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隆兴和议丧权辱国 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变为了叔侄之国 宋金隆兴和议的内容是什么?
隆兴和议是南宋与金朝订立的第二个屈辱和约，主要内容为：金宋两国皇帝以叔侄相称；改“岁贡”称“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宋割唐、邓、海、泗四州外，再割商、秦二州与金。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
1141年，南宋在宋金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宋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一心想与金人议和，他们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为了取悦金人，甚至一手制造岳飞冤案。同年11月，宋金双方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具体内容如下：
南宋向金称臣，金册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宋割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两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每年向金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此后宋、金之间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在中华历史上，汉族政权首次向少数民族政权称臣，堪称耻辱。后海陵王南征失败，兵败被杀，宋孝宗趁机北伐，但也遭到失败，宋金双方记过一段拉锯战后，宋孝宗遭受了朝野内外极大的压力，1164年，在金朝大军胁迫下达成和议，被迫与金人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具体内容如下：
南宋对金国不再称臣，改称叔皇帝，自称侄皇帝；改“岁贡”称“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南宋割让已经收复的唐、邓、海、泗四州，此外再割商、秦二州与金国。对于南宋来说，隆兴和议也是一种屈辱的不平等和议。和议之后，双方四十年未动刀兵，南宋在宋孝宗治理之下，出现“乾淳之治”，而金朝也在金世宗的管理下达到盛世，金世宗因此被后人称为“小尧舜”。
1206年，南宋权臣韩侂胄为提高自身威望，贸然发动北伐，结果各路宋军除毕再遇连战皆捷外，几乎全线溃败。为实现议和，南宋统治者不惜杀死韩侂胄，将他的首级送给金国赔罪。1208年，南宋与金订立和议，史称“嘉定和议”，具体内容如下：
南宋对金国改称伯，自称侄；南宋输金国的岁币由银绢二十万两、匹改为三十万两、匹；金归还新侵的土地给宋，双方维持原来的疆界；南宋另给金国犒军银三百万两。
常言道知耻而后勇，但南宋皇帝签订和约后，并没有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洗刷耻辱，他们只是想延续自己“快乐”的生活，嘉定和议后，宋宁宗对大臣们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然后又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
南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自然无法抑制来自北方的强劲对手，虽然南宋军民浴血奋战，但最终功亏一篑。1279年，崖山一战，南宋王朝无可挽回的彻底覆灭了。
宋金对“叔侄之国”的不同认识
在繁缛的交聘仪节中，“受书仪”备受宋金两国重视，是因为其有着特殊的政治寓意。根据和议，金宋双方，无视年齿，金方恒为“叔国”，宋方恒为“侄国”，既肯定了金宋是国与国的关系，又表现出双方地位有一定等差，但“叔侄”的拟亲关系又让这种“等差”显得含混而微妙。当然，正是这种只可意会、不能凿实的关系才使宋金在谈判时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也为双方留下了对“叔侄”的解释空间。
但是，一旦这种关系需要和象征性的礼仪精确匹配时，问题就出现了。在宋方看来，金宋关系已从“君臣之国”转变为可以分庭抗礼的“敌国”，让宋帝行象征君臣关系的受书礼节自然需要改变。金方则认为，宋金虽不再是“君臣之国”，但是“叔侄”关系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关系实现对等，两国仍旧是金尊宋卑，必要的礼仪象征当然必不可少。
简而言之，对于意涵模糊的“叔侄之国”，宋金双方的阐释各有侧重，宋方强调敌国对等，金方强调尊卑等差。到底以谁为准，作为双方关系象征的“受书仪”就具有了重要意义，故而双方在“受书仪”问题上一直争持不下。
祈请与周旋
对于如何推动受书仪式的改变，宋孝宗大致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派使节赴金“祈请”，希图金国的应允。自乾道六年范成大作为祈请国信使争议河南陵寝和受书仪二事开始，宋孝宗多次派遣使节赴金争论“受书仪”一事。使节以“祈请”为名，也体现出宋孝宗以小事大的姿态。这种软弱的斗争方式不仅未收到任何实际的效果，反而自损国家尊严，也遭到了部分朝臣的质疑。
第二种是在完成仪式时与金使周旋，造成“受书仪”不被履行的既成事实。为了维护体面和尊严，宋孝宗常会设法与金方来使交涉，企图变通或规避起立接书的礼仪，这些举动也总会招致金方的抵制和抗议。无论是派遣使节“祈请”，还是与来宋金使围绕“受书仪”的执行进行周旋，宋方都未占据主动。总体来看，宋孝宗始终以一种低姿态与金交锋，以一种“非暴力”的手段向金抗议，虽然偶有强硬的表现，“祈请”行为本身也有挑衅的意味，但也并未将冲突升级。
“受书仪”之争与“恢复”之议的起伏
内外政策是相互牵动的，宋孝宗在“受书仪”问题上的斗争与南宋朝堂的政治局势和对金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宋高宗南渡以后，“恢复”便成为了南宋朝野的一项核心议题。所谓“恢复”，指恢复北方失地，提高南宋在宋金关系中的地位。但如何“恢复”、何时“恢复”，南宋朝臣间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稳健者虽不放弃“恢复”的目标，于眼下则主张“自治”，即把政治重心转向国家的治理，“内修政理”“外观时变”；激进者则主张积极备战，希图短期内实现“恢复”的目标。
“隆兴和议”之后，宋孝宗将政治重心转向国内，致力于提升国力，对“恢复”之议持谨慎态度。随着国力的提升，宋孝宗开始思虑向北用兵，大力提拔以虞允文为代表的主战派人士。一时间主战的言论在朝堂上占了上风。“受书仪”争端正是在这种急进恢复声浪高涨的背景下开启的。乾道八年，宋孝宗派虞允文去经略四川，“谕以决策亲征”，准备和虞允文会师河南。
我们注意到，在孝宗紧锣密鼓地备战的同时，与金在“受书仪”问题上的斗争也变得激烈化。仅乾道九年，《宋史》关于宋金“受书仪”争端事件的记载就多达三次。无论是争议的频率还是白热化程度，宋金“受书仪”的斗争在这一年都达到了最高点。一年之后，虞允文突然离世，宋孝宗北上中原的计划落空，他对金的态度渐渐趋向缓和，士大夫也开始“讳言恢复”，淳熙三年以后，宋孝宗再未遣使争议受书之礼。
“隆兴和议”确立了金宋“叔侄”之国的相对关系。孝宗朝宋金“受书仪”之争的症结在于宋金对“叔侄”关系的不同理解。宋方希望改变“受书仪”以明确两国为“敌国”的对等关系；金方则坚持“受书仪”的执行以显示与南宋的尊卑秩序。金强宋弱的现实使得宋方在实际斗争过程中表现得姿态卑微、手段单一，最终毫无实效。
而宋金在“受书仪”问题上的斗争又与南宋国内“恢复”之议的声浪相为表里：当主张“恢复”的议论占据朝堂主流时，变更“受书仪”就成为宋方对金斗争的一项重要诉求；当朝臣讳言“恢复”时，“受书仪”的问题又会被束之高阁。因此可以说，“受书仪”之争侧面反映着南宋君臣在“恢复”议题上主流意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