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以水为兵”花园口决堤 间接造成了1942大饥荒

常言道“三思而后行。”任何人在做出决定的时候都要经过缜密的分析跟思考之后才能付出行动。否则，盲目的自信和盲目的实验只会给自己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曾经轰动一时的1938年6月19日的花园口黄河决堤惨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揭密决堤花园口真相黄泛区百姓究竟有多惨

1938年6月4日，河南中牟县境内黄河大堤较薄的赵口，一群士兵卖力的进行着土木作业。6日进行土木作业的士兵转到古老的黄河渡口花园口。

士兵先把花园口一带的群众都赶到5公里以外，密布岗哨，选出身强力壮的士兵800多名，分5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夜间以汽车上的灯光照明。后又令附近的村民协助，终于在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许，决堤成功，河水奔腾而出，水流由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犯。

虽然将黄河决堤的确暂时阻拦了日本人进攻的步伐，可是却也给黄河两岸的百姓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和浩劫。黄河大堤被炸开的时候，很多农田倾刻之间就被淹灭。一百四十多万间房子全部毁于一旦。不仅如此，还有2000多万百姓全部变成了难民。

而且黄河决堤对于两岸地区的影响是十分长远的。甚至在决堤过后的1941年，河南地区发生了大干旱。到了1942年的时候，很多省份的农民也是颗粒无收。洪灾、饥荒、疾病……黄河决堤似乎已经将中原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因为当时有很多士兵都来自河南省，他们也知道炸毁黄河堤岸会给两岸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所以有很多士兵宁愿违抗军令也不愿意亲手炸毁黄河大堤。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如果失去了黄河，也就失去了华夏文明的根基。而且谁也不能预想如果真的把黄河堤岸炸开会发生什么意外。就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之下，很多河南省的士兵们都不愿意听令。后来，蒋介石等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只好重新选择一只队伍，由他们完成炸毁黄河堤岸的任务。

6月13日，花园口和赵口决堤之水汇合于中牟县前后段庄，如脱缰之马，越过陇海铁路，倾平贾鲁河，经中牟、朱仙镇、尉氏，直扑开封西、北两门，越鄢陵过扶沟，经西华、淮阳至安徽亳县，夺颍河到正阳镇入淮河，形成人为的黄河大改道。究竟是什么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掘开花园口大堤呢？又为了什么这么做呢？

还是从台儿庄战役说起。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使第5战区的总兵力由初期的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

日本大本营本来因为准备不足而决定暂不扩大战场，但是现在发现天赐良机、有集中歼灭的机会，“看到台儿庄有方面有大量中国军队，特别是汤恩伯军团的出现，认为给蒋介石主力一次大的打击，是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大好机会，因此决定进行徐州会战。”（1）1938年4月7日正式下达了“大陆命”84号命令。徐州会战开始。

徐州会战后期要图，（图片来源：《抗日战争地图集》）

徐州会战的经过不多说了，结果就是日军以南北分七路向徐州做向心运动并切断了陇海路时，徐州会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发现被包围实施战略转移，跳出包围圈。

日军占领徐州后，日本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基本结束。为扩大战果，5月21日作了如下部署：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大略停止于兰封、归德即商丘、永城、蒙城联结线以东。国军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奉蒋介石的命令为了扩大战果（都是为了扩大战果，效果却又天壤之别），准备将突出之日军第14师团歼灭于内黄、仪封、民权之间。

具体战斗就不多说了，围歼日军14师团的任务没能完成，反而要面临被围歼。20多万人没能围歼土肥原的2万人，反有被围歼的危险令蒋介石大为不满，1938年5月28日致程潜电报说：“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日军第二军所属的第14师团、第16师团沿陇海路向郑州追击，拥有数十万主力部队的第一战区司令员程潜报请蒋介石批准，炸开花园口大堤以抵御日军的追击。早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德国人法肯豪森就提出“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做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御其防御力”，蒋介石做了“最后抵抗线”五字眉批。

