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收入如何区分？

中国古代征收赋税是怎样进行的？

古代的皇帝是怎样花钱的？看似这是个无需讨论的话题，因为在帝制时代，整个中国都是皇帝一个人的，那么他当然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了。但是，为了花的方便，皇帝也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内库也就是区别于国库的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这在历朝历代都有，到了明朝，称之为内承运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家国都一体化了，那么皇帝就不应该再有什么私房钱，不应该私设小金库。道理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在清朝以前，皇帝照样有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小金库。说是小金库，其实并不小，里面的钱财可能比外朝国库的还要多。所以，皇帝的小金库并不是钱财少，只是私密而已。按理这是个人收支，理应和国家财政区分开，但随着封建帝制的发展，一国之君常常把国家财富塞进自己小金库。到晚清更把皇室开销正式计入国家财政，皇家消费百姓买单。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很多时候还是分开的。基本上都是皇室和政府各自拥有自己的财政体系，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各自负责经营和储备、国家会把一部分税收划拨给服务于皇室的财务机构。同时皇帝也经常以各种借口把一些本应该由皇室财务体系支持的款项交由政府买单或部分买单。不过，因为天下是私家的天下，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钱财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当然也有出现过政府财务紧张而皇室财务充盈，皇帝拨出一部分钱财用于政府开支部分。

秦汉时期，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明确分割的，两者各有收入来源、支出用途，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收支系统。虽然两者构成偶有变动，但皇室收支从不占用国家财政。

清朝钞关盈余归内务府，其次内务府还同事经营皇庄、垄断由东北输往内地的人参皮草珠宝等贸易、还同时经营一些店铺、作坊、等等。综合收入还是很不错的，其次皇帝还通常以大婚、修造广地陵寝等名义要求户部拨钱以支出一些大型工程或活动开支、同事皇帝的南巡、大寿还会要求盐商捐款，以及海内外的年节性进贡。以及乾隆开创的议罪银制度都归了内务府。内务府的开支主要有：皇宫开支、陵寝、大婚、修建皇宫园林、南巡、赏赐臣属和外国使节。

其它朝代与清朝大体类似，如：秦汉事情的少府、当时的少府和治粟内史就收入开支分开，山川林泽和各种矿产收入归少府，因为古人认为，开垦的土地和房产有主归私人，而山川林泽不属于私人就属于皇帝因此收入也归皇帝。其次某些时间内盐铁和铸钱的收入也归少府，汉代的口赋和贡赋也归少府，同事少府也掌握一些官营的手工业和土地田产等。开支都产不多：皇室开支、赏赐和祭祀用的开支、以及修建宫室、园林、陵寝、宗庙等。

中国哪个朝代的苛捐杂税最重？

历史上，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保证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在我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贡”，即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王。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所以，“贡”只是税的雏形。而后出现的“赋”与“贡”不同。西周，征收军事物资称“赋”;征收土产物资称“税”。

先拿西汉来说，当时国家规定的田赋、14岁以上成年人的人头税、卖官鬻爵的收入、盐铁专卖的收入都归国家所有；而土贡、山泽园池的出产、关税酒税的收入，都归皇家所有。有意思的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叫做口钱，每年23文，其中的20文归皇家，3文归国家。就是说，皇帝及其老婆孩子潇洒挥霍的费用中，有不少就来自3岁到14岁孩子的人头税。那么，小孩人头税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影响呢？

历史记载，大臣贡禹上奏皇帝说，有些人家因为交不起孩子的口钱，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掐死了。按理说，一个孩子一年23文钱好像并不多，至于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活活掐死吗？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简单，原来每个孩子每年23文只不过是上面的规定，而下面实行起来却成了一年中多次重复征收，再加上地方还有种种附加，数额早已经是规定的数倍。汉武帝把孩子的人头税从7岁提前到3岁，下面征收的时候，常常是孩子落地就要交税。因此，孩子人头税造成了民间大量的杀婴现象。可见汉朝皇帝的小金库，是如此的罪孽深重，血迹斑斑。“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死亡上千万有何意义

即便到了如此地步，历史上那个臭名昭著的汉灵帝还不满足，总是打创收的主意，于是，开了个大商铺，专门批发官帽，并毫不客气地把卖官鬻爵的收入划拉到自己的小金库里。为了让自己的官帽批发部生意红火，他专门在西园成立了一个官爵交易所之类的机构，和一些热衷于买官买爵的人讨价还价。一个叫崔烈的名门望族花500万钱买了个司徒，问儿子人们怎么看他买官的事，儿子实话实说：“论者嫌其铜臭。”卖官铜臭难闻，但是比起征收口钱而逼得穷人杀婴，好像还不算是最邪恶的。

隋唐，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开始分合离聚，国家资财时常纳入皇室内库。唐玄宗时设立大盈库，凡租庸正额纳入国库外，其他杂项收入归大盈库以供私用。安史之乱后更是皇室私财与国家公财不分，天下财赋尽为人君私藏。

此后的朝代，基本也就是这个样子。两宋，虽然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通融互用，但皇室资财多用于国家非常之需。宋朝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专门设立了内库，名字叫做“封桩库”，即把每年节余的国家财政藏到这个库里面，初衷也是作为财政准备金，用来应付国家突发事件，但后来也变了性质，成为皇帝的小金库。当然，国家一旦遇到战争、灾荒之类大事的时候，大臣们总是念念叨叨想让皇帝破点财，拿出点小金库的私房钱度过难关，有时候就连主管财政的三司官员也会厚着脸皮跑去向皇帝借钱，皇帝虽然极不情愿，但也只好借钱给政府。虽然政府很讲诚信，总是能够把皇帝的私房钱按时归还，但就是这样皇帝也忍受不了这种形同勒逼的所谓借钱。真宗皇帝不得已就一面规定以后每年从小金库无偿给三司拨款60万，同时下诏“切诫三司，毋得复有假贷”，一面又恶狠狠地规定，“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因为有这样的家法，宋朝皇帝小金库到底有多少私藏，没有人知道。在宋高宗时期，坊间流传他的小金库每年占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的皇帝尽管很不情愿，有时还是会拿出小金库中的钱财资助政府。皇室不是一味从百姓身上横征暴税，这是别的朝代帝王无法企及的，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宋朝经济的繁荣昌盛。到了明朝，皇帝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再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了，而是想方设法勒索政府，皇室财政对国家财政的掠夺日益加深。明代中央财政机构职能分散，皇帝强化了对国家财政的控制，一切所需皆随意从国库支取。皇帝把国库的钱财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去，内府动辄将国库数十万两银子挪到内库也成了最稀松不过的平常事，而最多的一次居然拿走了2400万两银子。在内忧外患面前，政府没有银钱支付军饷，而皇帝却“谕廷臣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意思是说，大臣们要想出长久的解决办法，不要总打皇帝小金库的主意，皇帝也得过日子啊！

