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吕留良案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胤禛

年号：雍正

在位：1722—1735

享年：58岁

庙号：世宗

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陵寝：泰陵（清西陵）

子女：16子，8女

皇后：乌拉那拉氏

继位人：弘历（乾隆）

青史语录

“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

— 《清史稿·世宗本纪》

曾静投书

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跟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在文字狱的历史上，最善于作“奇文”的无过于他。其中，规模最巨的无过于雍正六年的曾静、吕留良之案。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有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其地即今浙江桐乡县西南部）。此人先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年间应试为诸生，后来懊悔，抛弃科举，隐居著书。康熙博学鸿词科吕留良被荐举，他誓死不赴，乃至削发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卒。吕留良平生抱守程朱性理之学，尤重“华夷之辩”，宣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满清、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他的高卧事迹和所著《四书讲义》、《语录》、所评选的八股文等，广为流传，在世人中影响很大，人皆尊称他为“东海夫子”。他死后人们立祠祭祀，连浙江总督李卫上任之初也前往瞻仰，题匾颂扬。

湖南文士曾静在一个偶然机会读到吕留良的文章，十分敬佩他的学问，于是遣派学生张熙从湖南寻迹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打听他遗遛下来的文稿。张熙此次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相谈之下大有相见太晚之感。张熙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个见面，四人议论当今朝廷统治之事十分愤慨，秘密商议如何能推翻清王朝。

讨论了半天，一个汉族大臣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他就是岳钟琪。岳钟琪讨伐边境叛乱立了大功，受到雍正帝重用，担任陕甘总督，掌握兵权。曾静与他们相议，如果劝动岳钟琪反清，成功大有希望。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个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指斥、责骂之词，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劝岳钟琪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通天大案，非同小可，岳钟琪6天内连上三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雍正帝震惊之余、怀着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待岳钟琪把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

十月，除已经去世的日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名赓臣）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缉拿归案。十一月，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杭奕禄遵照旨意，向曾静等人宣讲清朝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及雍正帝的“天地之量，尧舜之仁”。雍正帝明白，"道书"中的"诬谤"别有来源，不是曾、张二人凭空握造的，因此一再指示岳钟琪好生开导张熙，心中已拟定对张加以利用。利用的前提是感化，经过一番攻心战，没有骨头的曾、张果然被感化。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照清廷的安排编定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第二年（雍正七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在朱批中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吹风”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

《大义觉迷录》

雍正帝到底是怎样“出奇料理”的呢？第一个大动作是在雍正七年（1729）十月，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的“反面教材”，最触目的如曾静列举雍正帝10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具体事实如写雍正帝与父皇“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说允礽、允禩、允禟之死是被杀害；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雍正帝收纳了废太子的妃嫔，常带着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说雍正帝私下派人从四川贩米到苏州发卖……按理说，这类材料谰言应严格保密，防止扩散，可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大量“反而材料”充斥其中（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堪称古今一绝。

《大义觉迷录》经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略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这部奇书，尔后把曾静交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尔后把他送回原籍候旨。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他下令彻底追查。地方官秉承他的意旨节节追踪，最后追查到已经败亡的允禩集团，据说是允禩身边的几名太监在流放广西、云南途中散播的。这样，雍正帝打击残余政敌又有新的借口。

“出奇料理”的第二个大动作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为风俗人心立戒。吕留良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作历史上的大灾难。他的笔下称清朝为“燕”、“彼中”等，而不依功令称“大清”、“圣清”、“国朝”等。此外，他还对康熙时政表示不满，如文集内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大义觉迷录》、《清代文字狱档》）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严鸿逵、沈在宽等人皆仇视满清。严鸿逵在其日记中记载灾异，如索伦（今内蒙古海拉尔市）地震、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大水。大学士朱轼推荐严鸿逵修《明史》，严鸿逵以死相拒。沈在宽则作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清代文字狱档》），又抄录吕留良私淑弟子黄补庵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

雍正帝在连篇累牍的《上谕》中狠狠批驳了吕留良、严鸿逵等人的上述思想言论，斥为“悍戾凶顽，好乱乐祸”“丧心病狂，肆无忌惮”。他认为“吕留良生于浙江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五月二十一日《上谕》据《清代文字狱档》）他把吕留良视为“教唆犯”，认为浙江之所以“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之所以出现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吕留良流毒作怪。为浙江一省的“风俗人心”着想，雍正帝示意要对“名教中之罪魁”吕留良处以极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律论拟吕留良身后之刑。

这时雍正帝又进行了第三个动作，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生员征求意见。

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己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犹如孟子所云“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以显示“大公至正”，其实是一种恐吓性的宣传。

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的读书人都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有异词也无人敢转呈）。既然“国人皆曰可杀”，雍正帝于是名正言顺裁决如下：

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一人受杖责，四人免刑释放。

【作者简介】

惜何昔，90后自由撰稿人，偏爱历史，希望可以在历史的往事中汲取精神食粮，借古鉴今交到更多知音朋友。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有多困难，都要坚强地抬头挺胸，告诉所有人，你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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