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拆迁,哪里自然就有钉子户。比如《三国时期的野拆》一文中,洛阳大亨为了对抗董卓的“强拆”运动,最开始有一个钉子户。但这些大肚国家干部和大老板大多外强中干,董卓却被吓倒了。他们都拾起了钉子的倔强,释放了心中的软弱,随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向长安进发。
当然,与“饕餮”相比,三国时期寿命较长的钉子户,很可能属于汉武帝刘协。其实东汉末代皇帝的命运很不好。他八岁登基,接下来的八年,他无家可归,像个皮球,在各路军阀的脚下辗转翻滚。
后汉书是这样记载的:“董卓烧了洛阳宫等人”,“他开车进了长安,幸好是未央宫”,“李珏威胁皇帝要烧他的宫”,“他开车到了洛阳,所以幸好他经常侍奉赵忠府”,“正好宫烧光了,他迁都了,幸好是曹曹颖”。
好了,我们不妨还原一下刘勰这一时期的人生轨迹:汉末乱世,他的祖籍洛阳被董卓焚毁,迁居长安。没想到,还没尘埃落定,又起风波了。董卓的部下李珏居然用火把长安宫烧了,然后辗转回到洛阳,但洛阳早已荒无人烟,自然不宜居住。
在经历了一段尴尬的日子后(我被贬为在赵忠租房子,是我手下的一个官员),后来遇到了曹操,最后在许昌定居下来,为八年的颠沛流离画上了一个相对安心的句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勰的住房交通应该不会太好,就像一个不断被收养的孩子,跟着不一样的米歇尔·普拉蒂尼,拿着一张破旧的暂住证,四处流浪。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一名合格的资深钉子户。原来在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中,君王统治天下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就是所谓的“世界之大,岂是王者之地?”
虽然搬了很多次家,但是家无处不在,服务靠大家。一旦刘勰安定下来,一家之主的样子总会表现出来。这恐怕和所谓的铁饭碗是一样的,不是一个地方吃,而是吃一辈子。
皇帝的招牌,自然是刘勰的铁饭碗。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他终于在曹操的地盘上安了家。刘勰自然珍惜此时的局面。所以交往的最初几天也是其乐融融。
曹操这种“奉天子以令臣违”的态度,把他变成了精神领袖,自然在军阀混战中占据了政治制高点。而被提供食物的“家长”刘勰,自然没有任何顾虑。天气好的时候,他更有心情,叫上几个官员一起在市郊的徐天围场喝酒、唱歌、打猎,也算是“卡拉ok”打发时间。
但君弱臣强,这个尴尬的蜜月自然会有个结局。就像我刚才说的“世界之大,不就是王者之地吗?”曹操在祖上的地盘上总是那么霸道。时间长了,刘勰肯定会有不同意见。至少,刘勰身边的官员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刘勰开始想着向曹操要产权,后来,就有了“衣带圣旨”事件。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很有名。在刘勰的授意下,国舅董成等人想杀曹操,不想行动松懈,被揭穿。刘勰有大博弈,曹操自然生气。他暗暗骂了一句,“如果你想,就直说。如果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为什么搞这些杀人,伤害大家的和谐?”
当然生气是生气了,但是天子不能动,曹操只好惩罚了几个教唆的带头兄弟姐妹。表面上看,文章似乎停得很漂亮。
但刘勰钉子户的性质就是从那时开始在曹操心中定义的。于是小皇帝身边,自然多了奇怪的眼线,喝酒唱歌,也不像以前那么闲了,按现代的说法,钉子户刘勰被“双规”了。
当然,曹操大张旗鼓的“封”在敌对政治势力的文件中,自然沦为“拥天子”的托辞。虽然只是流言蜚语,但如何拔掉刘协这个坐在家里的钉子户,终于成了曹操从此头疼的事。曹操经过深思熟虑,也有了一个想法,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所谓“共同开发”,自然是以天子的名义,之前流失的不良国有资产,应该先归还。至于“搁置争议”,就是对产权问题保持沉默,是“曹”还是“刘”,还是留给以后有能力解决的人吧。曹操搁置争议,很多人却有煽风点火的想法。其中孙权应该算是一个。
原来,此时的孙权因为荆州的归属,与西川的妹夫刘备彻底闹翻,已经到了明枪暗箭的地步。由于害怕政治报复,孙权“虔诚”地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上书说我在曹操是诸侯,我称之为天命”。
孙权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求曹操利用资产重组的名头,把刘氏家族的祖业变相放到曹植名下。对于孙权的提议,曹操的态度是果断的。
《资同治鉴》是这样记载的:“曹操以言示威:欲留火中取邪者,是吾子!”也就是说,曹操在搁置产权纠纷的思想上从未动摇过。至于钉子户刘勰,那是历史遗留问题。后面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当然,曹操落下这样的调子也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他的继任者曹丕同志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终于到了曹丕继位的时候了,到了解决钉子户刘勰历史问题的时候了。曹丕的思维也是“活泼”的,恐怕也不可能强拆,于是找了几个仆人,时不时地去刘勰的住处做思想工作。曹丕开出的条件其实挺现代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拆迁安置”。
安置点位于浊鹿城,离许昌不太远,也就是后来史料记载的杨珊公国(《独山阳浊鹿城》、《后汉书》)。除了给予安置地块合理的产权面积,曹丕还开出了一个拆迁补偿含金量极高的条件:“位于诸侯王之上,以帝服于郊祀天地,祠堂、祖宗、蜡像均为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