1938年6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经过讨论，蒋介石决定：“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做战略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企图做成大规模泛滥。阻敌西进。”

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接受日本学者访问时说：“黄河治水，自有史以來向为中国为政者的最大事业之一，建筑的堤防宽度达三百公尺，极其坚实，現在由中国军自行決口，实在令人思之断肠。诚然，洪水淹沒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時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不过三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公尺，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來。假定对決堤之觉有所踌躇，则日军机械化部队便会由郑州一鼓作气冲到武汉。是故面对暴虐侵略而謀保卫国土，有時乃不得不采取有牺牲決心之非常手段的。实则，由于此一洪水得以遏阻日军向武汉推进达半年的時间；又在淹水一带的以西地区，在此后的六年之间，得以一直未许日军侵入。”（2）

据当时花园口决堤中国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称：“共匪数年来，常在匪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本党（指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恶痛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计。回思当时若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毛匪巢穴延安，亦将成为问题焉？”（3）

第一问：决口黄河以水代兵是否阻止了日军向郑州、西安、延安方向进军，究竟当时的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第二问：决口花园口大堤究竟是否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

第三问：炸开花园口后黄河的水量如何，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几何？

第四问：是否如蒋介石说，因为炸开花园口在此后的六年内以西一直没有让日军侵入？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4年到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已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4年，日本陆军中央部制订了1935年度侵华作战计划，对华中方面作战第9集团军（以3个师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长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地区。根据情况，可由华北方面沿平汉铁路南下，策应沿长江向汉口方面作战。（4）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2月4日，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末次内相要求迅速“占领汉口和广州”，但因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主要原因是：在华兵力暂时不足，必须增建军队和作一段时间的休整，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因而一方面让侵华日军进行休整和调整部署，一方面积极进行增建部队的动员工作。

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大本营陆军部1938年4月上旬着手认真的研究汉口作战。

研究室主任是井本熊男大尉和今冈丰大尉。当初计划以一个军沿京汉线南下，一个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沿京汉线作战，及该方面敌情等缘故，需要很大兵力，而且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也有困难。因此，这一计划被推翻。

1938年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决定如此重大作战的理由是：“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5）

同时命令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从“5月以后已陆续给中国方面舰队增强了兵力”，以便协同陆军进攻武汉。并于6月3日又发布命令：“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域，保证其交通安全”，还令海军“攻击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为了商洽武汉会战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藤章大佐、作战主任公平匡武中佐、兵站参谋二官义清少佐等，在大本营意见基础上进行了协商。公平匡武中佐虽极力主张以一个军沿平汉路南下，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大本营的意见。改变计划决定以主力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地区，另一个军沿扬子江进攻。

这个方案除节省兵力外，还利于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作战。日军的战略企图是“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以“促使中国军队投降”、“使国民政府屈服，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地区。”日军主攻方向就是武汉，根本不可能去进攻西安和延安。道路延伸至哪里国家的权力就延伸至哪里，铁路对于战争即意味着快速、高效的集结。为什么放弃沿平汉线南下的方案？这必须从敌后抗战说起。

八路军在敌后的打击

毛泽东在1937年12月30日对日军未来进攻方向做出了如下判断，陈周项博叶：甲、判断敌占济南、徐州、蚌埠或再进占郑州、开封，完成第一期作战任务后，其第二期作战目标，当在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并使相互联络起来。但为早日切断中国对外交通，用以围困中国起见，似将先占兰州、广州而置武汉之占领于后。（6）

这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日军的战略意图的判断，要求晋察冀军分区配合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抗战，在平汉路方面主动出击。“荣臻以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组成支队，深入到石家庄、保定、定县以东，沧石路以北，天津、霸县至定县公路以南地区活动。首先破坏保定、高阳、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机动地区，其次藏石路之破坏亦很重要。”（7）

