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于宣传方面的影响,很多人以为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就一个皖南事变,是一个被欺负的小媳妇,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
新四军其实是一个名将辈出的团队,新四军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全军1.03万人,共4个支队,四个支队司令员分别是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这四个支队司令,陈毅成为元帅和张云逸是大将,另外一个大将则是粟裕将军,当时担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皖南事变后,中央提出口号“损失九千,扩编九万!”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只有2.5万,被歼灭9000后变成了一万六,而我们扩建为了7个师,9.6万余人。7名师长分别是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高风亮节没有参与军衔评定,彭雪峰战死沙场,其余几名都是大将军衔。
新四军最优秀的将领,莫过于第一师师长粟裕。他的在抗日战争中代表性战役主要有韦岗伏击战、官陡门大捷、七保三仓、五战丰利以及车桥战役。
韦岗伏击战,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战,当时粟裕将军带了400人就敢孤军升入去江南开辟根据地,可以说是孤胆英雄。江南老百姓都说罗卓英十八军那么牛都被日军打跑了,新四军连炮都没有打什么日军?结果,粟裕将军指挥这400人,在韦岗伏击日军汽车队,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30多人。不久后,新四军的江南根据地开辟出来了,老百信踊跃参加新四军,连茅山道士、龙虎山道士都参加了新四军。
粟裕将军在长期的游击战中领悟到了“敌进我进”的游击战理念,官陡门之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日军对新四军进行分割包围,用各种据点、交通线把新四军分得四分五裂。粟裕认为,灯下黑,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看似固若金汤的官陡门据点,远离根据地上百公里,粟裕将军亲自指挥,三天行军,8分钟解决战斗,300名日伪军瞬间崩溃,等日军反应过来,我军已经扛着战利品回了根据地。
与官陡门战役同时期的还有水阳镇伏击战、横山战斗,都有不俗的战绩。
皖南事变后,粟裕将军独领一军,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根据地都是粟裕说了算,粟裕将军的灵活指挥,让第一师和苏中根据地成为华东地区抗日的模范。1941年8月开始,8个月时间,粟裕将军指挥新四军第一师“七保三仓”,“五保丰利”,击毙日军800多人。三仓和丰利都是新四军最后的据点,尤其是三仓,粟裕将军在这里七战七捷,死后部分骨灰安葬在了三仓。
粟裕将军在抗战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战绩,应该是车桥战役。车桥据点,处在日军两个师团的结合部,同时也是让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最主要障碍。
粟裕将军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一个纵队打车桥,另两个纵队则是负责阻击和打援。打援的两个纵队,用地雷阵、炮群战术,大量杀伤敌人,后期敌人根本不敢再增援了。
攻克车桥,是战役的核心点,粟裕将军采用了掏心战术,发动总攻的两个小时内,新四军冲进了车桥街心,粟裕将军就在车桥镇街心建立指挥部,负隅顽抗的日军两个分队,在地堡中躲了一天,最终还是被全歼。
从车桥战役开始,粟裕将军就使用了炮群战术,让日军苦不堪言。苏中根据地经济发达,粟裕让军需部门利用缴获的迫击炮自出研发了苏中产的迫击炮,再加上缴获的步兵炮、山炮,虽然威力有限,可是炮声震天的几轮齐射下来,日伪军就早已没有了必胜信念。
就在粟裕将军努力抗击日军,成了苏北日军眼中钉的时候,国军陈泰运部居然公然投敌当了汉奸。粟裕将领当机立断,对军心不稳的陈泰运部进行打击,日军山本旅团长率2000余人前来支援,被打退,这一战,歼灭敌人1000余人,俘1300余人。
最有趣的是,陈泰运当汉奸,部下们都不理解,粟裕将军兵行险着,准备也不充分。有个侦察兵骑着自行车不小心就闯进了陈泰运部的一个院子,可他当机立断,举枪示警,一个院子里的130多名国军,还没来得及投靠日寇,就成了俘虏。这就是新四军一个人俘虏130多人辉煌战绩。
粟裕将军的最高辉煌在解放战争期间,但解放战争中的华东野战军都是从抗日战争中磨练出来的。
没有铁的新四军,哪来的解放战争中歼敌最多的华东野战军?“刘老庄82烈士”血搏数千日军的壮举,新四军六师16旅千余人恶战日伪4000余人、旅长政委双双牺牲的“血战塘马”,哪一战不是震撼敌胆?对于新四军的抗日功绩,许多军史爱好者认知的并不准确,新四军的敌后抗战在战略上意义非常重大,借这个问题,我们说点大家未必清楚的抗日史实。
新四军有力牵制了日寇第13军我们比较熟悉的侵华日军部队,是与第五、第六和第九战区对峙数年的日寇驻武汉第11军,它牵制着重庆政府正规军接近100万人,发动了十几次大型会战,是正面战场的日军主力。然而它的东边还有一支日军战斗力不弱的战役兵团,那就是司令部设在上海的第13军。
第13军成立于1939年9月,最初编下辖第15、第17、第22和第116四个精锐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团,司令官由西尾寿造大将兼任。后期又调来四个警备师团,总兵力一度逼近20万人,而它所应对的顾祝同第三战区基本是消级抗战。正是新四军在苏浙皖地区的坚持斗争,使日寇第13军无法抽出有力部队增援第11军。
新四军傅秋涛部一度攻击了上海虹桥机场,南京周边的新四军游击队也活动频繁,为了保证华东后方的稳定,迫使日寇必须留驻相当的警备力量。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之所以被动,兵力不足是个重要原因,如果第13军力西援,薛岳的仗可难打多了。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原驻安庆的第13军第116师团,在“皖南事变”之前它根本不敢离开华东,因为该师团是第13军唯一的机动部队。而一旦新四军被同室操戈,1942年第116师团便加入了华中战场,是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的绝对主力,重庆政府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四军抗击着绝大部分汪伪军汪精卫投敌后,于1940年组建汪伪政府的军队“和平建国军”,初始兵力88000人,随着不少杂牌军叛变,到1945年膨胀到40多万人,成为日本鬼子在华东和华中地区统治、掠夺的重要帮凶,而这帮家伙是基本不打重庆军的。
华东地区人口茂密物产丰富,是中国的富庶之地,也是侵华日军维持“以战养战”的重要基地,正是新四军的不断出击,重创了汪伪军的清乡、征粮、抓丁等恶行。比如粟裕将军新四军一师在苏北,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得日伪疲于奔命,车桥战役一战消灭日军近500人,迫使许多伪军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一师7团甚至创造了全歼姜偃伪军一个团(700余人)而无一伤亡的优秀战例。
新四军队伍里有善战的“老八路”新四军建军时只有万余人,并且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装备也比较低劣,更由于前期的战略失误,队伍发展缓慢,到“皖南事变”前不过25000人,而同一时期的八路军已经发展到40余万人,差距非常明显。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期,而华北八路军也给予了强力支援,八路军南下支队黄克诚所部(后来的三师主力)、八路军第四支队彭雪枫所部(后来的四师主力)、八路军李先念所部(后来的五师主力)纷纷加入新四军作战序列,极大提高了新四军的战斗力,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余万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八年时间里,新四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八个战略区先后抗击日军13个番号的师团以及汪伪军23万余人,历经大小战斗近3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29000余人。以新四军为主体组建的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最终在1947年初合并为“华东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四大野战军之一。
而新四军的番号也一直沿用到华东野战军成立的1947年1月才撤销,原新四军主力部队除第3师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第5师改编为中原军区外,其余所有部队都加入华东野战军作战序列,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