大臣们除了增加税收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就只好向老百姓加派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所谓“三饷”就是练兵、征讨东北后金以及征剿李自成的军费。“三饷”之外，还向大臣们摊派“助饷”。“三饷”和“助饷”惹得天怒人怨，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明王朝就在这种鸡飞狗跳的财政困境中垮台了。李自成入京后，发现崇祯皇帝小金库中财宝山积，多达到3700万两，于是组织数千骡马、上万的骑兵，浩浩荡荡地押运这些金银财宝回陕西老家。崇祯皇帝辛辛苦苦一场，不过替他人蓄积私藏而已。

到了清代，区分了“国家”财政和皇室“私家”财政，清朝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司职机构划分，户部管国家，内务府管皇家，也就是说皇帝的“小金库”充公了，这也就结束了明代及明代以前的中国历代王朝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没有区分的历史。一直到1911年清政府颁布《十九信条》，规定“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概依国会议决”。自此皇室经费正式并入国家财政，历时千年之久的两大平行财政收支系统宣告终结。虽然皇帝的“小金库”充公了，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皇帝的日常开销。皇帝要花钱，随时可以向户部支取只要户部还拿得出钱。这样户部在管理国家财政之外，又成了皇帝的私人财库。当一个皇帝花钱如流水，或者皇室人员太多而又奢靡浪费的时候，国家财政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很容易变形乃至瘫痪，导致社会混乱。

皇帝个人乱花钱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但毕竟一个人的奢靡浪费还是有限的，而整个皇室却是个庞大的群体，又是利益必须保障的特殊集团，他们的耗费对国家财政的冲击尤为可怕。那些忧心天下的朝臣们对此也是毫无办法。毕竟连天下都是人家的，不就多弄些零花钱吗？可这零花钱有时候却大得惊人。

以明代皇室而论，在建国初期不过几十个人，而到了万历年代，人口已近20万。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成为国家财政的最大包袱，也成为明代中晚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万历之前的嘉靖时期，就已经有人把北虏、黄河、宗室看作社会的三大祸害。

按照明初的规定，藩王的禄米，亲王一年万石，但后来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只好降低支付标准。但即便如此，嘉靖时代宗室禄米仍达853万石，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原先的设计，南方省份向北京提供400万石的漕米，北方省份向边境军队提供800万石的军粮。而宗室禄米居然超过了军粮，严重破坏了财政安全。连养皇室成员都成了问题，况天下乎？其重要表现是导致军饷无法正常发放、地方受灾无法救济，前者导致军队哗变，后者导致流民遍野。另一方面，官方为了保证财政安全又加重税费征收，这又导致农民反抗。财政问题引发社会不稳定，致使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最终病入膏肓，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之下焉有不亡之理？

基于明代的教训，解决皇室财政，让其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避免其对国家财政安全造成损害，是清代统治者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清朝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成立了内务府，其职责就是用来专门管理皇室财政，与主管国家公共财政的户部分灶吃饭，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互不干涉。户部通常只需每年向内务府拨10万两银子，作为皇帝的花销。其他情况下，皇帝无权要求户部向其拨钱，为了保持花钱有度、节俭爱民的“仁君”形象，皇帝一般也不会主动向户部提出此类要求。

内务府与户部分灶吃饭的制度，对清代财政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各项收支运转也都比较正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方面关系已经完全理顺，实际上仍然内含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因为皇帝不便向户部伸手，他的个人花销受到了约束，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弥补。

清代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地方督抚大员交“议罚银”，所得除少数特例外，均“解交内务府充公”，汇入内务府财政。“议罚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最多的一例，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两淮盐政全德被议罚交银达到了38.4万两。

另一个办法是特派内务府人员主管盐政和税关，从商人那里榨取钱财。从清代皇帝的思维来看，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能随便加重农民的负担，但向商人伸手，关系不大。所以，清代征收盐税和关税比较多的地方，大多是皇帝自己特派内务府包衣（满清入关以前投靠的汉人）去管理。比如盐税，是两淮最多，那么两淮盐政肯定是内务府人员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担任这一职位，而曹家就是包衣。关税方面，以粤海关最多，那么粤海关监督在乾隆时代对外贸易额增长较快之后，就一直是内务府人员来充当。

清代皇帝特派内务府人员出任征收商业税收较多的重要职位，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非正式财政的渠道为内务府补血。内务府的奴才们在为内务府财政捞钱的同时，当然也不忘自己发财，这导致了商人负担的加重、商业秩序的混乱，以及商人与官方的冲突。特别是粤海关的捞钱做法，屡屡引发中英矛盾，对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皇帝可以让地方大员交“议罚银”，又可以通过委派内务府人员掌控盐税、关税而获得好处，这保证了内务府财政的有效运转，但地方官吏从国家财政中所取得的正式收入极其有限，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谋求灰色收入及贪污受贿，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征税时的浮收现象，以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这既使基层运转不正常，也加剧了官民冲突。另外，尽管清代皇帝不能随便向户部要钱，但这毕竟不是刚性约束，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慈禧曾向户部要钱修建供她晚年享乐的颐和园，因此挪用和侵占北洋海军军费，成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思想家博丹认为，财政是“国家的神经”。如果这根神经不正常，就会发出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与混乱。中外历史上无数的史实说明，财政制度缺陷，是许多社会乱象的深层根源。要减少社会乱象，必须使财政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第一重要的是要区分“国家”财政与皇室“私家”财政，国家财政是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家”财政只代表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两者不能混淆，必须明确区分，避免小集团利益凌驾公共利益之上，国家财政变成私家财政。