晋察冀军分区于1938年2月9日夜，各军分区按计划出击。第三军分区在冀中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很快攻占定县、望都县城以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一度袭入保定、满城城关。

第四军分区攻占新乐县城，一度袭入井陉矿区。第一、第二军分区也按计划分别袭击了浑源、忻口、原平、崞县、代县等城镇日伪军据点。以上作战共毙伤日伪军740多人，争取一部分伪军反正，捣毁大批敌伪维持会，捕获大批汉奸，缴获武器弹药一部，烧毁车站6个，破坏铁路50多公里，使平汉路一度中断。

冀中部队攻克新镇、霸县、永清等城镇，游击活动深入到大清河以北地区。

聂荣臻2月12日在给总部并北方局的报告中说：“平汉线日军被我袭击后，极为恐慌，被我破坏之铁轨与电线，至今未动修。昨派往望都之侦察汇报，该城时起谣风，一日数惊，日兵守工事里不敢出来。”

日军为了保护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由高碑店到石家庄调集兵力1.2万余人，在飞机配合下从3月4日起，沿平汉线分4路向阜平、涞源地区发动了报复性进攻。从这些可以看出当时在华北的敌后游击战吸引了大量的日军兵力。

4月下旬，大批日军再次沿津浦路南下，会攻徐州。聂荣臻得知平汉路北段各点的日军向北平集中，估计也是为了转向津浦路，去参加徐州之战的。为钳制日军，支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他作出了第二次破击平汉路北段的部署：令第一军分区部队破袭保定以北平汉路；第三军分区部队袭击保定，破坏保定以南铁路；冀中部队和各地方部队配合这次破袭行动。

自4月28日至5月14日，各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连续破坏铁路170多里，使平汉线3天不能通车。攻占涞水的部队沿平汉线向北推进，争取了2400多名伪军反正。进攻保定的部队，两次夜袭，一度攻入保定南关，引起日军恐慌。

聂荣臻在总结此役时说：“致令敌人不得不以大的兵力增援到保定、定县、石家庄一带，以维持其交通，我则达到了钳制大量敌军之目的。”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战有力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支援了台儿庄和徐州会战。

日军战史对于八路军游击战做出如下的记述，“1938年4月第二十师团努力打击敌人，但补给补给不够理想，只得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的守备，确保运城、河津、闻喜，以确保曲沃、侯门镇、新绛附近。当时，各守备队，由于优势敌人的妨害，以及大雨阻断了交通，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及野草充饥。两个月后才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做好转向攻势的准备。”

“在陈留口（兰封西北的黄河渡口）以北的第十四师团补给线附近，中国军的游击队活动从5月末开始活跃。担任该地区掩护任务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6月1日在长垣（兰封东北约50公里）及其以南地区，击溃中国军，确保补给线。”（8）

当时侵华日军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步兵大队第三大队田副正信少佐回忆。“由于我军多次讨伐土匪逐渐溃灭，而八路军的势力逐渐扩大。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遇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6月八路军开始活跃，侵入驻扎附近进行政治工作，或袭击我讨伐部队的留守部队，并破坏道路及通信线路……望风捕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由于八路军不断袭击日军补给线，日军武汉会战做出不沿平汉线南下的决定。

武汉会战要图（图片来源：《抗日战争地图集》）

日军第119号“大陆命”：“1、大本营企图于初秋攻占汉口。2、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在扬子江及淮河的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给下一步作战做好准备。三华北方面司令官应确保占领区的安定，继续执行原定任务，特别要求对占领地区内的残敌进行扫荡。另外，要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把敌人牵制在北方，应准备进行一部分作战。”（9）

日军的海空军的优势对于中国是非常明显的，日军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优势，而沿平汉路南下必须配备大量的兵员保障后勤线。

炸开花园口根本没有推迟日军武汉会战的时间，日军徐州会战后没有马上进行武汉会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兵力不足，需要国内兵员对华进行补充。一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抵抗给予日军大量的杀伤；二是八路军敌后游击战，使得日军为保持占领区安定决定不从华北抽调兵力。

