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人祭时，用的是战俘还是本国贵族？
商代社会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社会，《礼记丧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神而后礼。”《吕氏春秋顺民》记载，商汤克夏后，天下五年大旱。为此，商汤以自己作为牺牲，在桑林向老天祈雨。商汤祈雨之举，就是商人以神为本文化的具体表现。从历史现实来说，这表明了商代诸王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群巫之长。商王室这种政教合一的方式，促进商人发展出了复杂而残酷的祭祀文化。
以殷墟甲骨文的记载可知，商人祭祀牺牲数量众多；祭祀所用的牲畜最多时可达三百头之巨！除了牲畜外，商人祭祀时还喜欢用人。甲骨文中，常常可见“王其侑于小乙羌五人，王受佑”、“大乙伐十羌”、“大乙伐十羌又五”等等之类的文字。这是商人祭祀时以人作牲的真实记载。
除了甲骨文的记载，考古遗址中也可发现这一史实。
1976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商代王陵东区发掘了一系列祭祀遗址，属于武丁到禀辛四代商王时期。在约4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分布着191座祭祀葬坑。据不完全统计，祭祀坑内的人牲数量多达1330人！
如果单纯是祭祀，商人通常用奴隶或战俘作为人牲。但是，“人牲”固然是用战俘和奴隶；可一旦需要“殉人”，那就有可能用到本国贵族了。商汤祈雨之时，可是以自己作为牺牲！既然商王在必要时都可作为牺牲，商王之下的贵族又何尝不能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1950年发现的河南安阳五官村商墓，陪葬的人多达七十九个：其中有棺、有随葬品的“殉人”共十三具，其余的陪葬人则身无旁物。两类不同下葬规格的殉人，证实商朝祭祀用人不但有奴隶、战俘，还有本国贵族。
其实，商人这种以人为牲的祭祀传统到春秋时期还一度有所恢复。
公元前621年夏，秦穆公去世。不知为何，秦人突然恢复了殉葬制度。史料记载，为秦穆公殉葬之人多达170人，其中还包括子车氏三位大夫奄息、仲行和虎。《诗经国风秦风》中的“黄鸟”一诗，就记载下了殉葬时的残忍一幕：“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殉葬的大夫到墓穴边时，被吓得浑身颤栗发抖，足见秦人殉葬制度的残酷一面。
秦人虽然是殷商遗族，但秦穆公号称一代英主，居然临终前恢复商人如此落后的祭祀文化，确实令人极其不解。为此，《左传》还批判道：“秦穆公之所以成不了霸主，这是理所当然。……他没给后人留下良好法度，却让国之贤良为他殉葬，这是国君在作乱了！有识之士因此知道秦国再也无法向东进军了！”
自秦穆公以后，秦国数代国君都碌碌无为，恐怕就与秦穆公的殉葬密切相关：大臣谁得到了国君重用，就可能要陪国君去死，谁还敢来秦国出仕？秦康公时，晋国贤人士会本已在秦国得到了重用，可晋人一召唤他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晋国，应该也是害怕秦国残酷的殉葬和祭祀文化吧？人才都不愿到秦国出仕，秦国又怎么能迈过眼前晋国这一道闸门向中原扩张？所以，整个春秋时代，秦国都没能在越过崤山一步。
由此可见，以人祭祀的文化对秦国伤害有多么巨大。
现代人都说古人以人祭祀愚昧而残忍，可某些现代人大量杀牲祭祀不也是同样愚昧？对于祭祀，最为开通的可能还是古人。周文王就创立了（yuè）祭文化用生菜来祭祀。《易经》“既济”卦爻辞中，就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祭，实受其福。”东邻，就是商人；西邻，就是周人。喜欢杀人杀牲的商人，最终被周人推翻，所以说西邻的祭才“实受其福”！三国经学家王弼对此评价说：“牛，祭之盛者也；，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休德。……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祭，实受其福也。”
祭品的厚薄不是关键，德行厚重与否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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