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有没有说过「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曹操是否真的说过“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出自《三国演义》。它的原始形态，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注引的孙盛《杂记》。

图：中华书局版《三国志》第1册正文第5页

陈寿在正文中提及，董卓掌权后，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松之在该句后，补注了三条材料，分别是：

裴注所引《魏书》，不是陈寿撰写的《三国志·魏书》，而是曹魏时代的官修“国史”（大约成书于曹髦、曹奂时代）。该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王沈，原是曹爽的家臣，曹爽被杀后转投司马氏，被安插在魏帝曹髦身边。曹髦死于司马氏之手，直接导火索就是王沈将曹髦的计划向司马昭告密。时人评价王沈史品不佳，“多为时讳”，常替权臣与豪门粉饰。

《世语》即《魏晋世语》，作者是西晋人郭颁。郭颁字长公，正史无传，做过襄阳令，也做过令史，就是朝廷的史官。据裴松之的描述，《魏晋世语》不是一部讲结构、有条理的史书，而是“全无宫商”，大约是一部类似笔记体、段字体的著作。

《杂记》的作者孙盛是东晋人，做过浏阳令、长沙相等职，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异同杂语》等诸多史书。据《晋书》记载，孙盛是一位秉笔直书、不畏权贵的良史，曾因不愿曲笔记叙权臣桓温的枋头之败，而遭桓温以“门户事”（家人性命）相威胁。至于《杂记》具体是指孙盛的哪本著作，是一个仍存在争议、难以定论的问题。

图：曹操像

依据裴松之提供的这三则材料，可以做如下三点保守分析：

（1）曹操杀吕伯奢家人的情节，既入曹魏官修《魏书》，很难否定它的真实性。但书中提供的解释吕伯奢之子欲纠合宾客抢劫曹操，要夺他的马匹和财物，却未必可信。吕伯奢既是曹操“故人”，家中又蓄养着“宾客”，自应是一位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的地方名士。吕家有何必要去抢劫曹操这种“逃归乡里”之人呢？

（2）官修《魏书》记载曹操杀吕伯奢的家人，显示该事件在当时有着相当程度的传播。于曹操而言，主动传播此事并无多少光彩可言。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吕伯奢乃地方名士，曹操于地方名士家中杀人，酿成了一桩被广泛传播与谈论的“公共事件”（吕伯奢所在的成皋县，属河南尹管辖，恰是一处信息通达之地）。若此事毫无影响，《魏书》似也不必载入。

（3）《世语》写于西晋，《杂记》写于东晋。较之《魏书》，它们对吕伯奢事件的描述多了一个情节曹操怀疑吕家人要抓自己向朝廷邀功，于是不待确认真假，自己先动了手。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逻辑，也说明曹操因疑心而杀吕伯奢这种说法，至晚在西晋时已有流传。

除了以上三点，还有一处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杂记》与《世语》关于曹操杀吕伯奢家人一节的描述基本相同，但《杂记》多了那句著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杂记》的作者是孙盛，而在孙盛所写的另一部史书《魏氏春秋》中，说这句话的人却是司马昭：

大意是：魏帝曹髦身边的官员郑小同，去造访司马昭。司马昭跑去卫生间，有一份秘密文件没有收起来，他回来后问郑小同：你有没有看我的秘密文件？郑小同说：没有。司马昭说：宁我负卿，无卿负我。宁愿我错杀你，也不能冒被你泄密损害的风险。于是拿毒酒杀死了郑小同。

《魏氏春秋》共二十卷，今天已经失传。上面这段记载，见于唐朝章怀太子为《后汉书.郑玄传》所做的注引（郑小同是郑玄之孙）。

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记载，也见于裴松之为《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所做的注引，但其中又有微妙的不同。裴的注引是这样的：

《魏氏春秋》只有一种。章怀太子的引用中，司马昭说了“宁我负卿，无卿负我”这一丧心病狂之语；裴松之的引用中，只说司马昭犹疑，没有记载这一丧心病狂之语。章怀太子是唐朝人；裴松之虽然生于东晋，但他为《三国志》做注时，东晋已被南朝宋所取代，二人皆不必顾及司马氏的审查。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区别？

这当中的可能性非常多。比如，章怀太子的注引，将曹操与司马昭弄混了；再比如，裴松之依据孙盛的《杂记》认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版权属于曹操，于是在引用孙盛的《魏氏春秋》时，删掉了司马昭的“宁我负卿，无卿负我”。但在不否认任何史料真实性的前提下在没有证据可以否定史料的情况下，寻求能够尽可能包容相关史料的解释，可能是最合宜的解读史料的方式也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

曹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是汉末魏晋时期流传于历代权力高层的“黑暗名言”；司马昭的“宁我负卿，无卿负我”则是承袭该名言的变种。孙盛将二者同时记录了下来，是因为他认为二者都是真的；曹操与司马昭，本就是同一类人。这两句话，代表了魏晋时代之人，对曹操与司马昭个人形象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