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陕西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当时正是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明末政治腐败，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连续多年闹灾荒，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霸占了。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21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陕北巡抚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充耳不闻，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1628年，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卦等纷纷起兵响应。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1635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斗争的实践教育了起义军，他们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1635年，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
明朝末年，陕西成为起义之地，我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铸成。
首先，逃兵。万历、天启年间援辽逃兵回省。军士不敢归籍，只能相聚为盗为匪，祸患当地，为害一方，形成了饥民变匪的天然土壤。“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这段话是崇祯初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所奏。可见当时逃兵对于提高未来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有着很大的作用。
其次，天灾，加之政府无力赈灾。恰巧当年（1627年）对于陕西来说属于荒年，加之粮食道路运输不畅，导致陕西饥荒愈重，饥民愈多，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言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多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当时气候干旱，土地签收，而当时崇祯政府也拿不出赈灾银和粮食，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农民造反起义。天启七年户部尚书郭允厚上书陈事“臣病起于忧思，臣忧起于空乏，如黔饷之请，岛饷之增，饷之已措而苦未措也，种种关心，无以自遂。盖太仓之岁入仅三百三十万，而岁出该五百余万。臣思之，而无策也…”后面郭允厚还说到了中央财政支出以及九边等财政支出及各地欠款，均以“臣无策也”做结尾，可见当时财政入不敷出，远远达不到赈灾的要求。此奏折中亦写到“况澄城之官以催科而陨命”，一语提到了澄城农民起义，虽是一语带过，却也窥探到中央已然知晓此事。
最后，民风。陕西自古以来民风彪悍，古代的秦军即发源于三秦大地，战斗力相当生猛。况且，明朝制度，自开国以来，严格控制人民，禁止离自己土地，没有通行证禁止出行。丰年自然没问题，如果遇到饥年，还不让出去讨饭，自然会激起民变，而民变的后果就是变为流民，成为流民之后，加之流民本身逞凶斗狠，故成为不稳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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