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北平陷落后日本都做了什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遭到国民党守军第29军官兵以及北平军民的全力抵抗。日军在增兵后，向驻守在南苑的29军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不幸牺牲，壮烈殉国。7月29日，北平宣告沦陷。

日本侵占华北后，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在政治上采用“以华治华”的方针。“日军每占领一地，即着手、扶植汉奸及亲日分子，建立伪政权。”7月30日，以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维持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成立，“市府秘书长周履安、自治监理处处长吕均、前湖南省长周肇祥、商会邹泉荪和冷家骥、保商银行经理王毓霖、朝鲜银行秘书梁正平、东亚同盟会社文龙等人为常务委员，”并聘请小泽开策等一干日人为顾问，日本顾问实际操控着维持会的运作。8月5日，张自忠在日人和汉奸的挤压下，被迫辞去相关职务，9月初经天津南下，一时北平呈现无政府状态，维持会成为“维护安定”的行政机构。

8月8日，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城。8月20日，北平市维持会会长江朝宗任伪北平市政府市长。9月22日，日伪成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10月12日，日伪改北平为北京，1938年12月13日，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陷落，日本决定迅即成立华北新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政府，实现新旧交替。12月14日，日伪在中南海居仁堂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齐燮元为委员，“仿照欧美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方案制定，实行总统制，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以北平为“首都”，仍沿用中华民国年号。”1938年1月1日，“临时政府”正式办公，伪北京市政府改称“北京特别市政府”，5月13日，北京特别市政府又改称北京特别市公署。

1940年，汪精卫主持的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要求统一各地的临时政府，因此，华北地区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事实上，由于扶持各地伪政权的日本侵略军利益不易协调，汪伪政权触角难以延伸至华中以外地区，“伪临时政府名义虽被废除，但是，为适应强度‘防共’的要求，其机构只是作了新瓶装旧酒的变换”，人员方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伪华北临时政府组成几无差别”。

1937年7月29日第二十九军撤离平津，北平沦陷。

从这天起，北平升起膏药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那么，北平陷落之后，日本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

建立伪政府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兵力少且存在语言障碍，只能采用以华制华的政策，扶植政府对北平人民进行统治。

在日本侵占华北后，一贯实行这样的政策。

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每占领一地，即着手、扶植汉奸及亲日分子，建立伪政权。”

7月30日，以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维持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成立，

不用说这是一个傀儡政权。

真正说了算的，是以小泽开策等日本人为首的顾问团。

8月20日，北平市维持会会长江朝宗任伪北平市政府市长。

9月22日，日伪成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

10月12日，日伪改北平为北京。

1938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陷落。

日本决定迅即成立华北新政府，以取代合法的南京国民政府，填补华北权力真空。

12月14日，在日寇操纵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宣告成立。

伪政府的委员包括：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齐燮元等。

他们照搬欧美三权分立制度，实行总统制，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定“北京”为“首都”，继续沿用中华民国年号。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下属各部改称总署，原各部负责人改称督办，名义上隶属南京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疯狂移民为了巩固其统治，向中国移民，一直是日本侵略者的既定方针。

早在1906年，日本就开始策划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来华日本人以通商口岸或者东北为跳板，逐步向华北渗透，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的日本间谍、日本浪人进入北京。

日本占领北平之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大规模向东北移民，进行殖民统治。

同时，日本将侵略目标投向了华北地区，开发华北。

“第一，原料供给便利，第二，煤炭供给丰富，第三，是日本向华北移民可以顺利进行”、

日本移民局在宣传单上赫然写着：“开发！开发！华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华北是帝国生存的基础，我们要开发华北啊！”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推行“华北政策”，分裂华北的活动甚嚣尘上，华北日侨逐渐增长。

日本政府实行“奖励移民”政策，宣称“要向河北各省地移日籍10万户至30万户”，之后又将该计划增至“5年移民华北200万户”。

北平作为华北的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日本人的到来。

据当时报纸报道，“平津道上，据人说颇有‘九一八’前南满铁道的‘风味’，天津到北平的火车上‘友邦’人士占了大半”，且“不独火车上如此，你去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那一处的泥地上，不是满印着木屐的痕迹”。

1935年11月25日在日军的唆使下殷汝耕在通县（现通州区，抗日战争时期隶属河北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大量日本浪人、商人进入冀东地区，走私、贩毒、刺探情报。

1935年4月通县的日本侨民人数为0，1936年8月则达82人，至1937年已达290人。

与此同时，北平的日本侨民也快速增加。

北平1935年4月底，日本侨民为1661人，1936年底则为4478人，一年多时间里，人数增加2.7倍。

1937年12月，北平日本侨民1584户、4647人。

1938年12月底，日本侨民达10371户，26072人。

1939年12月底，达16672户，45416人。

为解决激增人口的居住问题，日伪还划定了西郊“新市区”专供日本侨民居住。

1943年1月，北平日本侨民数量达到峰值109449人，是1937年的23倍。

北平日本侨民数量不断增加，在华北城市中居第三位，仅次于沿海城市青岛、天津。

日本侨民有不少守法的，但是更多的却是为非作歹的。

很多日本人在北平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刺探情报、走私物品、贩卖毒品。

日本统治北平，给人民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毒品。仅1939年一年，北平市就消费鸦片烟4731313两，全市经常吸食鸦片者约9.7万人，间或吸鸦片者11万人，合计20.7万人，约占当时北平156万人口的13%，许多人因此而倾家荡产，或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

至1939年，北平已成为海洛因、吗啡等系列毒品的生产中心之一，1938年，北平有烟土批发店107家、零售店231家。

到1942年为止，增加到1800家。

烟毒泛滥，严重侵害了北平人民身心，麻痹他们的意志。

1939年原北平东方饭店韩国经理车阴轩直言不讳地说：“大日本帝国的意图是要求我们通力合作，要让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儿，使他们的体力慢慢衰退，意志消沉，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也一针见血地说：“近代以来日本以销售毒品为侵略的手段，使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为之混乱，良心为之麻痹而变成无耻，以供日人之驱策。”

文化侵略和破坏日本侵略军侵占北平后,就不断展开文化侵略和渗透工作。

其中包括，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派遣等方式培养和塑造亲日顺民;

通过建立宣传组织机构,控制通讯社,报纸杂志出版社,广播电台等媒体,粉饰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

通过派遣日本文字工作者,利用沦陷区文人创作美化殖民统治的文学作品,纵容的泛滥来消磨沦陷区民众的反抗意识。

通过电影,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文艺宣传手段服务侵华战争.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于宣传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疯狂查禁，书店里的此类书籍不能摆放，违者罚款。

日军还曾先后两次到故宫太庙图书馆检查。

第一次是1938年6月，运走新书、杂志并撕毁10985册，还下令将报纸搬到指定空屋封存，将图书馆负责人带走，拘留两天后才释放。

第二次是1939年3月，拿走杂志37册。根据故宫方面的报告，这些新书、杂志，主要是因为宣传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日伪的统治下，北平的工商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谓百业萧条。市场上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民怨沸腾。

即使是跟日本人合作的“公务员”，生活得也不轻松。

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

一个科员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温饱。

1939年，科员的工资跟1936年比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

对于北平人来说，当亡国奴的日子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