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中的明军士兵，奔袭千里远赴朝鲜作战，受伤后如何治疗？

壬辰战争是朝鲜方面的说法，我们称为万历朝鲜之役，乃万历三大征之一。朝鲜无力应对日本的14万大军，哀求大明王朝援助，朝廷遂发兵4万击倭，最高峰时兵力一度达到了七万之众，战争前后打了八年之久，据后世研究，明军伤亡有3-6万人之多。

有些影视剧和小说中将古代军队描写的极为残酷，战友倒地救都不救就一刀杀了，其实按《武经总要》的说法是：“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瘗者，斩！”，也就是说，按明代的规矩，至少那些被送去养伤的军人是不能被随意放弃的，哪怕他们养病的时候病情恶化死了，看护的护工也要跟着倒霉。如果重伤的人没有气绝被人当死人处理了，那么负责的人亦是杀头的大罪。

显然，面对数量庞大的受伤将士，有经验的军人是战争的宝贵财富，必要的战场医治也是军心士气之所在，没有必要的治疗是不可能的。大型战争经验相当丰富的中国古代王朝，很早就在战场救治、疾病医疗、军营流行病控制方面总结出了不少经验，并且融汇进了国家战争体系之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一套制度概念，传为姜子牙著的《司马法》中，就有“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的仁法。

另一部亦传为姜子牙的兵书《六韬》，在其《王翼》篇中提出了“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的概念，一支部队除了“天文、地利、兵法、权士、术士、奋威、兵法、股肱、通粮、会计”等组织架构外，还有“方士”的职务位列其中：

“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这里的方士就是指的医生，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一支正规挂帅的部队里，按照规矩是要有两个起码“主治医师”级别的医生在内的，他们负责管理药材，以治疗刀伤这类金创为主。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军医制度也愈发完善，汉代有了隶属光禄寺的武职军医，南北朝时期亦有类似的设置，并且相关的医学应用也在迅速发展。到隋朝出现了九品官身的“尚医军主”，唐代有了“太医令”、“检校病儿官”，“军医”这个词汇也正式出现在历史中，宋朝时更是有了专门为战争设置的野战医院，专门为前线将士提供医治服务，《虎钤经》中甚至出现了缝合伤口等外科手术的明确介绍。

元朝时，除了继承前代的一些派遣太医、医官巡营制度外，还增加了不少蒙医的制度和诊治方法，比如用烙铁止血、将人放进刚宰杀的牛腔体中复苏的法门。

元朝军队中有“医工”，这些人随军从征的话，便可以获得免除徭役、赋税的福利，像元代撰写了《卫生宝鉴》的大医学家罗天益，他就曾经以医工的身份随军。按元朝的规矩，伤病军人除了有自己的月粮外，还有一定数目的新米粥用以养病，医药为官方报销，有医工负责照看。

根据明初的一些零星资料来看，明朝的军医制度与元朝基本一脉相承，清代也承袭了其制度，一般由太医院负责对部队派出医官和医士为主。像制度比较完备的京营中，基本能做到都有医官任职。而地方卫所因为要负担常备作战任务，所以这方面更阔绰些，一般每个都司都有1到2个医士，虽然没有太医院医官那么高的职位，但卫所自己一般还会在紧急时自掏腰包请地方名医随军，或者干脆雇佣大量的郎中，不就是花钱请人吗？关羽能请华佗，我大明就能请李时珍。

比较特殊的是郑和下西洋，可能是为了应付险恶的海上环境，下西洋时携带的医生和医药特别多，每艘船都会携带3名医士和若干民间医生，总体数字近200人。虽然这个数字不能拿来套万历援朝，但足以说明明朝是不缺医生的，更不缺能应征去冒险的医生。

