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打得难解难分的攻防战？
两山轮战，无论对我国还是世界而言，都堪称最难解难分的攻防战。
作为距离我国最近的战争，对越战争却显得最为“低调”，而作为对越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山轮战则显得更加陌生。
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掩盖这场战争的艰苦卓绝和重大意义。其中两山轮战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都称得上是最难解难分的攻防战。
1975年，美国撤离南越，北越旋即统一越南。而在此前的1969年，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去世后，后继的黎笋政府企图统一越南，并兼并老挝柬埔寨，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和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背道而驰，因此中越关系开始逐渐转冷。
而此时和我国交恶的苏联，为牵制我国，疯狂的对越南进行援助，越南更加有恃无恐。
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苏越两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而此时的越南早已趁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出兵干涉，在越南南部掀起大规模排华浪潮，并在中越边境不断制造摩擦和事端，越南甚至自诩为第三军事强国，其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愈发明显。
在这样的条件下，1979年1月，中美建交，随后总设计师访美，得到美国卡特政府“保持中立，并阻止苏联介入对越战争”的承诺，我国最终确定了“教训”越南的方针。
1979年2月17日，我军30万人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撕裂中越边境线，向越南发起了猛烈进攻，越南北部的10万大军瞬间被消灭殆尽，仅用了16天，我军就占领了老街、高平等战略要地，打开了通往河内的门户，越南震动。
但总设计师随即命令撤军，我军在回撤的途中对陷入重围的越南游击队实施了残酷的清剿，对中越边境越南境内80公里的范围进行了的地面建筑进行了一系列毁灭性打击，谅山更是一间房子也没有留下，彻底摧毁了越南北部的工业基础，越南一夜回到解放前。
而这作为我国惩罚越南，打脸苏联的操作，只是总设计师的开胃小菜，真正的重头戏在后面的两山轮战。
虽然我国撤军回国，但总设计师利用中越边境争议较多的特点，占据了两国争议的多个战略要点，迫使如鲠在喉的越南不得不在越南北部维持一直人数高达100万的大军，成为越南的沉重负担。
而由于越南被我国疯狂报复，境内基础设施被摧毁殆尽，百万越军的消耗几乎全部要靠苏联买单，这使得越南的盟友苏联很快不堪重负。苏联每天需要援助越南200～250万美元，越南成为苏联不断掉血的巨大创口。
而总设计师的好戏才刚刚开始，1980年10月，我军夺取了有争议的罗家坪大山；1981年5月，我军在广西和云南方向几乎同时夺取了法卡山和扣林山；1984年4月到5月，我军又攻取了老山和者阴山，不堪袭击的越南被迫以全国、全军之力在地形不利的老山跟我军展开激烈的争夺。
但由于地形不利，加上没有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越南不仅难有招架之力，伤亡更是极其惨重，比如1984年7月12日的老山战役中，越南阵亡3700多人，我军牺牲则只有70多人。
在对越战争渐入佳境时，我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军队改革也提上日程。1984年，我国裁军100万，着力提升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为了锻炼各军实战能力，总设计师要求七大军区轮流参战，史称“两山轮战”。
两山轮战的开展，除了提升了我军的综合素质，更彻底拖垮了越南，熬干了苏联。
为了更好地达到惩罚越南，干翻苏联的目的，1988年，我军发动南沙“3.14海战”，将对越战争战线扩张到海上，而且总设计师还准备派海军攻取越南中部的昏果岛，从海上掐断贯越南的南北铁路交通大动脉。
经过一系列组合拳的出击，越南被彻底打回原形，印度支那联邦梦彻底破碎。而越南背后的苏联，在两山轮战的疯狂消耗中最终不堪重负，加上阿富汗战争、中东战争等一系列轮番打击，这个红色帝国终于在1991年彻底崩塌，两极格局随之结束。
1991年，越南领导人阮文灵北上求和，越南彻底放弃了吞并柬埔寨和老挝的野心，但此时的越南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大潮，且因为长年累月的战争，这个东南亚小霸彻底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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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结束后，李宗仁率第五战区部队北撤到鄂北、豫南一带，依托大洪山、桐柏山，继续抵抗。此时日军虽然已经占领武汉，但因为第五战区的部队还在襄阳、樊城、随县、枣阳以及豫南的新野、唐河一带，留在敌后的二十一集团军也仍然还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江南又有薛岳指挥的国军，所以华中国军在战略上仍然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但日军此时已经控制长江航道，中游与下游联系畅通，因此在战略上虽然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但在战术上仍然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
