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2日,西柏坡给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发来急电,要求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贯彻平津战役“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方针,以有力部队迅速攻克塘沽港,切断驻天津之敌陈长捷所部的海上逃路,并在电文中给出了详细的战役指导,然而司令员林彪接电后却深感为难。
确实,平津战役的战场形势要求先打塘沽,而军委的指示也是要求先打塘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塘沽距离当时的天津市区约60公里,是蒋军在华北最大最重要的港口,第十七兵团侯镜如兼任司令的“津塘警备司令部”就设在那里,陈长捷也不过这个机构的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可见其重要程度。侯镜如直接指挥的部队不算多,有第87军等部队约50000余人,按理说不足为虑。
林彪之所以犯难,是因为塘沽地形非常特殊,它一面临渤海,另外三面都是无遮无拦的盐碱地,即使东季也不结冰,非常不利于我军隐蔽调动和发起进攻。而且,侯镜如已经把他的指挥所、重要物资和通讯中枢早早搬到了停泊在港湾的军舰上,一旦发现守不住就会从海上开溜,东野部队很难抓住和全歼该敌。
考虑再三,林彪还是下定了攻取塘沽的决心,决定以第2纵队、第7纵队和第9纵队共计十个师的兵力,由7纵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首先夺取塘沽和大沽,攻歼侯镜如的50000余人,然后再取天津。结果邓华和政委吴富善率部兵抵塘沽外围后,也发现塘沽确实不好打,伤亡肯定会很大不说,敌人随时还会溜走,遂急电林罗刘说明实际情况,请求推迟攻击时间再做认真准备。
林彪接电后又反复看了地图,然后对罗荣桓和刘亚楼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都要在很短时间内加以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推迟攻击时间,军委不一定同意,就是同意了,塘沽的地形也是改变不了的,也还是很难把敌人歼灭”。罗荣桓表态说:打塘沽是我们入关后的第一个大仗,如果打不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战役。
旁边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看明白了,司令员站在军事角度上其实是有些犹豫,而政委站在全局高度坚决主张强攻,于是主动请缨:“我去一趟塘沽前线,再看一下地形,与邓华、吴富善同志进一步研究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好这一仗”。林彪表示同意,同时嘱咐刘亚楼带上肖华一起去,东北野战军新任特种兵司令员。
1948年12月26日,刘亚楼、肖华到达第7纵队的前沿指挥部,首先听取了邓华的情况汇报,邓华指着地图说明:“塘沽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们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也很难封锁海口,敌人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我进攻部队虽可利用盐堤做冲击出发阵地,但发起冲锋后就进入平坦的盐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那代价就太大了”!
刘亚楼回头问政委吴富善,已经发动的试探性攻击效果怎样,吴政委回答说:“我们用少量部队进行了试探性攻击,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第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600余人,自己伤亡700余人。2纵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他们的部队攻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多人,自己却伤亡400余人,我们只好命令部队暂停攻击”。
之后几位首长一起到了前沿阵地,刘亚楼在回忆中写道:“看见了无遮无拦的平坦开阔地,纵横交错的沟渠和未结冻的绵延盐田,还有远处停泊在海面上的敌舰”,情况确实如同邓华司令员所介绍的那样。晚上开会时,刘亚楼先是传达了军委要求先打塘沽的命令,同时也根据实地观察的情况,谈了自己的意见:
“现在看来,以三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难以速战速决,且要付出很大代价,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失不划算,更重要的是费时费力,将拖延解放平津、解放华北的时间”。其他几位首长也都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但是军委有严令、林总有指示,问题怎么解决呢?
