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超脱人生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庄子就是其中之一。庄子豁达超脱的人生观，对历代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庄子的人生境界
古语曾有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庄子对此不以为然，他宁愿做自由自在的鱼，也不愿沾染名利，尽管其毕生贫困，在穷闾陋巷中以编草鞋为生，但仍不堕其志，致力于道学的发展，并以乐观的心态追求至道，以求自身的逍遥。《庄子・山木》对庄子的洒脱有过这样的记载：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逢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上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足见其人生的豁达和对名利的淡薄。
关于庄子的人生态度，《大宗师》还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庄子将死，弟子们欲厚葬，他立刻予以否定：“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当弟子们又担心乌鸦老鹰会啄食时，庄子宽慰他们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可见庄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时代，不仅在人生态度上有着极其超然物外的洒脱，对人的生死也抱有非常达观的态度，看淡生死，把生和死当作一个必然要发生的过程，一笑而过。
二、对绝对自由的向往
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之所以不自由和痛苦，就在于不是一种真正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有待”和“有己”。庄子认为人要活得真正自由，就要超越各种条件的限制，达到“无待”；同时又要摒弃自己的主体意识，达到“无己”。然而，要真正实现“无己”，则必须要从根本上否定人的“自我意识”，而这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同时人也不可能超越一切条件的限制达到“无待”。
很显然，庄子所追求的自由，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由。现实中的自由在他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的自由。于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这样的定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道通万物，当我们回到物之初即道时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分别，没有物只有“无”，“万”已消失只剩下“一”。于是庄子说：“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此，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然疲役，而不知其归，可不哀邪？”
可见，现实世界的人们不能得到的东西，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才成为抽象的现实。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自己内心寻找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大概，庄子对自由的追求，也正是如此。
三、庄子的情感世界
作为隐士，庄子一生中交友不多，而惠施则是其最好的一个。惠施学识渊博，是战国名家“合同异”派代表，庄子对他十分尊敬。但两人人生态度又有很大分歧，《至乐》中这段描述就可以看出端倪：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人且俨然侵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命乎，故止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去世，庄子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从人伦的角度看，这是违背情理的，丧失了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的人应有的基本情感，故而惠子对此极为不满。然而在庄子眼里，人之生源于自然，人之死又返于自然，相送就要嗷嗷哭泣，岂不是欠通达明理？妻子睡在天地这个大屋子里即将成为永恒，不再有痛苦和贫穷，所以得要为她庆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当人想到稍纵即逝的瞬间，他就把现实事物当作是渐趋死亡的，像所有生命的朝生暮死一样，成为生长、腐朽和再生这一周期的一部分。他承认自己是属于自然的，和自然相认同。”[1]当庄子面对触目惊心的死亡惨状想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像白驹过隙般不可逆转奔向生命的尽头时，他以“自然之道”的价值尺度否定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然而在世人眼里庄子太过冷漠，以至于后来荀子批评他“不知人”。 [2]他真是如此无情吗，《德充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面对惠施的质疑，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认为人之形是“天”或“道”赋予的，人之情是由人自生的。一个人应该因任自然，保持心境或精神上恬静（“无情”），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于《大宗师》写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这几句话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上常用到的,“相濡以沫”更是成了美好爱情的代名词。但在庄子眼里，“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感动；而“相忘于江湖”却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更需要淡泊的心境。
清人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指出：“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3]他，可说是庄子的知音。
四、总结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写到：“盖唯物之倾向，固以现实为权舆，浸润人心，久而不止。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4]或许，这与庄子对社会的认识有着本质的相同。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在那个时代，庄子是孤独的，庄子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的出众，他的高度，他不愿沦为芸芸众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烛热与博大。这如同屈原感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一样[5]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时当权者与政客所追求的只是王霸之道，庄子很难在芸芸众生之中找到一个与之一样看透世情得窥天道的知己。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宁可甘于孤独，超然物外，于是才有了震古烁今的庄子的超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