日军第2军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营未决定进攻武汉、其国内新扩建的10个师团未派至中国和调整部署以前，第2军不可能单独地进攻武汉，在整个徐州会战以来战死、病死、伤死的人员共7452人。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军一方面停止华中、华北方面军的师团回国，还计划增兵40万人和新编兵团24万人。（10）

武汉会战日军动用兵力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再也无力进行如淞沪、徐州、武汉这样的大型会战。

第三个问题当时的水量究竟如何？当时日军被围困于洪水中的第十四军团的记载。“据北支那方面军的测算，将6月9日到15日的流量，单纯以水淹面积去除，得出的计算结果也的确为：水深大致平均1米（方面军秘第39号），水流也不那么湍急，孤立于中牟城的日军也是从水深约1米的水中逃脱出来的。不过在水位上涨最高的16日那天，在中牟，水势已迫近到距城墙上端1米之处（第14师团史250页），由于情况以及场所的不同，某些地方是危险的。不难想象乳幼儿、老人以及病人等弱者的悲惨状况。”

完全浸泡在水里的农村地带。1938年当时日本军队拍摄图片

再看看当时的报纸是如何记录的。路透社6月19日电讯称，“目前黄河水灾，恐将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之浩劫。”

《豫省灾况纪实》对于黄泛区人民的悲惨遭遇做出了如下描写：“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1938年6月28日《大公报》报道：“本报特派员22后与行政院参事曹仲植君、郑州专员罗震君同往黄河决口之处花园口视察水势。当离决口处三四百公尺时，已闻吼吼之水声，奔腾澎湃，夺口而出，口门宽约一百公尺。南流五六百公尺即汪洋一片，直冲至十余公里之京水镇，向东南流，以达中牟，而与赵口之水相合，其间水面宽二三十里或十五六里或四五里不等，深八九尺或二三尺，最浅处尚有过膝者。

查赵口属中牟县，起初水量甚小，继而猛涨将决口冲刷二三百公尺，分四股，流十余里又合为一，再与花园口之水合流，水势益汹涌，致全县三分之二陆沉。现其西北之沙窝地方，集有难民三千余人，多数系于开封沦陷逃难来者，镇小而存粮又不多，草根树皮已食之将尽……目前最急者，需将被水围困于各村庄中之难民救出，设法移入可以安居之地，如此方免大汛来时悉数葬身水中。至难民数目，据现行统计所知，郑州两万，中牟十二万，尉氏等县尚无法统计。”

河南省战时损失调査报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吕敬之）统计：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因此灾，3911354人外逃，经济损失10.9176亿元。这次人为灾害，豫、皖、苏3省44个县市，5.4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尽受灭顶之灾，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滔滔洪水。

淹水地域根据《北支那方面史料》华北方面军做成

自己决口黄河以水代兵淹没良田、致无数百姓抛弃家园、流离失所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总也说不过去。

6月9日上午程潜致电蒋介石，报告出水情况。晚上继续汇报放水情况，指出：“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始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11日蒋介石复电程潜，指示：“（1）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须详查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11）丝毫没有虑及洪水下的百姓，只是考虑如何回避责任和阻挡日军。

以此为基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迅速展开宣传攻势，宣传日军如何炸开黄河大堤致我损失惨重。1938年6月11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第一条电讯，报道日军扒开黄河大堤的情形，“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击，将该处黄河堤垣炸毁，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随后国民党各大报纸纷纷谴责日寇的暴行。包括CCP的《新华日报》也发出“犯新郑之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机郑。”

6月13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招待各国驻武汉记者，介绍近来作战情况及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经过情形，谴责日本“狂暴军部竟以人力来帮助黄河为害，以淹没我前线士兵和我战区居民。这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军的反驳予以回敬：“惯做欺骗宣传，还不知忏悔，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纸上，把决堤毁堤的罪行，竟移驾到我们身上来，说是我们自己毁决的。”头一次感觉小鬼子也挺冤。

