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对《红楼梦》作出美学评价的是谁？

王国维

第一个对《红楼梦》作出美学评价的是王国维。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

第一个对《红楼梦》作出美学评价的是王国维。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古代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

古代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古代产生了学校，教育成为社会专门职能。教育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古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具有非生产性。古代学校教育适应古代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具有阶级性；封建社会的学校还具有等级性。古代学校教育适应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表现出道统性、专制性、刻板性和象征性。古代学校教育初步发展，尚未形成复杂的结构体系。

古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御”指的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不但讲了教育的目的，而且讲了教育的内容。孔子讲“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礼，主要指德育，“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就站不起来，不能做人。乐，不仅仅指美育；礼是外在的，乐是内在的。乐使大家彼此相亲，礼使大家彼此相敬；乐使大家彼此相同，礼使大家彼此相异，这在《礼记?乐记》中讲清楚了。射，射箭；御，驾车；两者合起来就是体育和劳动；书，各种历史文化知识；数，数学。用现在的话讲，大体上就是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古代教育的优点是什么

1．“德教”与“修身”合一中国古代的教育以“德教”为主。许多思想家、教育家认为，“德教”的关键在于启示人们内心的“了悟”、“自觉”与“修养”，“德教”的目的的实现，必须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坚持“德教”与“修身”合一，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德教”是外在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对人的教育、熏化与影响，而“修身”是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理性自觉，进行自我品行的冶炼。把“德教”与“修身”过程结合起来，突出了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自觉性要求，有益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儒家十分重视把“德教”与“修身”统一起来的意义，提出了一套在道德教育中，促进人们“修身”、“养心’的方法。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提倡“养性”，扩充内心的“善端’。《大学》则进一步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麦是皆为修身为本。”而“修身”之道，又在于“正心”，“诚意”，“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正心”即调节自己的道德情感，好善惩恶，端正认识，所谓诚意，即在主观意志中趋善避恶，对仁义道德真诚信服，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贯彻自己的善良意志。“正心”、“诚意”是“修身”的重要方法。坚持“德教”与“修身”的统一，是儒家道德教育论的一贯主张。道家尽管对道德与道德教育有与儒家不同的观点，但也强调把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与“修德”一致起来，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第五十四章）把修身的过程，看作是一个道德提高与普及的过程，这是很有见解的。如果把“德教”与“修身”割裂开来，道德只是口号、教条，不能改善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品德，“德教”是虚浮的。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强调“德教”与“修身”合一，是一种面向道德生活实际的优良传统。2“知道”与“躬行”合一“知道”是指道德认识；“躬行”是指道德实践。强调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一致，“知道”与“躬行”合一，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在中国古代，“知”与“行”的问题，主要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汤一介先生认为：“知行合一”要求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原则的问题，或者说是人对于社会的责任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大多认为，“知”与“行”必须统一，否则根本谈不到“善”。“知道”与“躬行”合一，不仅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而且是道德教育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孔子认为，道德教育应当增进人的道德认识见之于道德行为实践的自觉性。只说不做，言行脱节。知而不行，只是道德虚伪，毫无实际的道德价值而言。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还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躯之不逮也。”（同上）荀子认为道德教育是要人们学习仁义道德，心中明理，表现行动，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朱熹认为，道德上的“知”与“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王守仁更是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认为，道德上的知与行是“合一并进”的关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虽然从道德认识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有些哲学家、教育家有以行代知、合行于知的缺陷，但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强调“知道”与“躬行”的合一，重视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有益于激发一种道德真诚精神，有利于人们道德生活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