中国古代是怎样征税的？古代是如何进行收税的呢？

中国古代的税收是怎么分的？

中国古代农民如何纳税？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以土地税（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为主，以商税(包括关税与市税)为辅的税收制度。这一税制，初步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井田制

井田制

井田制是西周时的土地制度。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另一种是“九夫为井”，即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初税亩

初税亩是我国征收田税的最早记载。这种税收以征收实物为主。鲁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鲁国正式推翻过去按井田征收赋税的制度，改行“初税亩”。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变化。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从奴隶制赋税向封建制赋税制转化的开端。此后，列国纷纷仿效鲁国实行“初税亩”。到了秦国商鞅变法时，干脆废除国君对贵族（卿大夫）分封、赏赐食邑的制度，而承认通过买卖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

租庸调制

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如“租”，这种按田以农作物为课征对象所收的税，自夏朝以来早已有之。而“调”这种以手工业品为课征对象所收的税，与东周时代的“布缕之征”属于同一类。“调”的名称，较早曾见于东汉明帝的诏令之中。到了东汉末年，曹操便正式普遍征收了户调。当时调的负担是每户绢2匹，绵2斤。至于代役租形式的“庸”，周期已有原始力役形式的开端，至唐始改为实物征课。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租庸调税制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并有一定的创新，内容比较系统和完整。因此，在我国封建税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619年3月6日(农历619年2月15日)，唐朝初定“租庸调”法。

租庸调赋税制。唐初均田制规定：中男(年16～20岁)、丁男(年21～59岁)受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20亩为永业)；老男、笃疾、废疾者40亩，寡妻妾30亩，道士30亩﹐女冠20亩﹔官员受田有永业、职份和公廨田之分，郡王、国公至五品官员，永业田从100顷至5顷等差。六品官以下在本乡分配。在此基础上规定租庸调的征课标准为：租，每丁纳粟二石，岭南诸州纳米(上户1.2石，次户8斗，下户6斗)；调，每户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产布之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为官府服役20天，遇闰加二天。此外，有事而加役15日者免调﹐加役30日者租调皆免；但连正役不得超过50日。不亲自服役者，可纳绢代役，每日绢三尺。贵族免役。租庸调法还规定出依照灾情轻重，减收或免收租庸调的具体办法。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两税法

两税法是唐朝中叶实行的用以取代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自唐玄宗开元（713-741）以后，均田制度逐渐废弛，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也难以为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国家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土著户（当地人）和客居户（外来户）均编入现居州县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主要是土地）多少定出户等，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税额。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6月纳清，秋税限11月纳清，故称“两税”（亦有一说因其分为户税、地税两项）。两税依户等纳钱，按垦田面积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数为准，平均摊派。租庸调和杂徭、杂税悉省，但丁额不废。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是土地占有状况发生改变后的反映，是中国古代税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两税法实行初期，统一了紊乱的税制，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后来，弊端丛生，征敛趋于苛重。但由于两说法适应地主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其税制的基本原则为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

方田均税法

方田均税法是宋朝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宋朝积贫积弱，屡遭侵略。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需要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帐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这个法令是针对豪强隐漏田税、为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而发布的。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而拥有土地多者则要多交税，非常符合公平税负原则。因此，马克思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甚至有现代学者评论说：青苗法、方田均税法是具有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特点的法令。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又称“一条编法”，是明代中期的赋税制度。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别征收，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大量田地迅速向地主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化繁为简；把过去按丁、户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户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需要注意的是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摊入；“一概征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这是我国税收历史上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清初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到雍正年间，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出现的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改革。清初的赋役制度承袭明代的一条鞭法。但实行的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由于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明末清初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丁随地派、均丁于地”的赋役改革。后来清廷也开始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基本上分为两步：一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税。由于丁银额数固定化，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这样既减少贫民逃亡，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为日后的“摊丁入亩”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步即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55年（1716年）在广东、四川等省试行。这些省份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统一的“地丁钱银”，此后在一些地区逐渐推广。雍正皇帝继续并完成了康熙皇帝开始的赋役制度改革。雍正元年即1723年，雍正帝下令以雍正二年为始，在各省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实行也比较彻底。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自改革后，原来独立的丁税已不存在，丁随地起，田多丁税多，田少丁税少，无田无丁税，从而调整了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消除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税负不公状况。

古代丁税：

7岁以上都要缴税，成年人更得为朝廷和郡县服徭役。当时全国人口2000万，被征发造宫殿、修坟墓、筑长城的就有300万。秦始皇本想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不料仅二世而终。率先揭竿而起的就是陈胜、吴广这支徭役队伍。

大秦帝国一统江山，没有威胁，自然征税比较随意，不仅增加了丁税、徭役，还一下发明了上百个税种。这也是大秦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丁税”是怎样收税的，我们发现秦朝已经有了专门的税官，“治粟内史”，这个职位据说是九卿之一。内史在《周礼》中记录为春官宗伯的属官，掌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法。

在秦朝，随着郡县制的实施，公家的收税人已经有了固定且非常重要的位置。关于税官是怎样去民间收税的，我们从文献中很难了解，但是，一户有多少人丁是很容易统计的，相信税官定期到各治下地方收税即可。

古代的税收都干了啥？皇室开支是不是占大比重？

古代税收的开支，不同朝代不一样，不同的皇帝又不一样，不同国家也不一样。

古代财政税收也是有制度的，不是胡来的。一般是“分税制”。国家财政叫“外库”，皇室的财政叫“內库”也叫内帑。农业社会外库主要是农业税是大头，内帑主要是工商税，是小头。比如清朝只有广州对外通商的时候，粤海关的收入就归皇家内帑，就是是因为粤海关一年才一二百万两银子，国家看不上。

