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时期皮锡瑞“文明排外”思想的形成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长沙善化人，以经学鸣于晚清，著述弘富，实是一位及其博通的学者[1]，也是晚清湖南维新运动中一位重要的宣传家和实干家。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节节败退，及由此带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侵权攘利活动，引发了全国救亡图存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而对皮锡瑞来说，他以往的自负与嚣张的幻觉，也被彻底震碎。皮锡瑞自此心胸大开，提出了用近代手段对付近代的侵略者，实现以“文明”来抵制外敌的入侵，这种“不与明争而暗与之拒”的方法，较之甲午战争前的“夷夏大防”和“盲目排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者多称之为“文明排外”。本文主要阐析其“文明排外”思想的形成及其原因。

一、皮锡瑞“文明排外”思想的逐步形成

甲午战争后，本力主兵战的皮锡瑞和其他三湘志士一样，开始意识到“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和危害性，并撰文予以层层剖析，逐步形成“文明排外”的思想。

首先，他指出仇打外教有害无益，只能为外国列强入侵徒增口实，引起衅端。皮锡瑞深知“今中国微弱，四夷交侵，时事岌岌可危，迥非乾隆以前之比。”[2]况且外敌早已对中国版图虎视眈眈，正愁没有借口可起兵端，“甚望我伤害彼一人，即可肆其恫喝要挟之计。”[3]因此当熊希龄在南学会痛言“说时世，洋人不可与之开衅”，陈宝箴接着“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皮锡瑞闻而“拟引书阐明之”，于二十八日讲“交涉公理”时，指出仇打外教实属有害无益，若逞强使气，则正中外国侵略者之计，“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4]“彼正欲挑衅，借此发难，尤易瓜分，此等非中国之忠臣，真外国之忠臣耳。湖南此等忠臣尚不少”[5]。

其次，皮锡瑞指出“仇打外教”也不利于中国的变法维新。湖南士风民气本以排外仇教著称[6]，特别是胶州事变后，周汉广发传单，号召民众盲目排外，以致引起轩然大波[7]，这种“盲目排外”的风气，显然给变化维新造成了不少阻力，也不利于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皮锡瑞当时就非常气愤地指出周汉此等行径，竟然“尚有为之左袒者，真天地之大，无不有矣”[8]。他批评象周汉那样的人“反洋教”的绅士们，坚守旧说，不思变新，又肆言诋毁，以“湘人结习，本不是为怪，至于联语丑诋，更属无赖所为”[9]。

“仇打外教”只会贻误大局，“使彼气焰益张”，但当时湖南民智尚未开通，因此皮锡瑞苦口心婆予以规劝：

首先，他劝绅民当持以坚忍，奋发图强，莫图逞意气，“既害身又害国”，而应该镇定和坚忍，要讲策略，不能急躁冒进。皮锡瑞最善于陈古切今，他举孟子“以大字小，以小事大”，“无好小勇”等，谓当讲求大智大勇，舍弃匹夫之勇，又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和燕昭王礼贤下士报齐复国为例，告诫民众应当坚忍奋发，养精蓄锐，不可急于求成，他痛切地指出“今时事岌岌，旅顺大连湾，已插俄旗，闻英法皆有变局，中国四百兆人，将有灭种灭教之惧，湖南开学会，实为急开民智，万不得已之计。”[10]现在中国微弱，要挽救危亡，避免瓜分，唯有忍辱负重，早日实现自强，彻底摆脱危机。因此，他在南学会问答中，谆谆告诫士子们“勿逞盛气，勿为大言，总要智深勇沉，方能担当大事”[11]，“天下大事，当讲理不当负气”。

其次，他规劝绅民们应正确估计形势，理智对待洋人来华通商传教，与之和平共处，不可与之挑衅。他指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今惟有不明之争，而暗与之抵拒。讲求商务，开通利源，推广学会，宣明圣教。中外各国教宗各异，中国自应以孔教为专。惟尊孔教，宜多读古书，兼通时务，不得专以科举帖括为孔教。至于商学、工学及农家种植之学，则当采用西法，购置机器，不宜专持故见，自失本地之利。西人以商立国，自古已然，牟利之法既精，又能讲求物理、化学，其机器之巧，尤非人力所能争胜。欲保利权，必用新法，不必存中外畛域之见。”[12]同时又指出：“通商传教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彼通商于我、我亦通商于彼，彼传教于我、我亦可传教于彼，不自充拓通商、传教之抵力、涨力，相为应付，而徒咎人之通商，传教为阴谋、为外道，为瘠种、噬脐之鸩毒，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13]。

同时，一些使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也劝莫“盲目排外”，主张“文明排外”。如署名皮嘉祐而经皮锡瑞改定的，与其思想完全一致的《醒世歌》，反复劝导人们“自己振作能有守，不怕外人把亏吃。”“交邻要学孟夫子，字小事大大道理……莫学匹夫敌一人，扰乱大事事难成，雪耻自强要坚忍。”[14]

