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就独木难支？他犯的真正错误是路走歪了
在南明政权存在的18年中，最有希望能抵御清朝入侵的只有张献忠留下来的大西军。
明军要不投降清朝，要不毫无战斗力。
大顺军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不到两年，就从占领全国大部分北方重新变成流民（1644～1646），李自成死后，更是树倒猢狲散，各个部队各自为战，互相伤害。
反倒是大西军这支农民部队在明末清初时期表现极其亮眼，特别是大西军的首领张献忠也突然暴毙后的表现。
其主要原因就是孙可望想把大西军独立于南明政权之外，而不是和大顺军那样，依附在南明官员身上，成为一支南明官员内耗争斗的棋子。
而李定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大西军融入南明政权，使得大西军战斗力严重下滑。
大西军的联合南明，可以溯源到顺治四年，当时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根据张献忠“我死，尔急归明”的遗训，挥师进入云南，在以军事手段打败南明政权地方势力的基础上，与吴兆元、杨畏知、沐天波分别在昆明、禄丰、永昌达成了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协议，一大批南明官员和士绅地主“降附”。
但是大西军一直对他们都抱有强烈的戒心，史书记载“以勋旧礼待之，不复假以事任也”,并继续实行保护农民军利益的政策，内部组织也仍然保持着大西军的“四将军”（张献忠四位义子）议事制与“掌盘子”制度等古朴平等作风。
顺治六年至顺治八年，大西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进行了“胁改秦封”的斗争。
应该说，在当时情况下，尚未完成封建化过程的孙可望作为大西农民军的代表，他的“逼允秦封”，不管其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是代表着农民军藐视明朝“异姓不得封王”的“祖制”，要求南明皇帝必须承认农民军的实力地位，承认大西军在抗清阵营中的独立地位与领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抗清的内部斗争。
正如孙可望致永历书中所称：“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
李定国、刘文秀虽然一直与孙可望不和，但在这一点上，在当时是一致对外的。
南明政权高层对这场内部斗争的性质也很清楚，瞿式耜就认为允封秦王等于向“献孽”投降，并说出“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师我而我先父师之，可望未纳土请官而我先纳土请官之”这样的话。
他认为南明政权不能向孙可望低头，应该是南明政权诏安大西军，而不是南明政权依附大西军。
因此，这场内部斗争就主导方面来说，是抗清阵营内部的阶层斗争，属于农民军与官僚士绅地主阶层的斗争，有着重大的意义。
但在“胁改秦封”的过程中，南明高层中的一部分人看到永历政权的衰弱无能，便力图加快大西军的封建化进程，在其中寻找能比永历皇帝更好地代表自己阶层利益的人，并鼓动其取永历皇帝而代之。
而南明地主阶层中与永历政权命运相连的那部分人，也力图从大西军中寻找保护人。
这样，“胁改秦封”的直接结果是农民军战胜了南明高层，而其间接结果却是大西军封建化的加速。
到“秦封”问题解决后，事情就演变成了站在孙可望、李定国二人背后的南明官僚士绅地主阶层两派的内部斗争了。
这为孙可望与李定国内斗提供了条件。
“胁改秦封”起源于胡执恭的“盗宝矫诏”。
史书记载胡执恭“奉(陈)邦傅之意旨：可望而就抚也，则远交近攻为挟可望以胁朝廷之地，可望而不降也，则执恭且为邦傅纳款之使，暗通可望，外输国情。”
为了达到其目的，这一派官僚士绅阶层向孙可望大肆鼓吹取永历皇帝而代之。
“缙绅附可望，劝进者累累...故御史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大造宫殿，署百官，以明臣雷跃龙、范鑛、任僎、程源、龚彝、朱运久、张重任、方于宣等为宰相、九卿、科道、翰林等官……为可望起朝仪，易印章，立四庙、制卤簿、九奏万舞之乐”。
孙可望刚开始感到不太适应，但是尝到那种当皇帝的滋味之后，就开始变了，也开始对这种权力习以为常了。
与此同时，南明官僚士绅地主阶层中的另一派也在对李定国下功夫。
原先钱邦芑曾致书孙可望，希望他“文武之升降一禀于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请于朝命”，也就是说孙可望提拔和贬罢文武百官要禀奏天子，打仗行军要听从南明朝廷的安排，但这时候一心想当“国主”的孙可望完全听不进去。