两种收入是不能混着用的，国家财政皇帝是不能直接花的，要通过官僚系统花，正常来说只能花在国家事务上，不能花在皇家自己身上。皇上的内帑皇上倒是可以随便花，但是也没多少钱。明朝皇上拼命派太监去下边收工商税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了，专制社会也没那么绝对，国事和家事本来就分不清，比如你说给老佛爷过生日是国事还是皇上家事？太后可是“母仪天下”全国人民的妈，能让皇上自己一个人孝敬？再加上户部大臣稍微不是那么刚直，皇上暗示一下，能个借口挪用公款也不是那么难。

张居正当首辅的时候，明朝有三分之一的财政开支是明朝皇室的开支（皇族与皇帝自己，毕竟明朝到未年时有上百万的皇族）

宋朝到北宋后期以及南宋时期，国家有80%的开支是用于军费开支，所以，宋朝的财政收入看起来很高，实际上却是严重的入不敷出。

剩下的就是养官员以及用于储存（常平仓之类的），救灾之类的。以清朝为例，清朝的《户部则例》规定：凡是民间老百姓的房屋因为地震，山洪，冰雹，台风等天灾倒塌的，国家给一两五钱银子的救济，死人则是给一两银子的抚恤。这个规定是全国性的，各地方另外有自己的救济。此外，这类救济的钱，通常还会以皇帝恩赐的方式增加，以显示“皇恩浩荡”（一般不会减少）。

当然，清朝的皇室开支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总体上来说，清朝军费开支大约占全部财政开支的一半以上，剩下的是官员的俸禄，修堤修坝修路救灾占四分之一，皇室开支占四分之一。

总体上，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室家族的开支通常要占到全国财政开支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占非常大的比例。

古代各个时代的税率

1、夏（约10%）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夏后氏五十而贡”。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

2、西周（约10%）

西周实行井田制，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但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

3、春秋战国（约20%）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

4、秦（66%）

《汉书·食货志上》：“收泰半之赋。”颜师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秦除按地收租外，还论户取赋，也就是所谓的口赋，即人头税。

5、两汉（不超过8%）

汉朝时期，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受者，农民的赋税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是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6、唐宋（不足7%）

唐朝的租庸调税制是对唐朝以前我国两千多年来各朝代所实行的实物税的总结。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麻，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称作庸（服役发展为可纳绢代役）。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时只问丁身，不问财产。（以上按人丁为主，以下以田亩为主）

均田制后遭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向当地人民征收。两税法变租庸调以人丁为征收赋税标准的原则为以财产、主要是土地为征收标准的原则，合并为户税和地税。（征税时间逐渐固定）

宋仍沿袭唐两税法，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税负原则。两税税率以每亩1斗为基准，约为十五税一。

7、元（不足7%）

元朝田赋法的不统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调法，江南仿唐两税法。

8、明（不足4%）

明代的税赋是历史上最低的，大约四十税一~三十税一。

明代初行两税法，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将各种赋役尽可能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这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没能彻底实行。（实物地租为主逐渐趋向于以货币地租为主）

9、清（不足7%）

清初则继承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中国古代财政体系的变迁

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存在皇室财政和政府财政两大平行的财政收支系统。皇室财政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也是以皇权追求财权的重要手段，历代皇室财政的变迁突出体现了皇权这一最大化私权的无约束扩张。我国当前的“小金库”现象与皇室私财有着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但同样源于一个体制顽疾，即国家机构中“私权”的存在与扩展，这种私权以国家公权力为依托，并未受到制度的有效规制。从源头上治理“小金库”问题，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财权关系、深化财税收支体制改革和完善全方位监督体系，以规范公权力的行为边界遏制部门私权的形成。

皇室财政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也是以皇权追求财权的重要手段，历代皇室财政的变迁突出体现了皇权的强弱变化。

一、历代皇室财政制度的沿革轨迹

（一）秦汉时期：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明确分野，两者各有收入来源、支出用途、分置机构和属官管理。

秦汉时期，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正式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的收支系统。国家财政由治粟内史（汉称大司农）管理，主要收入为田赋、徭役、口赋（汉为算赋）、官田屯田和均输平准收入；主要支出为官吏俸禄、军事及各类经济社会性支出。皇室财政由少府和水衡都尉管理，主要收入为山泽税、关市税、口赋（汉代）、户赋和贡纳酎金；主要支出为皇室日常所需及赏赐费用。两者的具体构成时有变动，如汉武帝将原属皇室的盐铁税改为专卖，归国家所有；东汉灵帝将原属国家财政的赀选卖爵收入归于皇室。总体看，两者规模相当、斐然可观，汉元帝时都内钱（大司农掌管）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王嘉传》）水衡钱和少府钱同属皇帝私产，其总额比国库的钱还多。东汉建立后，为恢复战乱后的国家经济，将皇室财政交予大司农管理，少府逐渐成为单纯的宫廷事务性机构，水衡也随之取消，皇室财政在制度上一度不复存在。

（二）隋唐时期：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合离聚，国家资财时常纳入皇室内库，公私收入不分互相干扰。

隋唐时期主要的政府财政机构为户部，此外司农寺、太府寺分别执掌粮谷和钱帛收支；国库有左藏、右藏和太仓，分别纳贮钱币布帛、金玉宝货和粮食。皇室管理机构为殿中省和内侍省，皇室仓库为大盈库和琼林库，前者主贮钱帛，后者主贮宝货。唐初，天下财赋统归户部掌管，所有公私收支皆仰于左藏库。玄宗时设立大盈库，凡租庸正额纳入国库外，其他杂项收入归大盈库以供私用，但皇室日常支出仍由国家财政支付，大盈库实际是截取了部分国库收入。安史之乱后，由于京师豪将任意侵吞国库财物，为直接控制财权，皇帝将国家租赋收贮于大盈库，由宦官负责管理，自此皇室私财与国家公财不分，天下财赋尽为人君私藏。德宗时，杨炎以基本满足皇室消费集团的私欲为前提，恢复政府财政与皇室财政的分管制度，将财政管理权重归户部，皇室收入除皇庄园囿收入外，主要依靠国库的定期按数调拨。

