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史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在泓水发生了一场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意义却很大的战争。这场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史称“泓水之战”，宋襄公也因这场战争而成了名人。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乘楚军渡河过半时予以打击，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全部渡过泓水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战争的结果是人所尽知的，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严重的箭伤，连其禁卫军（门官）也悉数被楚军所歼灭。而这场战争的意义不在于表明宋襄公指挥有错误，或他本人智力有缺陷。因为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这场战争的标志作用是，自西周初建，到春秋末期，兵家所奉行“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彻底击碎了。周王朝建立之后，充满诡道权谋思想的“太公阴符”，并没有成为军事的主导思想，而是“治兵以礼”。同时代的《司马法》与其说是兵书不如说是礼书，其中强调的“军礼”是，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宋襄公所坚持强调的，“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都是对《司马法》作战原则的坚持。如果在中国破坏了有限战争规则的是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的楚国，那么在欧洲破坏有限战争规则的就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在泓水之战后中国诞生了一位举世公认的战略家，他就是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在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战争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兵不血刃是任何一个军事统帅的希望，而在孙武的时代“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是遥远的理想。在战国时代的将领都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秦将白起在长平一战后坑杀赵国降卒40万，就是战争已经变成了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例证。在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代战略学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以拿破仑战争为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传世之作《战争论》。这部和《孙子兵法》一样诞生于战乱背景下的军事著作，同样把战争暴力推进到最大限度，并以战胜和消灭敌人的军队作为核心目标。这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原则的作战思想，一直到20世纪的上半叶都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在世纪初的两次大战中把屠杀演义到了极致。在中国，到了结束战乱统一后的汉朝。军事思想家再次对战争的目的和手段进行了反思，这一点在两汉时期惟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完整兵学著作《三略》中有集中的反映。在战争目的论方面，所强调的是“诛暴讨不义”；在对待“战胜”与“国安”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思想上又回到了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施“仁义”之泽于万民：“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同时《淮南子》中也有这样的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中华军事网,上边有许多中国古代战争史的资料与图片秦朝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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