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民主斗士：血债必须用血来偿！然后他就死了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报考清华大学预备班。当年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疑》，正好暗合“闻一多”的名字，自然激发了他的灵感，文章写得汪洋恣肆，赢得了众考官的一致赞赏。
可惜的是，闻一多除了作文非常好，别的科目都水平一般，按清华的招生标准，是不能录取的。但主考官非常欣赏闻一多的文章，便力排众议，将他破格录取了。
也许正是这次破格录取，奠定了闻一多重实力、轻名声，重公义、轻私利的人生基调。
吴晗总结闻一多的性格为“天真，任性，诚恳，勇敢，无所恐惧，爱人民甚于爱他自己”，是非常准确的。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大学爆发，第二天，清华大学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岳飞的《满江红》，立刻激起了学生们心中的爱国热情。写这张告示的，就是闻一多。
随后的几天，闻一多带领同学们高举旗帜，上街游行示威，声色俱厉地发表演说，痛斥西方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当年暑假，闻一多没有回家，继续在学校里参加爱国运动。在给父母的信中，闻一多写道：“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1922年，闻一多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华人备受歧视，甚至连有些理发店都不让华人进。美国人固然势利，但当时的中国也确实让人尊敬不起来，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到处都充满了愚昧、落后、腐败，甚至连很多留学生都说：“国家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每当这时，闻一多都会反驳说：“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
在美国的种种经历，更加激发了闻一多的爱国热情。1925年，闻一多创作了一组诗，名为《七子之歌》。“七子”，即当时被列强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旅顺和大连），在诗中，“七子”以孩子的口吻表达了失去祖国母亲的哀痛心情，读来让人声泪俱下。其中关于澳门的那首诗，就是1999年澳门回归时响遍全国的那首经典歌曲。
这些事，深深地刺痛了闻一多的心，他没有等到毕业，就匆匆地踏上了回国的轮船，急切地要为这个愚昧落后但又割舍不下的祖国效犬马之劳。
回国后，闻一多奔走于全国各地，发表了大量的爱国演说，并出版了《死水》《红烛》两部诗集，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诗坛。后来，闻一多与徐志摩相遇，两人情投意合，共同创办了新月社，成为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为中国近现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对于诗歌创作，闻一多曾有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1945年11月，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举行了一场演讲大会，痛斥国民政府的不法行径。12月1日，国民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武力镇压爱国师生，造成了死4人、伤数十人的惨案，史称“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听说后，极为震怒，亲笔为烈士题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6年3月17日，西南联大为死难学生举行公葬活动，昆明数万市民也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游行队伍。闻一多高举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怒发冲冠，时人形容为一头“怒狮”。
在安葬仪式上，闻一多发表演讲，吼道：“我们要惩凶，凶手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的！”
闻一多等人的爱国行为，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1946年7月11日晚，民盟主要负责人、闻一多的好友李公朴，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甚至有人扬言，只要有人敢异动，李公朴就是下场。
闻一多的朋友们劝他躲一躲，不要跟反动派正面冲突。闻一多冷冷地说：“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图：李公朴）
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举办李公朴追悼大会。闻一多的家人劝他不要去，但闻一多不听，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不得已，大儿子闻立鹤便陪着父亲一起去。
在大会上，委员会出于闻一多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安排他登台演讲。但闻一多哪肯噤声，不顾一切地冲上讲台，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演讲：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最后，闻一多庄严地喊道：“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其实，在追悼大会的现场，就藏了不少国民党特务，都在死死地盯着闻一多。大会结束后，闻一多跟儿子一起往回走，走到一条偏僻的小道时，突然冲过来两个人，对着闻一多连开数枪。闻立鹤见状，忙扑上去保护父亲，也被打了几枪。附近的人闻声赶来，把他们俩送去医院，却为时已晚，闻一多已当场死亡，闻立鹤经抢救后，万幸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