（三）两宋时期：财政国库与皇室内库通融互用，皇室资财多用于国家非常之需，公私收入得以兼顾相补，值得称赞。

宋初的财政机构为三司使，元丰改制后为户部，国库为左藏库，主要收入来自各地输送的财赋、专卖收入、铸钱司上交及内藏库拨给；支出主要是官吏俸给和军费粮饷。皇室管理机关为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皇室仓库称内藏库，财赋来源为各路上供的部分物品、坑治收入、榷货务与市舶司收入等。此外，元丰年间设立元丰库，由尚书省直接管辖，收入来自青苗、免役宽剩钱，支出实行宰执聚议制度。宋代内藏库虽然是“天子之别库”，但并非“天子之私库”，无论从皇帝言行还是内藏库的设置与实际运行上，其主要用于军费、救灾、补贴中央与地方财政困难，此外才是皇室用度。这种制度设计与宋代“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相一致，在实际效果上使左藏和内藏库得以相互补充，将作为“公”的政府财政与作为“私”的皇室财政进行相对较好的兼顾。比较而言，让人比较欣赏宋朝的这点，皇室花的钱比较少，国库缺钱一般都是内藏库补足。据说一半时间都没有亲王，皇室成员薪水也不高。

（四）明代时期：封建皇权对国家财权的控制空前强化，皇室财政对国家财政的掠夺日益加深。

明朝中央财政机构职能分散，皇室财政侵蚀国家收入明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形成以皇帝为中心，以内阁和宦官为辅正的内廷行政系统，皇权对财权的控制空前强化。明朝时，作为国家财政机构的户部仅相当于一个会计部门，且职能有限，财权被严重分割，工部、太仆寺以及南京户部等机构都具有一定的财政管理权限。明英宗始设太仓库，作为正式的明朝国库，集中存放户部从各地征收的粮食和银两。皇室仓库分为两类：一种是宦官管理的完全为内廷服务的里库，包括内承运库等三库；一种是宦官和户部共同管理的部分为内廷服务的内库，包括甲字库等十库。由于明朝财税制度不合理，税负过轻，明朝后期出现大量战事导致政府财政不足，皇室内库开始大量补贴政府，同时皇帝也不能随意支配政府财政，皇帝变穷了。

（五）清代时期：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重构制度性划分，皇室财政职能不断扩展，专职机构渐趋完善，皇室占用财政过大

清代以户部（后称度支部）总司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户部掌管国家三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皇室财政由内务府统一管理，内务府机构庞大，所设官吏相当于外朝六部官吏总数的两倍，下有广储、会计等七司，其中广储司掌府藏及出纳，管理皇室六库（银、皮、瓷、缎、衣、茶），皇室财源包括户部常例拨款、税关盐政赢余银、皇庄地租及各地岁贡等，支出为皇帝日常消耗、赏赐与祭祀。一直到1911年，晚清政府颁布《十九信条》，规定“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概依国会议决”，标志着皇室经费并入国家财政，历时千年之久的两大平行财政收支系统宣告终结。

二、皇室财政制度演变的规律与特点

（一）“家国同构”理念下的皇权对财权的不断侵占是皇室财政变迁的主线纵观整个帝制中国社会，封建君主为了强化皇权，不断追求国家权力的“内化”。在官僚制度上的表现就是屡置近官，以天子近臣驾驭外朝的方式实现对政府之权与国家之财的最大化占有。国家财政机构的演变如此，皇室财政机构的变迁更是如此。如秦汉少府原系帝室财政总管，其机构之大、属官之多，在诸卿中居于首位，但随着少府及其属官的外朝化，皇帝逐渐对其失去信任，故置水衡都尉以分少府之权，强化对财权的控制。魏晋时期，皇帝更是将财权集中于宫廷近待机构，通过尚书直接掌控财政活动，原来的少府、大司农两大财政机构变为仅负责库藏出纳的事务性部门，国库完全成为皇帝私库。唐明各代，皇室私库不断截留国家收入，国家财政日渐虚竭、愈加依赖皇室私库的拨付，皇帝则可以财权实现“内以制外”之效。

（二）以支出随意和收入隐秘为表征的皇帝私权与私欲是皇室财政变迁的主因封建时代的皇帝兼管外朝和内廷，外朝的权力运行相当程度上符合公共权力的特征，在财权管理和国库支出上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和公开程序，内廷的权力运行则集中体现了皇帝的私权和私欲。这种私权推动了皇室管理机构的演变，其表现之一是支出管理无约束，全由皇帝个人随意动用；二是收入及库藏不公开，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宋代内藏库与朝廷理财机构的关系特别体现出这一点，宋初，三司有权掌握内藏库的岁入和存储。真宗时，只允许三司使一人知道内藏库情况，其他人不得预闻，并下诏申明泄露内库财物者处斩。仁宗后，内藏库完全由宦官总领，三司（后为户部）不知其收支情况，只能从各路申报帐册中大概猜测内藏库财。明代皇室库藏分内库和里库，内库处于宦官控制下，但户部官员还有权了解情况，里库却是户部也不能过问，完全由皇帝一人知晓。

（三）经济上侵蚀政府财源、政治上败坏国家吏治是皇室财政体制的主要影响理论上，皇室内库来源于国家财政的盈余，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封建君主为了充实小金库，总以各种理由加重赋税，侵蚀国家财源，致使财政部门对全国收入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弱，国家公赋收支独立的原则难以维持。如明神宗为扩充私房收入，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肆虐，其掠夺的财富之大，使“内帑之充轫”达到“亘古所无”的程度，而矿监、税使私自截留所得又数倍于上缴之数，以致农民弃田逃亡、商家纷纷停产、地方官员将一切杂课改归内使，国家财源锐减，极大侵犯了国家正常的收支活动。皇权对财权的这种贪婪索求，还助长了贪腐之风，败坏了国家吏治。如乾隆帝将罚俸改为议罪银，大大扩展罚银的范围，从财政亏空到奏折错字，都一罚了之，罚银所得也绕开户部归入内库。不少大臣为充实皇帝内库踊跃捐输，以此换取各种免罪特权，这样的议罪银不仅毫无惩戒作用，反而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保护伞，吏治由此彻底败坏。