1939年4月下旬，日军以三个多师团兵分三路，向第五战区主力进攻，一路从信仰地区向确山左翼兵团六十八军刘汝明部进攻，一路从应山、花园地区向随县、枣阳一带进攻，一路以第十三师团为主力，并配属两个联队和骑兵第四旅团，向钟祥进攻。其中，南北两路为日军牵制和佯攻，重点在中路突破国军，占领枣阳、随县一带，巩固武汉外围地区，减轻华中地区的压力。
战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已经得到日军要进攻的情报，所以本计划正面以两个军且战且退，待敌进入随县、枣阳一带后，桐柏山地区的部队侧击日军，截断日军与武汉之间的联系，将之围歼。正面守军虽然经过顽强抗击，完成了预订任务，但因为桐柏山地区的国军与日军刚一接触就向北撤退，未能完成预定任务，导致战场形势恶化，随县、枣阳一带国军溃退，战局几乎崩溃。关键时刻，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严令之下，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又返回战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等部也全线转入反击，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
到9月，国军也一改以往的被动应战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补充之后，发起了冬季攻势，李宗仁命令二十九集团军将襄河守备任务交给江防军，进攻已被日军占领的京山，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则进攻钟祥。12月，国军开始反击作战，但攻击一周之后，三十三集团军攻击钟祥未能成功，二十九集团军以四十四军攻击京山也未能成功，到十二月底，日军增调兵力开始反攻，国军分别退回原阵地，冬季攻势草草收场。
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5月，日军卷土重来，发动了日军所谓的襄东进击战，其计划仍然与一年前的随枣会战一样，分三路进攻。北路自信阳出发，向西进攻，中路仍沿着花园到襄阳的公路向襄樊一带进攻，南路则沿京山到钟祥的公路向北和向西进攻。战役初期，日军各路进展顺利，北路孙连仲所属刘汝明部被击溃，中路池峰城三十军被击溃，敌人攻占桐柏县城，南路击溃汤恩伯所属十三军八十九师和孙震二十二集团军所部，占领随县和枣阳一带。
到五月中旬，国军全线溃退，连临时抽调增援的七十五军也被日军击溃，桂系八十四军损失惨重，173师被击溃，师长钟毅在撤退时与部队走散而阵亡，174师和189师也损失惨重。战后，作为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桂系十一集团军因此而被撤销番号，桂系大将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被撤职查办。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本已从襄河东岸撤退到西岸，但其所属部队主力尚未撤退出来，张自忠临时决定返回东岸，指挥所属部队反击，却因为随从部队仅有两个团，与敌人南方兵团主力发生遭遇战，张自忠死战不退，壮烈殉国。
日军击溃第五战区所属各部后，北方兵团转兵南下，与南方兵团在襄阳、樊城一带会师后，并未过多停留，只是烧杀抢掠一番之后随即撤出，转而在南漳一带渡过襄河，进攻荆门、当阳，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一旦攻破荆门、当阳地区，便可进一步进攻宜昌、沙市，和重庆就隔三峡相望了。到六月中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宜昌、沙市，国军退至宜昌外围地区，继续抗击，一部分国军甚至退到长江对岸山区，与敌对峙。不过，此时日军攻势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攻占宜昌、沙市一带后，并未继续向西进攻，就主动停止了。
此战日军虽然实现了攻占宜昌、沙市的意图，但其围歼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计划却并未实现。虽然第五战区各部队相继被日军击溃，纷纷向后撤退，但日军自身兵力有限，并不能在所有已占地区留置兵力守备，所以日军撤退后，国军各部队又卷土重来，基本上恢复了战前的状态，与华中地区的日军仍然处在大体稳定的阵线上。到几个月之后的9月，第五战区部队为了策应长沙会战，又曾对宜昌日军发动过反攻，但并未得手。之后，这一带国军与日军的对峙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也就是说，在1939年到1940年，日军与国军双方在鄂西北一带进行了四个回合的较量，而且都是上半年日军主动进攻，打一段时间之后又退回去，国军又开始反攻，国军反攻也未能取得太多战果，只能草草了事，退回去。而且，日军第一次进攻是在四月，第二次进攻是在第二年的五六月间，国军第一次反攻是在第一年的12月，第二次反攻则是在第二年的9月。
不过，就国军方面来说，1939年的冬季攻势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次攻势之前，国军士气还是比较高的，作战也比较有信心，此战之后，国军就没多大信心了，士气很低迷，很容易被日军击溃，所以才出现了日军轻而易举扫荡鄂西北地区，将第五战区几乎所有部队都击溃，轻松攻占了宜昌、沙市，直接威胁到了重庆的安全。第一次日军进攻时尚且有围歼日军一部的雄心，第一次反攻也曾以恢复武汉为目标，但却都未达成。这之后，就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