1938年6月14日《申报》香港版陈诚记者招待会披露日军“决堤”暴行报道

32军军长商震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处的小龙王庙、房屋、大树炸倒，伪造日机轰炸黄河堤坝的假象。新闻记者要求采访，新8师又伪造了一些材料，弄了一个假现场。雇佣2000多民工、新8师夜参加堵口，6月21日，又进行了一天的“演习”。

22日记者来到决口现场，新8师按照预先准备的材料念了一遍，军民煞有其事的装作堵口。有的记者问：为什么日军飞机从兰封轰炸100公里外的花园口？堤岸有20米厚，为什么炸弹坑只有一米？6架飞机投弹为什么都能投到一点？国民党中宣部的人支支吾吾应付了一阵就跑开了，他怕时间长露馅。

第四个问题，是否如蒋介石说的，炸开花园口“又在淹水一帶的以西地区，在此后的六年之间，得以一直未许日军侵入。”根本原因还是日本兵力不足，攻的下来但是没人守（日军抗战期间很多攻势都是如此）。

又如1941年，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会战，以5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大队于10月2日强渡黄泛区，10月4日即攻占郑州；1944年日军发动“1号作战”的豫中会战，其第12军第17师团于4月17日由中牟强渡黄河，19日即占领郑州，仅30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及豫中地区。

水障根本没有阻止日军南下的脚步，再看看洪水究竟给日军造成了多大的伤害。黄河决堤出乎于日军预料。突入豫东的日军有的因给养不足、有的因被伤病被日军抛弃，还有被中国军队歼灭的，日军只好做出“停止追击，集结于泛滥地区以东”。（12）也就是决口花园口确实起到了避免第一战区主力被歼灭的命运。

东史郎作为第16师团20联队的上等兵，他的日记记载了从河南尉氏到安徽蚌埠的遭遇，6月27日，“即使是那种乍一看上去值得信赖的人，一旦遇到利害关系，也表现出强烈的自私。……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躲到角落里那样，独自享用。”当地农民还看见日军向伤兵身上浇汽油烧死。

日军第十四师团除一部向东南退却，有1500人余人被困于中牟，被刘和鼎军歼灭。日第16师被困于尉氏一带被张自忠军歼灭日军一部。由于日军有空军优势，向被围困洪水中的日军空投粮食和船之类的，真正死于洪水的日军不是很多围困在洪水中的日军第14师团统计，洪水一共淹死三人。

其实国民党政府很早就已经做出了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判断，并已加以准备。1937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就做出了日军下一步进攻方向的判断，《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供统帅部参考，其内容就不多说了。

1938年5月20日，日军占领徐州的第2天，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从上海方面得到情报，说：“日军可能分三路进攻武汉：“华北军出信阳南下，华中军出六安、安庆西进，海军朔江而上”。“无休息整理意，海军业已发动轰击我沿江阵地。沪部可谓半个月内抵汉”。

29日又得到天津方面的情报（日本特务机关得到的消息）说日军：“今后对华作战计划，以武汉为目标，即将开始其对武汉攻略之外线作战”。李宗仁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日方的情报人员为国民政府秘密传递情报，“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在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结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

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所以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掩盖自己扒开花园口的真实目的。

行文到现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决堤花园口成果就是保留了十几万国军第一战区主力军队，后面的追兵不到两万日军。第一战区司令程潜也感觉此事重大，反复请示才得以派人炸堤。主力是保住了，但那些葬身鱼腹的老百姓呢？如果将这些葬身鱼腹、流离失所的百姓组织起来抗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作为交战的双方，最大的输家是因为洪水葬身鱼腹、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我们结合当年日本的报纸来看：