（四）国家储备金和政府调节金是皇室财政体制具有客观公共性的主要体现作为皇权控制财权的重要工具，皇室内藏常被封建君主用以融通公私，平衡和制约国家财政，甚至直接干预社会经济，实现皇权对国家经济社会的最大控制。在这种理念下，皇室财政客观上体现出一定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国家储备金，应对国家用度的不时之需，主要通过减少收入（取消规定的皇室收入）和增加支出（将内库私财转为国用）两种手段，用于赈济、支付军费和地方经费等。前者如两汉，每遇灾荒，皇帝往往下令弛禁山林，准许百姓无偿开采捕捞；后者如两宋，皇帝常以内库粮帛，弥补国家各项支出缺口。二是作为政府调节金，辅助执行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突出事例有宋代王安石变法和清代生息银两政策。王安石变法期间，皇帝多次拨付内藏库款作为实行均输法的籴本和市易法的本钱；清代则将部分内库资财转给内务府或军政衙门作为“基金”，用于买田召佃收租、贷给商户收息或直接经营当铺，获利收入不仅补充政府开销，还成为推行某些政策的重要杠杆。

三、对小金库治理的启示：以制度革新规范公权力的行为边界

（一）制度建设：优化国家财权分配关系，横向适度集中部门间财权、纵向合理配置政府间财权从财权关系视角看，以公权追求私权和私利（小金库）的存在有两种原因：一是横向财权的分割或过度让渡，主要存在于政府部门间。如部分非财政部门拥有一些预算分配权，就可能通过财政资金的配置追求部门私权和私利；二是纵向财权或财力的过度集中，主要存在于各级政府间。如部分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缺乏足够的财力保障，不得不动用公权力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尽管这种私利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因此，解决公权异化问题，在横向上要适度集中财权，规范部门间的财政关系，遏制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倾向，使一切政府收入征收权回归人大，一切预算资金分配权回归财政，逐渐弱化主管部门对财政资金二次分配的自由裁量权，逐步缩减并规范部门系统内的专项资金规模；在纵向上要合理配置财权，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明晰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增强基层政府保证机构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二）体制改革：构筑政府综合预算系统，完善财税收支项目、标准与流程管理从财政收支视角看，“公权私有”形成小金库的方法主要有两类：在收入上，因直接截留税收收入在制度和现实中已不可行，多为税外违规收费或将规费、罚没、资产处置等非税收入纳入小金库；在支出上，多以各种名义虚列支出、套取或相互转移财政资金设立小金库。针对这两类问题，在财政收入体系上，要建立完整的政府综合预算，重点解决税外加费和收入不入库问题。在收入项目上，按照“正税清费”原则，对非税收入项目进行标准确认，在清理、整顿各类收费项目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非税收入项目库；在收入流程上，深化收支两条线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推行非税收入集中征缴，健全资产处置审批核准，将包括国有资产处置与经营收入在内的所有非税收入都纳入预算征收。在财政支出体系上，重点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三个覆盖，堵塞部门私权套取国家资金的渠道。在支出预算上，将部门本级及所有下属单位都纳入部门预算，进一步规范基本支出、细化项目支出，完善定员定额标准体系；在支出流程上，将国库集中支付推广到全部基层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性资金，完善银行账户管理，健全动态监控体系，扩大公务卡改革范围和结算资金量；在支出项目上，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范围，将更多的采购项目纳入采购预算管理，细化采购项目的构成及资金来源，严格依据预算和采购合同拨付资金。

（三）机制完善：规范部门公权行为边界，健全部门监督、法制监督与民主监督体系从财政监督视角看，一切无约束的公权力总是倾向于维护私有利益。规范公权力的行为边界，需要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在部门监督上，完善各部门协同监督，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构建预防为主、纠错为辅的管理型监督模式；在法律监督上，明确小金库问题适用法规和各项相关财政管理制度，将其纳入党的反腐倡廉法规体系，同时完善行政审批程序，缩小私权行使空间；在民主监督上，推进预算信息公开，逐步实现政府政务、财务的公开透明运行，并以多种形式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使公权力的行使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朱元璋是明朝最大贪污犯：国库之外私设小金库

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在历朝历代都有，到了明朝，称之为内承运库。明代的内库，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按照史书的记载，朱元璋对待内库的态度却是前后矛盾的。起初，明太祖并不想设置内库。他认为，皇帝享有四海的，理应不屑于为了积蓄私财而设立内库。他还批评宋太宗设内库，是有失贤明的错误举措。在明太祖看来，宋太宗设立私人库藏，存私房钱，很是小家子气。但明太祖为何食言？一则，内库尽显皇帝的权威，就像山呼万岁一样，尽管不靠谱，却是很受用。再就是，明太祖是位自信满满的主儿。他起身布衣，对民间疾苦有切身体会，对官员的各种小心思看得透彻，他甚至自恋地认为，天下的事没有能够瞒得过他的。

所以，明太祖设立了内库，并将其功能定位于：天下为公。这样，明太祖就很得意了，设置了内库并辅以必要的制度，既消除了宋内库的弊端，又可以在彰显唯我独尊的同时很好地为国家服务，且能显摆明太祖的治国才华……可谓一举数得。

事实上，洪武一朝的内库，也确乎按朱元璋的本意，大致是遵循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其作用也主要是用于“出财”而非敛财，其中较为常见的是赏赐、抚慰百姓和臣下。

