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有四点到四点分别是什么

从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外，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其中又以思孟学派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曾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出现魏晋玄学，与佛家思想结合而出现宋明理学，同近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结合而出现所谓新儒学。儒家思想，虽在不断变化之中，但也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现就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作些简述。一、天人合一在天人关系中，有“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主要的不同观点，从儒家的主导思想看，主要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又可分为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和控制，人对主宰的神和理的顺从和崇拜。因而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和“人定胜天”（《荀子天伦》）的枳极思想；也有将天神学化和将天理学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天人感应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从天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中庸》作了最概括的阐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脉络。宋儒进一步将“天命”演绎为“天理”，这样“道”与“理”又统一起来。由此可见，儒家的本体论，不是对宇宙的自然生成进行揭示和探讨，而是将天、道、理、气以至心、性等问题全部人格化，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张载《西铭》）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全书近思录拾遗》)。总结了儒家所宣扬的天人关系，而且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到了最高的埋想境界。以伦理为内容的天人关系，必然产生以性善论为主体的人性论，把人性与大道联系起来，从本体论出发来界定人的本质，使人性也道曰。盂子把仁、义、礼、智都放在人性之中，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并决定了教育工作必须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教育就是要从人的内在本性来改变人的气质。“仁”是儒家的道约壑当曜肌“仁政”、“德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从孝悌出发，做到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体现出个体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义务感和献身精神，使个人与群体达到平衡发展。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对解决人我关系的枳极表现。但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没有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没有把自然作为独立对象来进行认识和探讨，这就影响到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不能得到独自的研究和发展，其结果是直觉思维代替了科学实诚，道德实践代替了生产实践，这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都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又是它的消极的一面。二、政教统一从政治要求出发看待教育的作用，使教育紧紧地为政治服务，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中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欲化民成俗，其为由学乎”。这里所说的“教学”与“学”，都是指整个教育而言的。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前面已讲到儒家非常重视“仁政”和“德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因为前者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而后者则能够达到“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要施仁政，行德治，就必须抓教育工作，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目的。孟子更进一步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因而他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要求统治者“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天下之民都能够达到“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腾文公上》）。他认为民心之得失，关键在教育。孔孟的“德治”和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曾起过爱民的积极作用，但也形成了我国长期重德治而不重法治的传统。汉代的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的论点（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把教育看作是实行政治统治的根本。在他的《贤良对策》中明确地提出，“古之平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把重视教育在政治中的作用，作为一条历史经验向汉武帝进行建议。教育为政治服务，体现在多方面，如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掌握教育领导权，规定着各个阶级和阶层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为教育制定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利用国家政权来管理和控制学校，为学校制定规划，确定教材，进行监督和检杳；直至确定人才的培养规格和选拔制度（如历史上的察举制和科举制）等等。在儒家思想中，为学与为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而优则仕”，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信条被奉行。在儒家的治国安邦、“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思想指导下，把为仕作为实现其政治现想的重要途径。孔子曾提出“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主张（《论语微子》）。也就是说为仕是为行道，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所以《大学》中提出“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理论体系，是对儒家政教关系最系统的阐明。总之，教育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密切，是中国以儒家为主传统教育的一大特点。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第一、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教育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教育的政治功能不是教育的唯一功能，除政治功能外，就教育的社会功能而还有经济功能(包话生产功能）、文化功能、人口控制功能、环境保护功能等等。第二，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政治和观代教育，应当具利现代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特点，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弘扬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等，应当成为现代政治对现代教育的基木要求。三、文道结合“文以载道”，“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儒家教育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教育，把知识教学与教学过程也道德化了。把知识教学与道越逃融为一体，形成了知德论的特点。《中庸》提出：“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因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有人把知、仁、勇解释为智、德、体，但在儒家思想中，有关智、德、体的要求，也离不开道德的内容：孔子设文、行、忠、信四教以教人，大都具有道德教育的性质。他所编纂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除《乐经》亡佚外，其他五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教科书。六经的意义和作用，如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解释的那样：“《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都是施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教材。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要求把道德教育渗透到知识教育中去，把道德理想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从儿童抓起，从小事做起。朱熹将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段，认为小学教育就是要“教以事”即“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以此向儿童灌输道德伦理观念，培养和训练道孕形习惯。到大学阶段再“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并指出：“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大学章句序》）。这个道，就是当时社会所要求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在这些伦理纲常中，固然有不少是有历史性与阶级性局限的，如封建伦理关系中的“三纲”就属于这一类；但也有不少是符合社会发展、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道德规范，直到今天还可加以修正补充为我所用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性格和风尚，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体，只要我们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四、知行一致在知行关系上，虽然对先后、轻重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知行体现在不同领域内（如知识领域和道德领域）也有着不同的要求；在知行的思想基础上也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等等。但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践行是其主要特点。以上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几点简略说明，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一是在发扬传统教育思想时，要以儒家为主，兼容其他各家之长，集古代优秀文化之大成；二是要把传统思想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立足于中国，放眼干世界，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教育哲学体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