（浊流湍急的水灾之中皇军以必死之心继续着救助工作，由于（敌人）极其非人道的使黄河堤坝决口导致的水灾。尽管皇军勇士们以必死之心努力救助，但还是造成了十万多灾民被夺去了房屋，食物，乃至生命。街巷化为了人间的阿鼻地狱。然而亲眼看到我皇军予以妥善救助安置，并不敌视支那良民。当地的居民投以感激的目光。这张照片是同水魔战斗的皇军勇士们。《东京朝日新闻社》1938年6月16日早报图片来源于日本网站）

正在打捞牲畜尸体作业的日军

黄河改道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的恶果很多年后都难以改变。人为改变当地的环境，造成局部气候环境发生变化，气象灾害频发。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人们将其简称为“黄泛区”。

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蝗灾复至，地表突兀凸凹，到处沙丘堆移，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

由于溃决黄河的主流的水量减少了，据说连日晴天就成了无水河，化作沙漠之类的景象了。1940年《东京朝日新闻社》报纸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始终说花园口决堤是日本人飞机轰炸所致，在其有生之年只字不提，放水淹自己治下的百姓确实说不过去。《蒋总统秘录》是蒋先生生前接受采访编辑，死后得以出版。

双方都不承认这件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一直到蒋介石去世之后，台湾的教科书编写者才愿意将真相公之于众。原来当年蒋介石等国军高层执意要炸毁花园口出发点是为了阻止日本侵略者。可是让人们料想不到的是，最后竟然只有1000多名日军伤亡，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如果一件事向坏的一方面发展那么它就会向坏的方面发展。这就好像哪个著名的“钉子”：丢了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1939年，河南日军试图在其占领区修复堤防，但是效果有限。而国军在抗战期间以水代兵数次决口黄河堤坝，以阻挡日军。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重建堤防的工程设备运到河南。

由于旧河道地区由中共控制，新河道地区由国民政府控制，修复堤防使黄河回旧河道的工程计划引起国共双方争执其实国民党就是想借机淹没解放区。解放区在抗战期间积极修理决口的堤坝，变黄泛滩为良田，“不真去看看黄河故道，很难想象它的可怕。由于堤坝的破坏、增补，许多段河身高出地面一丈二到两丈，俗语所说的这种“悬河”，全是过去统治者只治标不治本，徒斤斤於“九仞之城”的结果。

防险的石壩大多已经坍塌，在积沙的河身上矗立著一座座骇人的淤滩……这样大的工程，短期内是绝对不能完成的。在冀鲁豫境内的河身共长一千四百二十六里，如果完全修好，至少需筑一千五百万土方，用人工二千三百三十万个可怕的数字。

但是，沿著黄河故道走一遭，你同時能够看到民主政府和群众力量的伟大。自从这里成了解放区，过去因洪水泛滥而逃亡在外的人们都回来了。群众垦荒植树，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現在广袤的河滩里，点缀起一片片油绿的麦田，麦田中间是被杨柳树拱卫著的村庄，街道整齐，房屋宽敞，显然是有计划的建造起来的。如果归于故道我们的劳动成果将重新被洪水淹没！”（13）

1946年5月18日，国共就修复花园口大堤达成《南京协议》。1946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上海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签订《上海协定》。1947年3月15日，国民政府进行的花园口堤防修复工程完工，并于5月4日在花园口举行典礼庆祝黄河合龙。

服从命令的军人在此事件里的表现

今天，再述此事，除了“纸里包不住火”的道理，似乎还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是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因在这中间的态度不一样，当年的执行者们却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那些在服从命令中打了折的，结局分明好一些，而不折不扣服从的结局就很差了这也许是一种“天意”，是“天”要军人在一些命令面前要格外懂得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做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连好坏善恶都分不清，最终是只要是自己干下的，都会得到报应，跑不跑不了的。