许多人都忽略了明朝是个中医相当发达的年代，牛叉的医生、医学家特别多，他们许多是读书人出身，有知识，有文化，敢动手，李时珍就不用说了，还有女医谈允贤、著写《医学纲目》的楼英、著写《瘟疫论》，半只脚踏进微生物领域的吴又可、著有《女科》、《男科》的医圣傅青主、中医临床理论大家，著写了《六科证治准绳》的王肯堂，此外还有薛己、万全、高武、方有执、张介宾等，这给军队医士制度也提供了很好先决条件。

横跨嘉靖朝到万历十五年的戚继光离万历援朝的万历二十年不远，他的《练兵实纪》可以说对这一时期的军营制度具备相当的参考性，尤其是“报战伤”，《练兵实纪》中是这样写的：

凡遇战毕，收兵到营时，一面各营将督据千、把总，即开战伤者为一手本先递。凡弓箭伤系致命处为一等，虽重不开超等。被中三箭以上，虽轻亦开一等。中二箭者虽轻不开三等，凡射在手足间者为二等，箭入不深再轻者为三等，再轻者为四等止。其刀伤当面者为超等，伤手足重者为一等，轻者为二等，三等止。凡箭、刀伤俱在背后者，不准亦不给医药，若贼众四面围砍，我军在中，向敌者虽伤背，亦准作等数，须取营将及临阵将官画字于手本末。若众军同败，一齐奔走而伤者，不论面前背后，俱不准恤，即不必开报。若有几人能如众人败走之中，复回身对敌，能阻贼回者，即无伤，俱开头等；伤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进一等开等，超等者开超超等。可以说戚继光治军确实铁血，这种战伤申报制度比泛泛而谈的《武经总要》写的更明确，还标明了由每营指挥官监督千总、把总进行伤情上报，对伤情进行等级划分。而那些被判断逃跑时在背后造成了箭伤、刀伤的则得不到医治和医药。

而且戚继光还有个规矩，部队在战斗中不允许停下来进行医治，而受伤的将士也不允许高声呻吟影响军心，部队需要无视他们继续前进，治也要等到打完仗以后。

而那些战后因为伤病无法再跟着部队的士兵，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也记载了他们的去处：

“凡军行在途，遇有疾病，把总官验实，随即禀明，给文选所在官司拨医调治，痊可即便追来，敢有诈病推避者，治以军法”。意思是，行军时如果遇到不能再随队的伤疾，那么经过把总的验证，便可以禀明上级，写出一份“医引”，选择附近的有关部门找医生治病，病好了再归队。但如果敢装病，军法伺候。

按《练兵实纪》的相同说法来印证是这样的：

“遇有乏马病兵不能前行，登时禀到主将，给予信票，听差人押送到近地城廓、府卫州县、营寨所堡巡司调理。病者亲识队伙，乃许留一人看侍汤药，病痊则遣付本营。”大体意思与《纪效新书》差不多，这些伤病军人的去处被安排的很明确，周围一切国家机关都可以成为明军修养的去处，无论是城市还是营寨，乃至卫所机构都可以成为开条子去修养的地方，而且病人还能得到一个相熟的士兵同行照顾。

戚家军属于明朝典型的营兵，与卫所兵不一样，他们有医士和兽医编制，而且骑兵、步兵、车兵都有专管的医士，总体来说还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虽然戚继光五年前就死了，战斗主力也主要是辽东军，但戚家军仍然参加了这次战争，其许多经验也早就化为了明朝各地营兵的经验。

所以，如果万历援朝的那些明军能得到规规矩矩的对待的话，他们还是能得到一定条件的医疗的，而且中国古代对治疗金创、战伤方面并不陌生，无论是金疮药、夹板固定、失血保温、止血、缝合，还是术后修养、修养制度都相对比较完善。而且援朝战争动用了许多朝鲜的物资，大明朝廷也几乎掏光了家底，在这种高资源堆积的情况下，医药方面不应该成为很大的问题，受伤后也会就近转入朝鲜的城市养伤，最差最差也有个初级的野战医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