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原兵变使得唐德宗为首的统治阶层颜面扫地 泾原兵变产生了如何的影响？
公元783年，泾原镇士卒兵变，攻陷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并被叛军包围一月有余，史称奉天之难。泾原兵变原为士卒因不给赏赐而发动的反抗斗争，后被野心家朱泚利用。李晟善于组织和扩大兵力，团结内部，激励士卒，正确选定主攻方向，采用灵活战术，乘势连续进击。迅速平定了朱泚叛乱。
唐德宗李适即位于大历十四年五月，此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24年，而安史之乱结束也有16年了。经过唐代宗十余年的经营，唐王朝逐渐从安史之乱造成的巨大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宦官专权受到抑制，边境局势也比较和平。德宗即位之初颇以讨平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割据藩镇为己任，想在自己在位期间恢复玄宗曾经创造过的盛世景象。他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罢贡献、停乐伎、出宫女等，他又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在建中元年开始实行两税法，积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削藩创造条件。
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卒，其子李惟岳自称留后，要求唐政府准许他继任。唐德宗抓住这一机会，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削藩计划，拒绝了李惟岳的要求。朝廷此令一出，与成德关系密切、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河朔强藩魏博镇及淄青镇、山南东道相约与之共同反叛，史称“四镇之乱”。
六月，德宗下令动员全国军事力量平叛，“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至次年正月，河朔叛军遭到沉重打击，不久，李惟岳被杀，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故，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兵自杀。但德宗却没有很好地把握住对中央十分有利的形势，他既没有照顾在战争中有功的卢龙节度使朱滔的利益，也没有识破准西节度使李希烈的野心，委任他讨伐山南东道梁崇义叛乱的全权，使他借此扩张了势力遂使卢龙勾结魏博、成德再叛，而准西李希烈也自恃羽翼丰满，称兵反叛。第一波叛乱之火未被完全扑灭，死灰复燃后的第二波火势更旺，最终导致了泾原兵变。
建中四年十月，为平定李希烈叛乱，德宗急调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安西、北庭兵五千前往襄城，经长安时，因雨士兵饥塞，希望能得到赏赐，却大失所望，京兆尹安排犒劳军土，饭菜又很粗劣，致使士兵群情激愤，本要出城向东行军至产水，这时却折而向西，回往长安。
听说城东发生兵变，德宗急派人安抚，而乱兵已在丹风阙下结阵，迫不得已，德宗与太子、诸王妃嫔等百余人出苑北门傍晚至咸阳，简单吃了饭食而未作停留，又前往奉天。德宗觉得奉天地势狭小，欲改去风期，但适逢风期军中出现了内乱，节度使张镒被杀，德宗遂放弃去风期的打算。
而当时乱军拥朱滔之兄，已被剩夺权力而闲居长安的原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围攻奉天月余，致使城中资粮俱尽。十一月，河北前线的朔方军将领李怀光率军解奉天之围，朱泚适归长安，此时全国各地的贡物相继而至，奉天物资匮乏的状况才有所改观。但由于李怀光对当时的权贵卢杞等人的不满和中央对朔方军一贯的不信任，李怀光在建功之后并未得到应有的嘉奖，反而受到排挤，致使他产生反叛自保的想法。为防备万一，李晟先奏请疏通蜀汉至长安的道路，此后又以李怀光反状已明请德宗出幸蜀州。
李怀光最终于兴元元年二月反叛，且李怀光已与朱泚联兵，叛乱呈连环发展态势，出现了第三波，使得国家和皇帝的处境更加困难。德宗又从奉天出奔，经周至，南至洋州、成固，又西行至梁州。德宗因梁州贫，又欲去成都，因严震、李服劝阻而未成行。后李怀光乱平，德宗改从褒斜道还京。德宗本只是想去奉天或条件稍好的风期，此二地均在关中，也就是说德宗起初并不想远离长安，这是因为当时并未觉得五千人的泾原兵变会有多大危险，以为平定叛乱指日可待。却未料到小小的兵变引发连锁反应，德宗只好再次銮輿播迁。
出逃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在奉天时，德宗无奈之下采纳宰相陆的建议，发布《奉天改元大放敕》，一方面引咎自责，另一方面安抚魏博、成德、淮西、酒青等镇的节度使和将土，宣布原谅他们的反叛举动，既往不昝，但朱滔、朱泚不在宽赦的范围内。这样，分化瓦解了叛乱势力，很快，魏博、成德、淄青等镇归顺朝廷。坚持叛逆的朱滔病死，卢龙叛军群龙无首，神策军将领李晟攻入长安，朱泚被部将所杀，泾原兵变得以平定；李希烈被部将毒杀，准西归顺；拥兵河中的李怀光在被围困中失去斗志，自而死。至此，德宗一波三折的削藩行动以双方的妥协宣告结束。
德宗出巡只是泾原兵变造成的表面影响，这次兵变对德宗朝后期政策，乃至此后的唐代政局都造成了深远影响。从泾原兵变后，德宗认识到唐王朝的经济、军事力量还不足以消灭盘根错节的藩镇势力，于是他不再积极削藩，而是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尤其是对河北藩镇，只要其名义上承认中央政府，朝廷就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
德宗的这次经历，还反映了一些内地节度使力量过于强大，他们表面服从中央，实际具有割据倾向，与河北藩镇比，虽非朝廷的心腹之患，却常常成为燃眉之急。对于这种藩镇，德宗及以后的唐代帝王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尝试逐步削夺其权力，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这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中晚唐之时始终存在，且随着唐王朝的渐趋衰落，中央影响力也日益缩小。
此外，面对皇权受到的冲击，德宗转而亲信家奴，使得宦官势力再次抬头。代宗时打击宦官势力，鱼朝恩被杀后，宦官不再执掌军队。德宗出逃时，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率众内官扈从，宦官又渐掌神策军。逃难的经历及地方军将势力的日益壮大影响到德宗对武将的信任。返京后，德宗深感拥有一支由自己掌控的禁军的重要性，遂不断扩大神策军，并于贞元十二年设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由窦、霍二人充任，将禁军统帅权交给了宦官，遂使得唐代藩镇割据之祸与宦官专权之害并存，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德宗这种前后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浓厚的悲剧色彩–皇帝有心无力，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帝国在中唐时期的政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