按照明太祖的理想，内库实际上是国家性质的，相当于“国家基金”，其支出用途主要是供国家物质性表彰、荣誉性赏赐或者成为表现皇恩浩荡的“福利”而福泽万民。

明太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的法子解决内库和军国社稷的矛盾，通过给内库的功能以“天下为公”的定位，而实现既能使皇帝享有蓄私财的特权，又不至于过度地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上。而且，他认为自己已经给后世子孙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坚信这种惯例可以延续下去。就这样，明太祖天真地幻想着大明的江山永固。

明太祖的愿望是好的，但也是不切实际的。尽管明太祖在设立内库时，主要考虑的是将内库所藏作为国家财政的一种有效补充和周济。但是事实上，内承运库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贮藏着缎匹、金银、珠玉、象牙等奢侈品，这就不可避免地预定了一种奢靡的基调，为后世子孙的敛财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明太祖使用特权是为了彰显个人魅力、治理国家。那么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了而滥用特权了。那些不肖子孙最喜欢做的就是默许、放任臣下为内库聚敛钱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内库的设立，是作为一种有瑕疵的制度存在的，它体现的是“个人特权”！这与“天下为公”的理念，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冰炭不同炉！它同皇权一样完全游离于监督制度之外。而专权又为制度的缺陷提供了保护伞。可以说，内库与皇权相互支撑，最终共同摧毁了明王朝的有序和稳定。

明朝的中后期，皇帝为了骄奢淫逸，将挪用国库银到自己的内库视为常态。他们无限扩大和利用了内库的特权，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侵吞国库银，使得明王朝愈来愈趋向衰败，明太祖的理想自然也随之灰飞烟灭。

皇帝本人是特权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只要保证皇帝本人的特权。明中后期的皇帝们便容忍臣下使用没有对皇权产生威胁的特权。他们甚至跟贪污官员沆瀣一气，分成赃款。或者通过抄家的方式直接把赃款据为己有。

其实，皇帝才是大明王朝的最大贪污犯！

明朝为何灭亡跟朱元璋子孙数量太大有直接关系

被圈养皇室拖垮的大明财政

明朝亡于穷死一切源于朱乞丐无知的财政制度

明朝的财政问题并非因为重农抑商，财政枯竭这个说法本身也值得商榷，不过财政危机确实存在，朝廷也并非没有看到，最典型的就是张居正改革，史称万历新政。张居正最后虽然下场比较惨，但他的改革无疑为明朝续了几十年的命。

明朝财政危机主要原因是开支过大，尤其是皇室宗亲、官僚俸禄以及军费开支的无限膨胀，耗尽了有限的收入。而财政收入的增加却远远赶不上开支，征税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农业，缺乏弹性。明朝后期商业繁荣，但由于征税方法落后，朝廷从工商业以及海外贸易所征到的税收非常少。随着边患问题加重，腐败愈演愈烈，财政开支越来越大，税收的压力都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反抗。而朝廷为了镇压内乱，就需要更多的军费，也就意味着需要加征更多的税，就会引发更多的反抗，陷入了恶性循环，直至最终崩溃。

不断膨胀的财政开支

古代王朝的财政开支主要有个五个方面：皇室、行政、军费、河工、赈济。明朝开国时，朱元璋厉行节约，皇室开支不大。官员数量相对也少，所需要的行政费用也不多。而军费方面，朱元璋创立了卫所制，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避免对农民的干扰和压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宗亲人丁繁衍，开销越来越大。而官僚阶层越来越膨胀，官员越来越多，侵蚀了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卫所制后来也没落了，战争的频繁，导致军费开销巨大。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来看不同的时间段，财政开支的变化。

1、宗室

明朝设立了一套独特的宗室分封制度，只要是朱元璋的子孙，都有分封，形成了“有明诸籓，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养了一大堆吃白饭的闲人。朱元璋就有二十多个儿子，太子之外，全部封亲王。亲王的长子继承爵位，其余儿子全部封郡王。郡王的长子继承爵位，其余全部封镇国将军。以下还有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的儿子全部封奉国中尉。皇宫每年就需要数额巨大的固定开支，加上数量日益庞大的宗室，每年所需要的财政开销数量惊人，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上涨。明初宗室不过一万多人，每年需禄米折银145万两。明末宗室的数量已经达到一百多万，每年所需的禄米折银约合2500万多两。下图可以看出明朝宗室开支的状况。

2、官员数量的膨胀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人们挤破了头去争着参加科考走上仕途。做官的好处显而易见，而读书博取功名的利益也非常大。考中秀才，就已经能够领到一些钱粮。而中了举人，不仅能免掉各种赋税，还能当个小官了。科举是定期考的，也就意味着取得功名的人数会定期增加。明朝的官吏人数超过了过去的朝代，虽然实行薄俸制，但数量的膨胀，为财政开支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有数据显示，仅仅是洪武年间到正德年间，一百多年期间，明朝文武官员数量膨胀了四倍。万历年间，仅仅是官员俸禄开支就超过400万两。这还是在明朝实行低俸制的情况下。

3、军费开支

明朝战事频繁，北方蒙古、后来的倭寇、再后来的辽东。不恰当的外交政策导致了边境一直很紧张，明朝必须在边界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后来又有内乱，又增加了一笔军费开支。

明初实行军屯制，也就是卫所制度，军粮不成问题。但是到了中期，卫所废弛，边军需要现银采购粮食，这笔钱就需要财政供给。数额逐年增加，正德年间需要40万两，到了万历年间就需要将近400万两了。卫所制废弛之后，募兵成为主流，军饷又成了一大支出，每年都需要几百万两，后期更是高达将近一千万两。

除了这三大支出，明朝每年还需要耗费上百万两银子维护漕运。而赈灾的开支却极其有限，太仓库用于赈灾的开支，最高只不过支出了39万两。总的来说，养皇室宗亲、养官、养兵耗去了绝大多数财政收入。