花园口，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古称桃花浦，旧时海滨遍地桃花，春来繁花似锦如花园，民间传说，最早这里并不叫花园口。到了明朝时期，天官许某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花园，方圆540余亩，种植四季花木，终年盛开不谢，远近男女争往游览观赏。后来黄河南流改道，滔滔洪水，把这座美丽的花园吞没。从此，这里就成了黄河南岸一个渡口，被称之为花园口。

1938年6月9日抗日战争期间，形势急迫，为阻击日军，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豫（河南）、皖（安徽）和江苏等地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造成黄泛区。共计有千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

现在，再提起这件事，还得让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人民伤心。蒋介石“以水为兵”，面对花园口的突然决堤，日军根本来不及反应，所以大量来不及撤走的汽车、火炮、坦克等重装备都被浸泡在了水中，损失惨重。当时，日军大约有4个师受到花园口决堤的冲击，淹死近万人。但很可惜，过了仅仅4个月，武汉就被从长江东部进攻的日军占领，他本人逃到四川重庆。而花园口决堤事件伤害最大的还是中国百姓！

当时的战事是这样的：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为此，蒋介石亲赴河南指挥战斗，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为拖住侵华日军，赢得时间，竟然下令掘开黄河花园口！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据《豫省灾况纪实》记载：堤决之时，波浪翻滚，黄水滔天，声震百里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直到1946年，黄河才回归故道，但在这8年之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差不多成了人间地狱！

更具体一些地说，花园口炸开以后，7年不能合拢，80%-90%的黄河水冲入两条小型河流，最后灌入淮河，流进大海。这条路线称为‘黄泛区，有400公里长，50-80公里宽，而且河道不固定，淹没了44个县，许多良田7年无法耕种。

至于死了多少人，现在较为可靠的数字是：38万人，是国民政府在黄泛区的统计数字，时间为1938-1947年，其中包括9年之间因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人数。

更为详细的细节是：6月4日，日军逼近开封，蒋介石电令：在中牟赵口掘堤，当夜24时放水。但此时春末，黄河水量实在太小，自然出槽困难，对堤坝形不成应有的压力，赵口的两次决堤都告失败。同时，当时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知道此举的危害性，不好好干，使施工进展很慢，再加上施工的都是没有经验的军人，直到6月5日上午才将大堤扒开，因为口门太窄，流了两个钟头后掘开的口门又被冲塌的堤身堵住了。这时，开封已经沦陷，形势非常紧张。掘堤的官兵昼夜不停，还用炸药和地雷进行爆破，但最终也没能把已塌陷阻塞的口门挖开。

到了第二天，即6月6日，国民党39军军长刘和鼎意识到第一次掘堤已告失败，就另派一团，在第一次掘堤点东边30米的地方，第二次开始掘堤。同时，有关方面做好了第三次掘堤的准备。这第三次掘堤的地点，就定在了花园口。6月7日晚上7时，第二次掘堤工程终于完成，但因黄河主流北移，沙洲阻塞了口门，扒口又告失败。这场历史悲剧的主角在花园口出场了。

这第三次掘堤的地点为什么定在了花园口？这是因为十分着急的蒋介石听从了新八师长的建议。新八师师长叫蒋在珍，蒋在珍，1896生，字丕绪，贵州桐梓县官仓乡响水田人。小学毕业后，考入贵州讲武学堂，从此步入军旅生涯，先后任二十五军团长、旅长、师长，军阀混战时期为黔军周西成派系重要成员。其新八师为1938年花园口事件直接执行者。

接受任务后，蒋在珍紧急抽调八百名精壮劳力，昼夜不停地轮流挖掘，在他的手下还有一个具体执行者。这个人叫熊先煜，1913年，字继璜，仡佬族，道真自治县三桥永锡人。幼年时，其父熊鹏飞被四川徐文光、段少清股匪杀害。立志挣脱苦难，远离家乡，投奔正安、贵阳，靠亲友资助上小学、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四期，继入陆军大学第五期。

