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爱国者的故事
我国爱国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屈原。他确实曾“竭忠诚以事君”（《惜诵》），但这并非是出自狭隘的“忠君”思想，而是出于痛切的“郁郁忧思”，“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欲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他热望以“内美”的高洁情怀“与为美政”，拯救处于船破浪险、巢危风急中的楚国，重现远古的“大同盛世”。然而，“九折臂而成医”（《惜诵》），楚王“变黑以为白，倒上以为下”（《怀沙》）的暴虐统治，终于造成了“民离散而相失”（《哀郢》）的悲惨后果，从而使屈原的思想也发生了从“恐皇舆之败绩”到“悔相道之不察”（《离骚》）的根本变化。他发出愤怒的责问：“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甚至把楚王轻蔑地称作“南夷”（见《怀沙》），还大胆地歌颂了楚国的叛逆伍子胥（见《涉江》），鲜明地表达了对人间帝王、天国主宰的彻底否定和对君主专制的深深憎恶。可见，作为与楚国共存亡的伟大爱国者，屈原所真正关心的是楚国人民的祸福，而非楚王朝的存亡绝续。以“生斯世、为斯民”为己任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处在南宋末期内外危机重重的时代，“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跋彭叔英谈命录》）。但他的爱国并没有局限在为“圣上”的江山拼却一死因为他认为“社稷安危之权，国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内之阴邪，常执其机耳”（《已未上皇帝书》）而是更强烈地表现在要求革除南宋朝廷弊政的种种努力上，即“持（改革）不息之心”，求“安民之道”、“淑士之道”、“节财之道”、“弭寇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才物各得其所”的美好理想（《御试策一道》）。他认定，自己作为天生地养的“贤才”、“圣贤”，绝不能坐视世道险阻，绝不能安于“蓄其才德而不施于用”，而应当象及时雨那样，泽被天下（“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己累？”“圣贤非坐视民物之屯者而安于需……”）。在这种崇高追求中，文天祥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为了民生社稷，“别立二王”不失“为忠”，跟着皇帝去卖国偷生求荣则“非忠”（《纪年录》）。总之，文天祥的胸怀、抱负，是以“民胞”、“民物”、“民生”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祖国和民族的复兴才是他的忠爱所寄。因此，尽管已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在燕京元人的监狱里还在为百姓祈福：“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五月十七夜大雨歌》）。明末清初三大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他们都曾在忠君爱国的旗帜下同清兵作过殊死战斗，而且后来都终生未与清廷合作。不过，从他们的思想理论看，“忠君”只不过是为匡世济民不能不举起的旗帜，而并不是要“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明夷待访录》）。在王夫之看来，君主一姓之兴亡，不过是“一人之正义”；“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私，是“一时之大义”；而整个民族的兴亡，则是“古今之通义”。这“三义”的关系是：“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读通鉴论》）。因此他主张，如果君主不能保证本民族“自固”，便“可禅、可继、可革”（《黄书》）；当年恒温和岳飞如果能北伐成功，恢复失地，即使取东晋、南宋的帝位而代之亦未尝不可（《读通鉴论》）。黄宗羲力倡“非君说”，他把君主视作“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独夫民贼，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他看来，“天下之治乱兴衰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故“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我从也”；对于暴君，离弃之犹为不足，而应是人人得而诛之（《明夷待访录》）。在《日知录（卷十二中）》，顾炎武系统地阐释了他的爱国主义观：“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也就是说，保存一姓的尊荣，乃是朝廷的事情，而使国家勿为外族所乘，以免造成“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历史性倒退，则是全民族每个成员皆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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