二、缺乏增长弹性的财政收入

明朝的财政开支越来越浩大，但是以田赋为主的财政收入却缺乏增长弹性。明朝财政收入包括田赋、盐税、钞关税、以及徭役，海关税和商业税的征收比例极低。

田赋是一种土地税，是明朝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明初轻徭薄赋，征收较少，但后期不断加赋。但是在那个年代，农业产量是有限的，农田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而且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人民的逃亡加剧，可征税的农田数量实际上在减少，也就是说税基在不断减少。由于天灾，战争等原因，一旦出现歉收，可以征到的税收就更少了。明朝初期征收的田赋以实物为主，张居正改革后部分地区折成白银缴纳。农民需要将粮食卖给商人换取白银，集中卖粮又导致粮食贱卖，农民遭受损失。

盐税是明朝财政的另外一项重要收入，数额增长惊人，但总量也极为有限。

田赋和盐税是明朝财政收入的支柱，那我们再来看看明朝的商税和海关税收。

工商税是专门针对商户征收的税款，明朝的户籍制度中，商户是有专门户籍的。明朝的商业税收每年仅有几万两，一方面说明商户数量不多，另一方面说明征税手段极为落后。

至于海关，明朝初期闭关锁国，实施禁海，建立了一套奇葩的朝贡贸易体系。海外使团带着贡品来，明朝不仅不征税，反而还要倒贴一大笔。半路上还要地方还吃好喝招待，回去的时候还要给很多价值远超贡品的馈赠。后来的隆庆开海，也只是开了月港这么一个小港口，而且发放的许可证还极为有限，每年征收的海关税也不过几万两而已。

可以说，明朝对海外贸易的限制，不仅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得财政收入缺乏刚性，相对于唐宋时期，是非常大的倒退。

三、改革的艰难

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农民出身的文盲设计了一套极为复杂而且保守的制度，这套制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有效保障朱家的天下。在这个体制下，官员们互相牵制，基本上难以对皇权造成威胁，反而非常依赖皇权。而低薪的一个后果就是腐败泛滥，监察体制也完全失效，因为监察部门也是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在这种体制下，大家都觉得不爽，包括皇帝本人也觉得不爽，但是谁也动弹不得，这个体制就像一张大网，把所有人都兜在里面。

财政危机加上愈演愈烈的腐败，朝廷上层能做的就是略微调整，目的是解决财政危机。张居正的改革背景就是源于这个动机，而他的改革措施也没有对体制有任何变动，他自己也是体制的获益者，当然最后也是体制的受害者。十年的新政为朝廷积累了数额巨大的财富，高层的危机感立即就消失了，张居正也就没用了。这些财富支撑了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不过三大征之后，张居正积累的财富也就消耗光了，明朝又陷入了原有的危机模式。

就仿佛一艘船，划船的人越来越少，喊口号的人却越来越多，船走得越来越慢，没有人愿意修理船只，最终一个大浪打过来，所有人都只能跟着船一起葬身大海。

千年税务穿越之旅

你准备好穿越了么？

别眨眼，我带你亲眼去看看

什么？你说你还不了解

怎么可能会不了解税收的历史

作为一名优秀的税务工作者

当然

～～胆小就不要点开了～～

前方高能，胆小慎点

前方高能，胆小慎点

前方高能，胆小慎点

前方高能，胆小慎点

前方高能，胆小慎点

前方高能，胆小慎点

01

税收的诞生（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人们群居而作

寻找食物和居所，生生不息的发展

随着人口基数的不断加大，矛盾逐渐产生

人们逐渐化分了自己的职责类型

战斗型的人开始向居家型的人收取保护费

这便是最初的税收，叫做：

随着战斗型人数的增多

战斗规模扩大，领导者出现

部落不断繁荣强盛，国家由此诞生

百姓开始自然的将部分粮食交给国家

02

税收的形成（先秦时期）

转眼间，神州大地进入奴隶社会

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平民和贵族

然而，贵族叫纳贡

缴纳多少可以自由裁定

平民却有严格的规定

由于土地归国家所有

所以平民若想种地

就必须交付国家地租

这便是《诗经》所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国家对于粮食的收取

每朝每代都有不同的标准

夏朝时，国家按土地大小定量收取粮食

可一旦遇到荒年，便民不聊生

后来，商周采取井田制

将土地分为九份，交给八户人家耕种

到了东周末年，大批的荒地被开采

农民不再需要向国家租种土地

无奈之下

鲁宣公首次开展税收改革

承认土地归私人所有，按面积征税

初税亩这一政策的出现

税收就正式诞生了

03

税收的完善（秦汉时期）

战国末年，秦始皇一统六国，南征北战

对税收的需求不断增大

最终，民不聊生，农民起兵造反

到了汉朝，统治阶级吸取教训，藏富于民

主张轻田租，百姓生活无忧，人口急剧上升

国库不断充实，文景之治时

串钱的绳子都被拽断

汉武帝进一步创新税收政策

增加了相对隐蔽的盐铁专卖和铸币税

在不增加税负的基础上，进一步丰盈国库

04

税收的创新（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兵荒马乱

税收制度并没有大的改变

到了隋朝，隋炀帝按人口将土地分给农民

采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所谓，租庸调制，指凡是均田人户

均定额缴纳谷物、布匹，并服一定徭役

但由于武周后人口增加，男丁所得土地不足

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

最终触发了安史之乱

备受创伤的大唐采取杨炎的两税法

让穷人少缴税，以征收银钱为主

终于强行续命又存在了150多年

05

税收的发展（宋元时期）

宋朝时期，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

工商税开始成为主要财源

农业社会开始悄悄向工业社会发展

可随着元朝的建立，商人与官员勾搭

腐败不断滋生，国家不断加大税收

又一次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景象

最终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

06

税收的完成（明清时期）

朱元璋登基后，重农抑商，经济严重后退

资本主义的萌芽被掐灭了

明朝中期，张居正清丈土地

赋、役、杂税合并为一

一律折银交纳，按丁数和田粮摊派。

农民纷纷离开土地，经济开始活跃

这就叫：一条鞭法

到了清朝，雍正提出摊丁入亩

田多的多纳税，田少的少纳税

减轻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

完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税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