毕业后，熊先煜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参谋主任、处长、团长、49军275师参谋长等职。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关于决堤，他在后来有过这样的回忆：

6月6日拂晓时分，因赵口决堤尚未完成，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受命于危难之际，我当然清楚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只有服从！

熊先煜说，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分，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减少人民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就这样，这群面对黄河大哭的国军士兵们，经过两天两夜苦干，终于使花园口大堤终于露出了缺口！

为了这个缺口，蒋在珍把几百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编成5个组，轮番掘堤。这5个组每组工作两个小时，用卡车的车灯照明，通宵施工。于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完成掘堤工程，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很小，一个小时以后，经过水流的冲刷，口门扩至十几米宽。第二天，花园口附近恰逢大雨，河水暴涨，滔滔黄水从花园口奔泻而出，水到之处，尽成泽国。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面讲述过的灾难了。但蒋介石在其后对此事的处理，多少有些不“厚道”。因为当时炸花园口堤以水为兵是国军一个大秘密，很多人都不知道，便将这件事推给了日本人，并让陈诚参加记者会“坐实”日军飞机炸堤的罪行，《大公报》《申报》等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大报，都刊登了相关的消息，反而增加我国军民抗日之决心。直到1967年，才被董显光“曝光”出了实情。

董显光于1887年生于浙江宁波，中学毕业后，他应聘到浙江奉化龙津中学教授英文，给蒋介石当过几个月的英文老师。1906年辞职，开始从事报刊编辑工作，1920年始，走上从政道路。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国际宣传。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长。1949年去台。1967年，他写出了一本叫《蒋总统传》的书，关于花园口，他这样写道：“6月上旬，日军攻陷开封后，中国军队准备执行秘密的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阻遏日军进攻。”

董显光

1981年，蒋介石已经去世了，一个叫魏汝霖的人写了《生平自述》一书，详细地道出了他奉蒋介石之命，“主持”掘堤计划的过程。魏汝霖，1907年出生于河北满城，掘堤时任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去台后从事教育工作和战史研究。但他却说：“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显然，这与熊先煜在真正掘堤时“举眼向天，热泪长淌”的说法，是有出入的。虽说，有资料显示：在决堤放水时，口门以下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但这种轻描淡写的粉饰与后来38万人死亡的数字，以及漫长的灾难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

今天，再述此事，除了“纸里包不住火”的道理，似乎还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是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因在这中间的态度不一样，当年的执行者们却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那些在服从命令中打了折的，结局分明好一些，而不折不扣服从的结局就很差了这也许是一种“天意”，是“天”要军人在一些命令面前要格外懂得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做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连好坏善恶都分不清，最终是只要是自己干下的，都会得到报应，跑不跑不了的。

商震，1949年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1978年，病逝东京，享年90岁。因一生不断追求进步，晚年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却念念不忘祖国，逝世后，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刘和鼎，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时曾连续发表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电讯，为其后来编造谎言打下伏笔。1949年去台，1966年被剥夺上将军衔和荣誉称号，隔离审查，于1969年去世。虽说，这与掘堤没有多少关系，但老天依然给了他一个很差的结局。

蒋在珍，尽管在1947年被晋升为陆军中将，但已经没有了实权，只能担任一些闲职，一度辞职回家，隐居乡里。1949年，蒋介石任命他为贵州省第二绥靖区副司令。贵州解放前夕，他随部起义，受到人民政府优待。不过，他并不老实，1950年因暗中组织所谓的“救国会”，事情败露后，于1952年9月14日被枪毙，终年56岁。

熊先煜，1949年随部起义，1958年转业地方，曾任重庆市文史馆馆员等职。退休后，与其妻佟亦非合著《冯玉祥的故事》，主编《佟麟阁将军》（佟将军系熊之岳父），编成《芦沟桥抗日诗词选》，著有《白果诗集》等。能有这么好的结局，也许在于他曾在河堤上和那些不愿意掘堤的士兵们，跪过，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