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上有很多战役，是充满了惊险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哪一场？
我是河南省叶县人，从小就熟知昆阳之战打得最艰苦，战况最险恶残烈，它是我国战史上一少胜多的战例。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新汉两军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场战略决战，这场大战的主战场在昆阳一线（今河南省叶县），故称为昆阳之战。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它决定了新汉两军的命运和未来中原王朝数百年的国运，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战略决战。昆阳之战中，身为偏将军的刘秀一战而天下闻名，昆阳之战不但是刘秀击败王莽的关键一战，同时也为刘秀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明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这样赞扬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一战摧大敌，顿使何宇平”。
昆阳之战，两边人马1:47，昆阳城内刘秀军仅有7000之众，另有援军3000，而王莽大军40多万。这次昆阳之战的险，残，烈就可想而知了。
飞渡大渡桥。毛泽东写过大渡桥横铁锁寒，想想一座桥只剩下铁链了，桥下是深渊，前有强敌，后面有追兵，何等惊险。
有什么“输了一场战役，赢了战略胜利”的例子？
抗日战争中的“武汉会战”正是如此，中国军队虽然最后没能守住九省通衢之地的武汉，但是在历经三个月的大会战中，通过层层防御和不断消耗敌人，实现了“以血肉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构想。而日寇受占领区扩大、补给线加长和精锐师团伤亡严重的影响，在攻取武汉后一度失去了进攻能力，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占领武汉城区）
中国军队吸取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教训，正确提出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指导思想，即在武汉外围利用山川地利，逐次抵抗和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一旦外围各要地和要塞失守，则绝不死守武汉城区，主力转进长江两岸继续威胁日寇侧翼。
事实证明，近35万日军虽然使出吃奶的力气达成了战役目标，溯江西上经过苦战于1938年底攻入武汉，但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任何一个师级建制，反而是其长江补给线完全暴露在第五和第九战区和大别山桂军的攻击范围内，只得到一座空城而已。
（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
日军“速胜论”的战略就此标志破产，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更成为一句梦话，从1937年7月战争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整整15个月过去了，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屈服的迹象，在战役指挥上反而日趋经验老道，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对战争指导和战略判断无一重大失误，一反淞沪和南京的混乱，这是非常难得的。
百万中国军队虽然损失也很惨重，伤亡大约10余万人，但基本保持了建制完整，主力兵团战斗力仍在。已开始着手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准备持久战：即正面作战部队、敌后游击部队和后方整训部队，其中作战部队和整训部队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轮换。而日军却从长江下游开始向中游伸进，形成一个“蝌蚪状”军事态势，极易受到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压迫，漫长的交通线和广大的占领区都需要分兵守卫，势头锐减。
（日寇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
武汉会战结束后，由于伤亡高达40000余人，日军的素质比例严重下降：1937年的现役士兵只剩11%，其余的全部是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役士兵，年龄最大的甚至超过40岁。几个精锐师团为了恢复元气，也不得不调回国内休整，比如第9、第16师团等，同时将新组建的第33、34、39、40等二流师团派往中国战场。
比如后来大破日军的上高战役，罗卓英当面之敌就是第33和第34两个新建师团，战斗力远不如那些老牌师团。中国军民一年半的坚持抗战，使日本军费开支巨增，国内物价飞涨，国力不足的恶果开始显现出来。
（武汉警备总司令罗卓英）
在武汉会战期间冈村宁次第11军消耗弹药达39400吨，而后面三年（1939到1941）总共才用掉13300吨，显然库存不够了；更由于武器不足，日本人把军校的训练用枪都集中起来送到新兵手中，倾举国之力进行的会战，满以为一战即可决定胜负，最后才发现毫无结果。
武汉会战的另外一个成功之处，是国府有充足的时间将大批物资、工厂、院校和机关内迁，通过宜昌转运大西南后方，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做好了人员与物资的储备，重庆的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步枪和手榴弹被运往前线，而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也让中国军民信心重塑：日本人不是不可战胜的。
武汉沦陷后，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点，南至湖南长沙、北至河南信阳、东至江西九江、西至湖北宜昌战火四起，中国军队甚至有能力进行局部反攻，而日军被压缩在狭窄的长江两岸，战略上反而非常被动，短期内试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梦想破灭，战略上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为了摧毁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切断外援通道，日本人只好在武汉会战之后继续用兵广州、南宁、越南，开始威胁英法关闭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进而引起美国警惕，终于使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武汉会战后的江南局势）
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一次典型的输了战役，赢了战略的行动。
解放战争初期，国军大举进攻各根据地，中原根据地在国军的第一轮进攻中，实际上等于被放弃，中原军区所属部队突围，除了原本留下来承担潜质任务的皮定均旅，其他各部损失惨重，此后在解放战争中基本上消失，没有留下成建制的部队。
失去中原根据地之后，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就基本上被切断了，被压迫在几个不同的区域分散作战。虽然抗战第一年仍然消灭了敌人的很多机动部队和有生力量，但各个根据地被包围压制的局面并未改变。实际上，即便是粟裕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了整编七十四师，也仍然没有打破内线作战的整体格局，山东根据地仍然被压制着。
其他战场上，东北部队被分割压缩在北满和南满，尤其是在南拉北打的格局下，南满受到国军的重点进攻，形势非常危急，最严重时甚至不得不退入朝鲜境内。在延安，也被胡宗南追着打，陈谢集团被压缩在太岳山区，刘邓大军被压缩在晋冀鲁豫的黄泛区。整体上，形势都不乐观。
在这种形势下，各根据地内相互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的相互策应和支援，分散作战，无法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打破敌人的围困和封锁。这样，各根据地的兵源，物资都消耗得很快，如果再不打出去，就可能会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样，被国军困死在各根据地。
因此，毛主席提出，要打破现在内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必须要打到外线去，把战火烧到国统区去。这就有了华东部队分为内线兵团和外线兵团，内线兵团留守根据地，外线兵团打到外线去，在外线歼灭敌人，策应根据地的内线作战。
另一个很关键的举措就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整体离开根据地，南下大别山地区，威胁华中和江浙地区，减轻各根据地的压力。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千里跃进大别山当然是一次很不成功的行动，到了大别山站不住脚，被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追着打，最后不得不放弃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打算，退出大别山地区。因为长途行军又始终没有摆脱被追着打的局面，部队损失近六成，重武器损失近八成，从出发时的十万多人变成了四五万人。
从战术角度看，这是不是失败？当然是。但是从战略上看，千里跃进大别山非常成功的打破了国军的封锁线，并且将华中国军拖在大别山，迫使华中国军不敢抽调太多部队东进参与围攻华东野战军。这位粟裕部队在鲁豫一带大范围机动进退，寻找战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原野战军拖住华中国军，粟裕在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时候，黄维兵团极力东进，接近主战场，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李延年各兵团都会出动，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危险。正是因为中原野战军死死拖住了华中国军，所以东进救援黄百韬兵团的只有黄维兵团，而且受到中原野战军的顽强阻击，没有靠近主战场。这样，徐州的国军也没有坚决支援，犹豫不决，为歼灭黄百韬兵团拉出了时间差。
所以说，即便是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整体上损失重大，但是这一行动为在战略上打放军只能内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打乱了国军的部署，拖住了华中国军，这是牺牲自己，成就其他各战区，尤其是华东战区的行动。这也是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能够得到追击国军解放大西南的机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