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抗敌血战为何多发生在长江以南？
我们看中国历史，自中世纪两宋以来，外患频仍，但汉民族的对外血战往往发生在长江以南。华夏抵抗，几乎成为南人的独角戏。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发祥地，所以，华夏文明又称“黄河文明”。黄河中下游即中原是华夏的核心地带，这里包括现在的河南全境、以及河北、山东、山西、江苏的局部地区，基本属于北方范围。但是，这只是华夏的中心地带，而不是全部。早在先秦，华夏就有“九州”轮廓。据传“九州”系中国第一王朝“夏”的创建者大禹设定，战国时代齐国学者邹衍据此曾发表著名“大九州说”，《史记》对此也进行了简要记载，九州即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中，“扬、荆”二州不在中原，系江淮地带，确属南方。
追溯历史，中国的外患要从秦汉记起。千年外患大都来自北方，汉民族受到草原游牧民族部落侵袭。在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压迫下，汉民族被迫一次又一次南迁，华夏文明中心也一再南移。
从公元4世纪到13世纪，这千年间，中国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
第一次大规模北人南迁，发生在东西晋之交。
司马晋“乳糜血”，五胡入主中原。司马家的后代子孙，渡过长江，跑到南京“复国”。随着汉族政权南迁，北方汉人不甘受异族政权压迫，也纷纷南下移居。从此，偏安江南，就成为汉族弱王朝的常见历史景观。而南迁亦为南扩，江南朝廷，不止于传统“扬、荆”二州，“江、湘、广诸州”，也“赖以得全”。“南国”涵盖了湖南、广东等东南沿海。
对此，史书《隋书》记载得很清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也就是说，自汉民族丧失中原，跑到南方的北方汉人越来越多，他们到了南方，保留了很多北方汉人的习惯，和土著的南方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南方汉族朝廷，则对北方移民一般采取善待的安抚政策。这一方面表明他们收复失地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当时“北人南渡”是“华夏南国”的重要组成。史料记载，仅“五胡乱华”这次，“北人南渡”人口即90万，占当时540万江南人口的六分之一。
第二次北人南迁发生在“靖康之变”。
随着赵宋政权的南移，北宋汴京皇族、贵族、官僚、富商、平民也纷纷追随，“威盛、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南迁人数超过200万。
第三次北人南迁发生在元灭金期间。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与宋金交战频繁，当时，虽然中原已被女真金国控制，但那里依然生活着不少北方汉人。蒙古铁骑在中国北方攻城掠地，烧杀抢掠。他们每攻占一城一地，即大开杀戒，还掳掠人口和牲畜财产。于是，北人闻风南逃，南宋小朝廷再次得到“人口红利”的补给。
大量的南渡北人，不仅带给南方“人口红利”，而且还带去了“文明软黄金”将华夏原生“黄河文明”带往江淮。长江流域就此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华夏文明新中心。由是，中原移民和原属东南“楚人”、西南“川人”一起，组成“新南人”。这些“新南人”成为“华夏南国”中流砥柱。南国汉族皇帝正是倚仗这些人，组成了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譬如“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都是南下的北人。岳飞是河南人，韩世忠、刘光世是陕西人，张俊是甘肃人。他们和南方将士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
可见，北人南迁，南方给北人栖身之地，北人给南方战力回馈，随着北方汉人一起南下的，是中原汉民族的精神血脉。所以，两宋以来，从精英到精神全被“掏空了”的北方血色暗淡，渐次成为长期沦陷之地，不断衍生“伪齐”之流“汉奸政权”。而汉魂之血性在南方彰显愈烈，南人对外族入侵抵抗得越发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