随着对“盲目排外”的批判和对绅民的规劝和建议，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皮锡瑞“文明排外”的思想已初步形成，并在不断的完善。

同时，必须指出，皮锡瑞除主张在经济层面向西方学习并进行改革，发展军事工业和民族工商业外，进一步继承和拓展了振兴民族文化的“学战”思想，还主张要把救亡运动落实到对整个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改革的层面上。他认为单靠引进西方的舰船利炮和机器设备，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根本无法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他主张培养掌握新知的新型人才，以此作为实现国家振兴的根本办法，而这种新型人才必须能博古通今，会同中西。如他在《时务报》上读到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对其提出的变科举、兴学堂等主张深表赞同，认为这些是变法根本所在，称誉梁的变法意见为“探源之论”[15]，又说：“中西之学，源流各别，而能多读中西之书，深究其理，以观其会同，则亦未尝不可相通。”[16]可见皮锡瑞已经意识到，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已成野蛮的“半教之国”，若不求自振，只会让中国陷入灭种灭教的境地，惟有通过大兴教育，培植人才，引入各种有用之学，并坚持“有体有用”，方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强。

二、皮锡瑞排外思想形成的原因

1、甲午战争中湘军的惨败以及胶州事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其思想剧变的直接原因

皮锡瑞一向以自为湘人自傲，虽自知湖南人尚气，各不相服，好相攻击，“自相倾轧，尤甚他省人”[17]，但仍对湘军报予极大期望，所以当湘军奉命出征，他不由喜从天降，当即写下“直抵扶桑地，先收平壤城。从来耐苦战，推重老湘营”[18]等语，却不料辽东一役，湘军所战皆败，连失数城。湘军的惨败，使清政府彻底失去了决战的勇气，加速了与日本和议的进程[19]，也促使皮锡瑞从天朝上国的沉醉中惊醒过来。“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20]这种沉重的历史负罪感迫使他“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21]他对中国的落后和腐败也有了彻底的认识，知道光凭武力无法抵挡外敌的入侵，遂一改过去主“力战”的态度，对西学和洋务的态度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梦与人谈西法”[22]，急言变法之不可缓。

2、倡讲西学的近代先贤的榜样影响是其思想剧变的重要推力

史实表明，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在郭嵩焘等人的引导下，绅民间已有“讲求洋务”的思潮，这些前辈精英人物的经历和事业，使包括皮锡瑞在内大部分湘人受到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引以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魏源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断，郭嵩焘提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是为中国之利。”[23]谭嗣同等人继承和发展了自魏源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提出“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及究其洋务之谓，则皆今日切要之大政事，惟无教化之士番野蛮或不识之，何湖南乃尔陋耶?”[24]不仅维新派的主张受到他们的影响，皮锡瑞也对他们推崇有加，深受其影响。如他说：“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马德操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使孔孟程朱生此时，不能舍西学不讲。”[25]可见，皮锡瑞并没有曾经极度守旧自暴自弃，相反从郭嵩焘，谭嗣同等人身上找到了精神动力，从此一洗从前的虚骄之气，寻求变化求强之法。

在整个维新运动过程中，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支持也起了重要作用。如陈宝箴上任后于地方政务多有振兴，并腾出巡抚部院的教廉堂作为南学会会所。对陈宝箴的为政魄力和为官德行，皮锡瑞曾坦言“湘抚放陈右铭年伯，可谓得人。”[26]又如江标、徐仁铸、黄遵宪也对湖南新政多有推进。开明官员的倡导，得到皮锡瑞的积极响应，不久从江西奔赴长沙，受聘南学会学长一职。皮锡瑞共主讲十二次，为讲学次数最多之人，也是准备最为精心、收效最为显著之人，对于湖南乃至全国维新变化的促进作用都不能低估。

3、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是其思想剧变的现实因素

维新变法时期，一方面不少湖南人纷纷走出家园，接触了大量西方思想，另一方面梁启超、李维格、叶觉迈等外来维新人物也给湖南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受此影响,皮锡瑞对中西局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深感国家陷入危机之中，如病入膏盲，极言变法之不可缓。他在读过《庸书》、《富国策》之后，认为：“虽多可行，然统筹全局，权其先后缓急之序，一一如指诸掌，终以南海(康有为)之四上书为最。”黄遵宪将其所著《日本国制》赠送给他，他读过之后感叹的说：“其以为中国取民太轻，而又无制，故国用不足，中饱私囊，每年又不定为出入之计，昭示中外，盖便污吏之欲壑，小民亦以此不信其上，莫肯出钱奉公。此等议论极通达，非迂儒所知。”[27]在读梁启超《春秋界说》后，受其启发，撰《春秋义说》，并开始有意识的以其才识力学阐发变法理论。此外，他还对《湘报》、保卫局、课吏堂的创设，也十分关心，时表赞同。

综合上述，甲午战争后的皮锡瑞，受近代先贤和外来先进思想影响，对于如何抵御外强已由“盲目排外”转为“文明排外”，从而完成了其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也在他的人生中谱写出了最为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