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宗朱常洛：郑贵妃心态爆炸，紫禁城变菜市场，我趁机当老好人
（紫禁城）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黄昏。
紫禁城烟波浩渺，落日融金，一派河山秀丽。
这一天的紫禁城慈庆宫，一个叫做张差的男人手持木棍，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宫门口。
慈庆宫，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内三座门迤北，是大明太子朱常洛的居所。
作者曾经在几年前到故宫游玩，发现慈庆宫已经无存，大概是因为战乱等原因没能得以保存，而清朝皇家则在慈庆宫的基础上修建了供阿哥们居住的南三所。
草木枯荣，时光变迁，当年宏伟的宫殿，如今已经无缘得见。
不过按理说，太子的寝殿，那必然是防范十分周密的。
像我们今天熟知的机关单位一样，门口要有负责警戒的人员，没有警戒的，也有保安，没有保安的，也有门卫，没有门卫，传达室怎么着也得放个老大爷。
反正不管怎么说，像这样的宫闱重地，一般人是很难长驱直入，大摇大摆地走进来的。
但奇怪的是，今天的慈庆宫，却是防范稀松，别说护卫，就连宫女太监也一个都见不到。
这个叫做张差的男人趁着黄昏时分，光影筹措，蹑手蹑脚地推门而入，就算是进了慈庆宫了。
（慈庆宫旧址）
青砖白瓦，林荫小路，又有亭台池水，水榭柳林，慈庆宫中寂静无声，张差走在路上，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当然了，慈庆宫的防范就算再不周密，也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有。
很快，张差就在一条青石路上遇到了几个行走的太监和宫女。
张差穿的衣服，是一身粗布麻衣，头戴方巾，脚踩布鞋，寻常百姓的打扮，太监和宫女们见慈庆宫里来了身份不明的外人，有的出言呵斥，有的可就直接要伸手去捉张差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位叫做张差的不速之客开始暴走。
朋友们，不要忘了，张差同志的手里可是有凶器的，他的凶器，就是他手中的那一根木棍。
眼见几个小太监围拢过来，伸手就要抓自己，张差突然暴起，抡起木棍就是一顿击打。
那木棍是榆木所制，碗口粗细，顷刻间打在那几个小太监的身上，和皮肉接触，发出沉闷的“砰砰”声。
几个挨了打的小太监自知不是对手，纷纷四散而去，但却有更多闻讯而来的太监赶了过来。
太监朋友们手拉手，心连心，围成了一个圈，七手八脚，费了老半天的力气，这才算是把张差制服，旋即扭送内宫法办。
（张差 形象）
而张差被制服的地点，距离太子朱常洛就寝的房间，直线距离，只有五百米。
由是，晚明三大案中的“梃击案”由此拉开了序幕。
歹人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寝宫并打伤多人，甚至有可能想要对太子构成伤害，这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儿，但奇怪的事，这样的惊天大案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第一个负责审讯张差的人，是负责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
刘御史按照流程，将张差压在堂下，依次询问了张差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有无犯罪史等等问题，但此时的张差似乎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回答起问题来可谓是驴唇不对马嘴。
你问他叫什么，他说他想吃苹果，你问他家住哪里，他说收礼不收脑白金，一番审讯下来，刘廷元任何有用的信息也没得到，刘御史自己审不出来，不敢耽搁，于是将张差移交到了刑部处理。
刑部，六部之一，掌律令刑法，按覆谳禁之政，是大明王朝较为专业的案情审讯机构。
当然了，之所以说是较为专业，是因为明朝的法律机构并不是单一化的，司法权力也不集中，刑部管法律，都察院也管法律，大理寺也管法律， 除了这三家，另有法上之法，即独立于明王朝法律体系的锦衣卫和东西两厂制度。
不过根据明朝的史料信息来看，我们大致能总结出一些门路，即，都察院在纠察举报这一方面比较擅长，大理寺在审核冤假错案这一方面能力出众，而刑部集两家之所长，是一个水平比较综合的法律部门。
（刑部 形象）
有朋友可能会问，那锦衣卫和东西两厂在影视剧中被演绎的那么传奇，难道就没有什么长处么？
当然有长处，这些专门为皇帝办事儿的法律机构的特长，就是特别擅长虐待犯人。
锦衣卫诏狱的滋味不好受，但其实刑部的大狱也不舒服。
张差被关进刑部的大狱之中，由刑部郎中胡士相负责提审。
刑部大牢没有雅间，所有犯人都被网格化的安置在由横竖几排贯穿而成的监号里，这里阴森可怖，不见天日，环境恶劣，臭气熏天，阴暗潮湿，更有飞蚊毒虫，以及无数的犯人发出痛苦的哀嚎和不断重复的“大老爷，我冤枉啊”的吼声。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还没等胡士相开始提问，张差自己就撂了。
我们来看一下，张差在刑部大牢中，留下的供词：
《先拨志始》：...被内差官李自强、李万仓，欺差硬买，不从，将前柴草尽行烧毁，致差气忿，要赴朝内声冤。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拿枣木棍一根，从东华门进，一路无人阻挡，直至慈庆宫门首，要行闯进，遇守门内官李鉴吆喝拦住，差即向鉴一棍，打伤在地，竟跑入前殿檐下，被拿住等情...
