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拒绝南迁南京，究竟被谁人所误？
文/听听那冷雨
时间回到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的那个深夜，北京城已经被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再也没有谁能挽救大明朝了。崇祯皇帝在遣走自己三个儿子，赐死妻女之后，来到煤山上的一棵大树下，以自缢这样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崇祯帝难道就只有上吊这一个选择吗？如果陈新甲议和成功，如果孙传庭不死，如果吴三桂早日进京勤王，明朝的未来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在众多的可能性中，南迁应该是最有把握实现的而且也是最有价值，毕竟南方尚且太平，还有一批可靠的官员以及数量可观的军队，效仿南宋故事甚至卷土重来都未可知。那么，崇祯皇帝为什么不把政府迁往南京，而是一步步走上了绝路呢？
早在周延儒督师之前，崇祯帝就与其密谋南迁事宜，不料消息走漏，遭到懿安皇后的极力反对，此事暂且搁浅。到1644年的正月初三日，左中允李明睿在皇帝的召见中提出了南迁的建议，崇祯皇帝虽然对此很有兴趣，但是李明睿毕竟是小官，需要得到内阁大臣的赞同这件事情才能实施开来。在这之后，皇帝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这位皇亲同样主张南迁，崇祯遂把巩永固的奏疏提交大臣议论，不料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在其授意下，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谏阻，斥南迁为“邪说”，并扬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在大臣们的争执中，这一提议再度搁浅。二月二十七日，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集群臣讨论战守问题，重点是要群臣表态南迁，在这次会议上，李明睿依旧坚持皇帝亲自南迁，左都御史李邦华提出让皇帝留守，太子前往南京监国的折中方案，而在场大臣大多倾向于后者的意见，可是最后崇祯皇帝却放弃南迁，表示“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这一调子定下之后，南迁基本无望了。三月初三日，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奏请皇帝南迁，范景文、李邦华、项煜等人请求太子先行前往江南，却又被光时亨指责为企图效仿唐肃宗故事，拥立太子以架空皇帝，此话一出再无人敢议论南迁之事。之后崇祯虽然还动过南迁的念头，却为时已晚。
整个南迁之议历经了两个多月，到最后却是无果而终。那么究竟崇祯帝为什么会从主张南迁到最后放弃，主要的大臣们为何都对皇帝的态度不置可否呢，我们从皇帝和大臣两个主体分析一下原因。
从崇祯皇帝的角度看，他不敢作出南迁决定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要承担丢弃宗庙社稷的骂名，因此当懿安皇后质问他“祖宗宗庙在此，迁何往？”时，他会无言以对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计划。其次是他本人性格原因，崇祯皇帝性格多疑，刚愎自用，对待大臣极其苛刻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决定做某事，常常在开始时表现决心很大，一旦遭遇挫折就会泄气，并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李邦华提出让太子南迁的折中意见时，崇祯却做出了两个都放弃的决定，现在看来着实有些任性，但却与其性格不无关系。再次，崇祯皇帝对局势判断失误，他没想到保卫京师的各路人马会一触即溃，先是李建泰，后是李国桢，都是不可堪用，只有周遇吉等少数将领奋勇抵抗，但已是无济于事，如果他早点认识到当前山穷水尽的形势，可能会有另一番举动了。最后，崇祯不南迁可能还有一丝私心，崇祯皇帝本意是想自己亲自迁往南京，却没想到李邦华在廷议上提议让太子先前往南京监国，这一提议让他左右为难，因为这等于让他做出自我牺牲，所以他只得以“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加以拒绝。纵然太子可能是少不更事，但他毕竟是法理上天经地义的继承人，即使是一线生机也应该进行一番尝试。
反观当时的陈演、魏藻德之类的内阁大臣，他们为何会在崇祯皇帝需要他们表态支持时选择默不作声呢。第一个原因是不愿意承担责任，这里的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崇祯皇帝的问责，二是历史的问责，如果是他们几位提议南迁，南迁中途出现状况不用说没有好下场，即使偏安成功，崇祯皇帝也可能会杀了他们以谢天下人，让他们承当丢弃祖宗宗庙的责任，陈新甲奉旨议和却惨遭弃市不可不谓前车之鉴。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愿舍弃自身的利益，朝廷官员中支持南迁的大部分都是南方籍官员，南方官员大部分利益关系不在北方，因而会支持南迁，而反对者也多是北方籍官员，北方官员不愿意南迁大概也是不想轻易舍弃自己所占的大量良田美宅，在当时并无民族观念的情况下，明朝即使灭亡了他们一样能在新朝廷讨得一份差事，这也使得他们会考虑一番为行将就木明朝尽忠是否值得。再者就是下层言官因言搏名的思想作怪，诸如光时亨之流，言辞激愤却不能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为博诤谏之名却最终是害国害己。
借用魏斐德先生的观点，崇祯皇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也不肯派太子去南京。这使得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机构，依靠一大批汉族官员最终完成了对南方的征服；同时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关系不明确，以至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家园的北方官员。崇祯皇帝在做出不南迁的决定时，大概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些结果的。
参考文献：
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王昊：《崇祯与“南迁”之议》，《史学集刊》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