作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刘亚楼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后,突然试探地问邓华和吴富善:“如果我们把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你们看怎么样”?邓华击掌称是:我们想到一起了!先打塘沽得不偿实,先打天津是有把握的!吴富善也说,曾经跟2纵刘司令、9纵詹司令商讨过,大家都认为:如果先打天津,可以争取时间,不仅天津守敌跑不了,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也更为有利。
刘亚楼笑了,看来前线指挥员们的想法跟自己是一致的,只是碍于上级的命令,不好冒然提出反对意见罢了。于是次日凌晨匆匆赶回孟家楼的野战军司令部,向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最后塘沽的守敌一部分跑了,也扭转不了华北敌军覆灭的命运”,此时罗政委已去西柏坡开会,林彪听完建议顿时陷入长考。
轻易改变西柏坡的战役部署,这不是闹着玩的,林彪独自思考了两天后“方下定决心”,于11月29日上午11时致电军委,请求改变先打塘沽的作战计划,并且详细汇报了刘亚楼实地考察的情况。结果西柏坡的回电很快就到了,命令简单而明确:“林、刘:二十九日十一时电悉。(一)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二)罗(荣桓)昨日到此”,林彪和刘亚楼阅电,均长舒了一口气。
得到西柏坡的明确指示后,林彪也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决定在平津前线指挥部之下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以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第2、第7、第8、第9纵队,以及6纵和12纵的各一师,附特纵大部共22个师34万人奋力攻取天津。1949年1月7日,林彪在电文中汇报了攻击天津的作战部署,还特别说明:“刘亚楼要求六纵一个长于巷战的师参加攻天津,亦已同意”。
也就是说,改变先打塘沽的计划,是刘亚楼说服了林彪、然后林彪请示了西柏坡、并且最终得到了批准,充分证明了刘亚楼参谋长的军事眼光,而林彪决定以参谋长为攻城战役总指挥,更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大型战役中,参谋长是很难有机会直接统兵作战的。刘亚楼因此成为天津战役的最高指挥员,随即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案。
1949年1月14日,在500门重炮的轰鸣声中,刘亚楼指挥部队发起了天津攻坚战,东野部队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陈长捷以下几乎一个都没有跑掉,充分说明林彪的人事安排独具慧眼:刘亚楼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参谋长,也完全有能力胜任军事主官。所以不久以后,刘亚楼出任了整编以后的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正式领兵作战。
林彪对刘亚楼的的能力非常肯定:一个刘亚楼顶三个参谋长,而周公对刘亚楼的评价则是另外一个角度::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有啊,辽沈战役就是在四野副总参谋长的帮助下才大获全胜的。
对于辽沈战役来说,总司令林彪其实是不如副总参谋长曹祥仁重要的。
别以为我在开玩笑,林彪元帅多次在许多公开场合说过,辽沈战役的胜利,最主要是靠东野二局能够及时破译国民党一线部队与南京的各种情报,让蒋介石的调兵遣将对四野没有秘密。
四野等于是“明眼人打瞎子”,即使不是林彪指挥,换一个其他元帅来指挥,结果也不会有多大的区别。
有人说我会打仗,我打仗靠的是情况明。
作战方案定了,部队部署好了,敌情有变化,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
以上都是林彪公开场合原话。
而主管东野二局工作的正是四野副总参谋长曹祥仁,他同时也是我国最天才的无线电侦听破译专家。
说起来曹祥仁在长征时更拉风,为了能让以曹祥仁为首的无线电侦听破译人员心无旁鹫的工作,负责给他们做饭的两个同志是周恩来与王稼祥,是的,就是遵义会议后三人组成员。
林彪为了把曹祥仁“挖到”东北来,也算是礼贤下士,直接任命曹祥仁为东野副总参谋长兼东野二局局长。
事实上,林彪在辽沈战役那些越过兵团、军一级单位,直接指挥到师、到团的的命令,背后都是曹祥仁准确的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电报,使得林彪对国民党军下一步行动了如指掌,为了节约时间,林彪才直接越过兵团、军一级单位,直接指挥到师、到团。
东野的指挥是超常指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二局的情报。野司命令经常不通过兵团,不通过军,直接发给师,军、兵团对此都不提意见。东野参谋处处长苏静曾
林彪在辽沈战役后甚至公开表示“有了密息(二局)情报,打胜仗可以说有绝对把握。”
事实上近代战争本质是科学技术的胜利,谁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并不是说林彪的指挥才能不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曹祥仁100%破译国民党军的电报,那么林彪也不可能夸口“打胜仗可以说有绝对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