张差表示，自己之所以闯入皇宫，是因为被邻居李自强和李万仓欺辱，他们烧掉了我的柴草，我非常气愤，所以来到皇宫想要告御状，我从紫禁城东华门进入，由于不认路，所以便一直向前（西）走，在路上遇到两个男子，他们塞给我一条木棍，我拿着木棍稀里糊涂的就走到了慈庆宫，结果就和宫里的人发生了冲突。
张差的供述很长，但总结起来无非是一句话，那就是：
自己的柴火垛被烧了，自己要进皇宫告状。
这一番供述不能说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可以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你家柴火垛被烧了，你到皇宫来撒什么野？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你这不是纯纯扯淡么？
刑部对这份供述相当不认可，认为这个张差实在是太不老实，必须重审，严审。
（王之寀 画像）
这一次负责审讯张差的，是刑部提牢王之寀。
从刑讯角度来讲，提审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儿，面对狡猾的犯人，你通常需要运用到非常复杂的话术对垒，精妙的演技，以及高级的心理学知识。
但王之寀审讯张差的方式十分特别，他只是在晚上刑部给大牢中的犯人们放饭的时候，扣下了张差的饭菜，并且威胁张差说实话，如果不说，晚上就饿着你之后，张差立刻供出了他的第二位供词。
看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实在是顶不住。
《先拨志始》：...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二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有力量救得你’。老公公与我枣木棍，领我从后宰门进到宫门口...
这一份供词，和第一份大致相仿，唯一有出入的地方，就是张差表示，自己不是因为柴火垛的事情才来皇宫的，而是因为在宫外结识了两个老太监，这两个老太监对自己许以重利，给了他木棍，又把他领到慈庆宫，让他闯入宫中见人便打，如果遇到身穿黄衣之人，更要毫不留情的将其打杀，并且，老太监们对自己拍了胸脯保证，不管你在慈庆宫和多少人轮流发生关系，我们手眼通天，都能保你平安无事。
但至于这两位太监姓甚名谁，官居何职，张差却一个字也不肯多说了。
听完这一份供词，王之寀眼睛发亮，他知道真正的尖货被自己挖了出来。
（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
慈庆宫里谁敢穿黄衣服？所谓黄衣人，指的当然就是太子朱常洛，而那两个致使张差作恶的老太监，必然就是幕后黑手，就算不是幕后黑手，那最起码也是个幕后推手。
诸多关键信息的出现，让刑部官员们清晰地意识到，一桩密谋刺杀太子的惊天大案即将浮出水面。
这个时候，案件已经传到了时任大明天子的明神宗朱翊钧的耳朵里。
此等御案，就算皇帝再懒，他也不免十分关心，亲自指派员外郎陆梦龙再次提审张差，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作奸犯科的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陆梦龙，万历年间进士出身，刑部主事兼员外郎，大明朝堂上的刑讯好手。
他来到狱中，对张差是软硬兼施，一顿威逼利诱，终于从张差的嘴里套出了这两个老太监的名字。
而当张差的供词从刑部大牢送到万历皇帝的书案上，并且被万历皇帝那昏沉的双眼扫过的时候，皇帝却突然愣住了。
这两个指使张差对太子行凶的太监，分别叫做庞保和刘成。
而这两个太监，并不是紫禁城数量庞大的太监群体中的小人物，而是“著名”太监，他们是皇帝宠妃郑氏的亲信。
此时万历皇帝开始积极地进行头脑风暴：郑氏育有一子，叫做福王朱常洵，而太子朱常洛则是自己的另外一位小老婆，恭妃王氏生的。
自己虽然有皇后，但皇帝并未诞下儿子，所以皇位只能传给庶子。
（福王朱常洵 形象）
庶出的儿子中，朱常洛是庶长子，而朱常洵是庶三子，所以从宗法继承制度上来讲，朱常洛是第一继承人。
自己宠爱郑氏而厌恶恭妃，顺带爱屋及乌，偏袒福王朱常洵。
再加上郑贵妃一直在给自己施加压力，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事没事就吹耳边风，所以自己一直在大臣们面前积极争取，希望可以放弃朱常洛，转而把朱常洵立为储君。
