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都是后朝人编写的，其中关于前朝大段人物对话是怎么写出来的？
古代的史官是非常严谨的，有个成语叫“秉笔直书”，就是说史官在记载事件的时候大部分都能遵循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史书上的大段对白一般会有出处可考的。我国是具有悠久的历史的国度，几千年前就设置了史官，记录帝王和大臣的言行，这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其中有一个官职叫起居舍人，是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举止的。在州县、军营都有负责纪事的师爷主簿，也会记录一些大事要事。而这些，将作为官方修史的依据。另外现有碑文的记载，将作为重大史实的编写依据。族谱记载的爵里信息，人物传记，墓志铭，也是作为国史中编修列传的依据。前朝人物的各种文集也会作为参考。举个宋代的例子，绍兴年间就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者李心传就写了他编写的经过：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宫行都，颇得窃窥玉煤所藏金匾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获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分门著录，起丁未迄壬戌，汰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二十卷。又有许奕在缴上《要录》的奏状中也说：“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宋代每一朝，设有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负责人多为宰执大臣，主持编修国史、实录、玉牒、日历等。一般本朝史官编制前朝国史，他们要寻找熟悉历史事件，有原则，有能力的人胜任这份工作。再举个例子，在《宋史》上有段话，是讲君臣对话的，我专门去考证过出处，是来源于《日讲礼记解义》，是该大臣担任经筵讲官时期的对话。这个被史官记录下来了，而成了编写《宋史》的引用文献。史臣在修史过程中，对于无法考证，毫无依据的部分，则不会书写。这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有的时间段的历史记载得很少，有的时间段记载的很详细，是因为这是根据史臣能获知的资料缺盈程度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他会编造一点，实事求是，疑者缺之，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而很多其他的史书援引的部分资料是相同的，可以推敲出其中一个编修方法，就是从别的史书里找资料。对于野史中的记载，不会出现在正史中，这也是为什么正史野史有截然不同的表现的原因之一，因为编史书的时候也会考证可信度的。
编修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是需要一个团队的。编著一部皇皇巨著，我们看似不可思议，但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而史臣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有其专业的方法和操守。而引用大段的对白，更是增添了叙事的生动性和史料的可信度。
有些是当时有人记录下来，有些是采访当事人写下的，还有些是询问旁观者得来的，当然，也有写史者自己的推敲，自己发挥创作。
只有活着的人才能记录历史，而根据“幸存者偏差”，这会导致我们知道的历史，跟真正的历史肯定是有出入的。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也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感言，写史书的时候，因为种种外部原因，再加上各人的喜好和各人的行文分格不同，书写下的历史也不一定跟真实的历史相同。
真正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已经不可考据了，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发明时光机穿越时间回到过去，自己观察历史，可即使是这样，也可能因为“观察者”效应而对历史-产生一点程度的影响，使我们无法知晓真正的历史。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许多证据表明了秦始皇坑的并不是儒生，而是那些骗人的方士而已。
于是项王乃悲歌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在那个兵凶战危的时候，项羽真的有心思慷慨悲歌？就算他这样做了，麾下士卒皆战死的情况下谁人能够记录这些歌？谁人又能把它流传出来呢？
这些，只不过是司马迁根据项羽的性格特点，结合当时的情形，自己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因为对项羽的敬仰，特意美化了一番项羽而已。
我们读史书，主要是为了学习前人的精神和思想，避免犯前人的错误，如果太过于在意所谓的真相，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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