于是钱邦芑、范鑛、黄应运等人转而拉拢李定国、白文选，鼓动他们“统率罴虎，扫荡不庭……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
对于这些农民将领来说，这种忠君爱国的“春秋大义”很能迷惑人。
李定国思索之后就决心效法“关、张、姜伯约”，把自己捆在了永历皇帝和南明政权的战车上。
这样，在顺治八年以前，大西军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皇权思想越来越严重，农民军平等的思想越来越式微，史料记载“流贼之习尚少改，渐明礼义”。
云南官僚士绅地主阶层原来认为“只谓不复得见天日矣，谁知复有今日！乃不三四年而孙可望等革故鼎新一洗前辙，养民恤民，急图善治”。
云南得到大西军的保护，孙可望治理的也不错，得到这些好处，那些官僚士绅地主阶层就开始为孙可望大唱赞歌。
南明官员马吉翔等人甚至说出“今秦王权倾内外……我内入作秦王心腹。公等作羽翼，然后徐谋尊上为太上皇，让位于秦王，则我辈富贵无量”这样在当时属于大逆不道的言语。
早已为孙可望所器重的一位叫任僎的官员更是声称“明运已终，事无可为”，并借“大乙六壬”之术大肆宣扬孙可望与永历皇帝为“二龙”。
孙可望于是“自谓九五之尊，舍我其谁”，利令智昏地开始做起了皇帝梦。
这样，他与李定国等其他大西将领的关系就一步步走向破裂。
最后，孙可望因为野心未遂，叛变投降清朝，成了历史罪人。
李定国与孙可望不同，他忠于抗清事业，为此不屈不挠，奋斗到最后，是一个杰出的抗清英雄。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迎接永历皇帝进入云南，次年击败孙可望的叛乱。
至此为止，李定国对孙可望的内部斗争，对抵抗清朝，统一内部力量的进步意义是基本肯定的。
但必须指出李定国之反对孙可望，并不是反对他的封建化，相反，他是站在封建“忠臣”的立场上去反对孙可望的“鹰眼犹张、狼心未化”。
李定国否定了孙可望，同时也否定了他本人与大西军的过去。
联明初期的大西军，在孙可望有意无意下，一直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等方方面面的实权，“总统天下兵马钱粮，节制诸文武”。
孙可望投降清朝，李定国入主云南后，就变为“一切事物俱称奉天子诏令，不能自如”。
尽管永历皇帝由于自己软弱无能并出于种种顾虑，仍然规定“兵马总归晋王（李定国）执掌”，官员也任由李定国来提拔和罢黜，然而李定国却以南明“忠臣”自诩，仍然“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
不仅如此，李定国还一改大西军对南明官员“不复假以事任”的传统，把极其重要的京城卫戍部队“禁军”交给沐天波来掌管,用以镇压“内贼”，而所谓的“内贼”就是大西军那些以前并肩作战，现在反对他的战友。
李定国不仅“往来权佞之门，蹈秦王故辙”,而且比孙可望准备当皇帝的时候的做法走得更远。
在孙可望时期，大西军依然遵循明末农民军“右武轻文”的质朴传统，颁布的法令，史书记载“所颁仪注，轻文重武，无所不至。”
后来李定国掌权之后，居然大规模任用南明官员，其中就包括马吉翔、内侍庞天寿、龚铭，金维新等人，史料记载“吉翔与金维新朋比窃政，定国听其蛊惑，奸党布列”。
但是大西农民军的那些老人旧人则地位日益沦落，纷纷“失职”。
此外，李定国还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迫害，曾在孙可望掌权时期救济了李定国老营的王尚礼被逼死；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一大批大西军将领被降职削爵；张献忠四位义子之一的刘文秀被无端地怀疑为“暗藏叛逆之意”，不得不交出“一切兵马事务”，终于郁郁而死；他的部将陈建、邹简臣在李定国下令逮捕后被迫逃亡四川。
南明的官僚勋贵士绅们，本来对广大大西军将士都怀有很强烈的阶层仇恨，在李定国支持、纵容下，他们更为猖狂。
此时的大西军再也不是以前的大西军，大西军完全完成了封建化，其首领已经变成官僚士绅地主阶层的一部分。
无怪乎时人欢呼：“李定国入滇，朝政一新，衣冠复振矣！”
但是要知道现在南明政权别说统一天下，就连与清朝划江而治都非常困难，国家尚未一统，居然就开始大力打击军事将领，任用腐朽堕落且喜欢党争的前朝官员，这必然导致大西军战斗力严重下降。
最终，李定国虽然连续大败清军，依然无法挽救沉沦的南明政权。
可以说后期的李定国是不能称之为“农民首领”的，他是可以与史可法、文天祥等并列的英雄。
然而，南明政权需要的是刘邦、朱元璋式的农民首领，或者于谦、岳飞式的挽救危亡之际的绝世将领，而不是文天祥、史可法式的悲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