没想到朝堂上的大臣们油盐不进，自己好说歹说，折腾了好些年，结果还是拗不过大臣，没办法只好把朱常洛立为了太子。
郑氏愿望落空，本来就怨怼不已，这说明她和抢走他儿子储君之位的太子朱常洛有着十分直接且尖锐的矛盾，而现在想要棒杀太子的幕后推手正是郑氏的亲信，这说明什么？
不用万历皇帝再头脑风暴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只猪都能想明白，郑氏指使亲信买凶杀人，想要除掉太子朱常洛。
按理说，自己的宝贝儿子被小老婆谋杀，即便是谋杀未遂，这罪名也够喝一壶的，但实际上，万历皇帝对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并不是很感兴趣。
（郑贵妃 形象）
一来，恭妃王氏原本是宫女，出身很低，皇帝在瞧不起恭妃的同时也瞧不上儿子朱常洛，二来，整个大明朝都知道皇帝专宠贵妃郑氏，郑氏就是皇帝的心头肉，皇帝对郑氏可谓是百依百顺，上到去九天揽月，下到去五洋捉鳖，只要郑氏开口，皇帝必然倾力效劳。
一句话，皇帝宠爱！
所以皇帝在意识到郑贵妃有可能是梃击案的第一嫌疑人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严肃处理郑贵妃，而是如何偏袒郑贵妃。
贵妃郑氏当然也知道自己身系要案，嫌疑实在是难以洗脱，没等万历发话，她就梨花带雨般的跑到万历皇帝身边哭诉，表达了自己纯属冤枉，老公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的思想感情。
但让郑氏没有想到的是，平时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万历皇帝，这回也没辙了。
犯罪事实清晰，犯罪证据确凿，皇帝就是想袒护，他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
但最后爱妻心切的万历皇帝还是为郑氏指了一条明路：在如此铁证如山的案件面前，任何狡辩都失去了作用，想要脱罪，抑或是免于处罚，只能去寻求受害者朱常洛的原谅。
于是，我们的郑贵妃只好咬牙切齿的找到朱常洛，低声下气的对着这个自己恨不得千刀万剐的太子说了一堆软话。
（明神宗朱翊钧 画像）
而太子朱常洛一来大人有大量，不愿意追究，二来总也要卖父亲万历皇帝一个面子，所以连忙表示此案只和张差有关，惩处完张差，快速结案就完事儿。
结果，还在刑部大牢等待晚饭的张差被推上断头台，身首异处。
临死之前，张差十分愤愤不平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先拨志始》：“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
一群人共同谋划这起案件，现在事情败露，却把所有的烂账都推到了我的头上，朝廷里这么多大员，居然没有一个人看明白这事儿还有幕后元凶。
但张差不知道的是，不是官员们看不明白，而是官员们不敢再管了。
官员们用他们敏锐的政治神经感受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皇帝很明显不想让案件扩大化，处死张差，对所有人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并且，在不久之后，万历皇帝为了不让东窗事发，事情有再度发酵的可能，密令处死了另外两名当事人，即太监庞保和刘成，甚至连张差用来打人的棍子，也被皇帝命令烧毁，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消灭掉所有的人证物证。
现在，口说无凭，死无对证，梃击案彻底成了一场悬案。
不过，在这一场阴谋诡谲的奇案中，立储，皇权交替成了关键节点，而围绕深宫中的权力斗争，君与臣，父与子，乃至夫妻，官员们在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党争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复杂而深刻的情感，构成了一幕夕阳晚景。
紫禁城依旧是那个紫禁城，黄昏依旧是那个黄昏，烟波依旧浩渺，落日仍可融金，一切似乎什么都没变，一切又似乎都已经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