进”的思想对于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贾谊的政论思想启示我们,昂首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吸收古今中外先进思想的精华,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行进在万里长城十三关,我们惟有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考虑问题,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来谋划此时此刻的行动,中国的现代化巨轮才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绘就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多彩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