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国号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中华民国国号是怎么来的吗？中华民国的国号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和公开提出来的。

中华民国国号的由来

中华民国之玺是中华民国国祚象征之一。“中华民国之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制成，于中华民国十八年双十国庆日启用。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

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Republicof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们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是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是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并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化。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于1936年写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并没有说是“最早”，而是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考证意义。

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Republicof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最后，“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导人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民主革命。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维护与保持了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之后，也就获得了把“中华帝国”的国号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合法权利。而且，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和伟大，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是。回过头再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止霄壤乎！”为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为“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章氏之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释，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状，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总之，在解释为何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孙中山和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是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

中华民国的国号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和公开提出来的。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并为参加同盟会的同志主持加盟仪式时，曾在他亲自拟订的《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由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提出推翻满清王朝政府之革命纲领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有机构成部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中国人在四千多年前建立中国时就确立起来的建国原则之一。而“以夏变夷”的原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即在蒙古族不但凭借相对优势的骑兵推翻了汉族王朝政府，而且用极端低下和落后的草原文明征服了高度发达和先进的中华农业文明的时代，所提出的特殊口号。

“以夏变夷”的大原则包涵着：一，以中华文明作为民族融和的原则。二，以中华文明作为融和极端低下和落后的草原文明的原则。三，以中华文明作为认同中国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四千多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原则基本上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的。由于文明是人类将自己与其它一切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唯一标志，而国家又是人类文明的整体表现形式，并且由于没有国家的保护，文明便不可能存在和发展，所以人类是文明和国家的双重动物。用中华文明作为认同中国的唯一标准，并且同时作为融和文明水平极端低下和落后的民族和国家的推动力与融和剂，正标志着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本质和历史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

由于这个原则的确立，它使中国的农业文明能够成为融和东亚大陆成千上万个种族、氏族和民族的历史融和剂、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东亚大陆的农业社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最悠久的民族大熔炉，使东亚大陆的成千上万个种族、氏族和民族融和成了一个国家的人民。

所以，征服了文明的野蛮民族，它最终仍然还将被文明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所以，四千多年来，“以夏燮夷”的原则在东亚大陆促进和部分实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两个基本法则：人类自身的统一和人类政治世界的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在文明程度上低于和落后于汉族的少数族裔，如果用暴力征服了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汉族，这种情况不但对中华文明来说是最大的不幸，而且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不幸。因为这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大灾难和大倒退。所以，中国国内的蒙古族和满族用暴力征服汉族，就是中国历史上大灾难和大倒退的时代。所以，朱元璋反对蒙元王朝政府的革命，不但具有一般的改朝换代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中华文明重新征服极端低下和落后之草原文明的特殊历史意义。具体来说，就是具有从蒙元王朝政府的野蛮统治之下，重新恢复中华文明对中国之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意义。

孙中山继承了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但是孙中山还是把朱元璋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成了改朝换制的革命。即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转变成了要建立共和制度、亦即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民主革命。因此，孙中山的革命，也就同时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开始转型为现代化的工商业文明，奠定了政治制度的基础。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我们推倒满州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正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意在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所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在维护与保持了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之后，也就获得了把中华帝国的国号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合法权力。

而且，孙中山把中华民国作为现代共和中国的国号，也证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和继承了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结束了帝制、并创建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的民主革命家。同时，孙中山不仅将中华文明继续作为认同中国的至要标准，而且将中华文明继续作为创建一个现代民主中国的至要原则。他甚至还是一个把传统的中华文明创造性地推向了现代化的革命文化领袖。

中共建政差点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名？

红色中国政权成立前夕，关于国名有过哪四种意见？对于是否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或简称，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有着怎样的争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对于红色中国的国名，许多人提出了多种方案。有的方案简化一些，最简化的就是用“中国”两字，有的方案则用字很多，有的甚至把中华、民主，联合、人民、共和、新民主主义等词汇全部用上了。但总的看来，当时大多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赞成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称谓的。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代表们就新中国的国名问题发表意见。意见主要可归纳为四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民主国”。

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国名，简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这样诞生！

就在距开国大典只剩下几天时间时，一些代表提出，用简称“中华民国”不好，要去掉这个简称。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已经把中华民国搞得威信扫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与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有本质区别的，现在不宜再用这个国名简称。但有人则提出，应该用这个简称。他们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立的，要使新中国与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有一种延续关系。中华民国国名使用了38年，在普通民众中已经形成习惯了，应该用这个简称。

为了慎重起见，MZD决定，由中共中央出面，再召集一些重要人物开会研究新中国国名问题。

9月26日，接到邀请的30多位民主人士齐聚六国饭店，其中包括沈钧儒、张澜、陈叔通、黄炎培、何香凝、司徒美堂等。经过大家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不采用“中华民国”国名，也不用简称。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开会。经过认真讨论，绝大多数代表赞成新中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至此，新中国国名得以最终确定。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

1912～1949年，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复杂多变，先后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统治和中国国民党统治3个时期。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民国形式上采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中华民国时期政权组织形式先后实行过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君主制、执政制、大元帅制、委员会制、五院制等各种政体。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宣告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覆灭。南京临时政府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按照资产阶级的分权理论，建立起以美国总统制为模式的、不完全的三权分立体制。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临时大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行政各部直接对总统负责。1月28日成立临时参议院，执行议会职权。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制定和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政策、法令。由于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孙中山正式退职，4月5日临时参议院被迫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年4月～1928年6月)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据政权后，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由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逐步向封建军阀制度演变。其政府体制的演变可分为3个小阶段。

专制制度

1912年4月～1916年6月。这是袁世凯执政，北洋军阀专制制度确立的时期。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到北京，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由总统制改行责任内阁制，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国务总理为政府首脑，并与各部总长组成内阁作为行政中枢，通过国务会议处理政务，辅佐临时大总统;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有制约临时大总统和内阁的权力。但袁世凯独揽大权，使责任内阁名存实亡，后又下令解散取代临时参议院的国会，实行独裁。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肯定其独裁统治。根据“新约法”，政府改行总统制，废除国务总理，行政各部门直隶于大总统，总统府内设政事堂，由国务卿协助大总统处理政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1916年1月，成立洪宪帝制政府，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在举国反对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随后恢复责任内阁制，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责任内阁

1916年6月～1924年11月。这是北洋政府保留责任内阁制之名，行封建军阀专制之实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名存实亡。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宣布承认《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任副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依仗皖系军阀实力，掌握着政府的实权。1917年7月，张勋借口调停“府院之争”，制造了12天的清帝复辟。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在直、皖军阀的控制下，北京政府无意恢复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致使孙中山带领一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另组南方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1918年10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实行责任内阁制。1922年6月，曹锟、吴佩孚以恢复旧国会名义,逼徐世昌下台，黎元洪复任总统。1923年10月，曹锟贿买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任总统。这期间，北洋政府在体制上无大变化，实际上由军阀操纵政府。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总统、总理不断变更。其间，孙中山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广州曾先后设立过军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大元帅府，分别实行元首独裁制、总裁合议制以及总统制等组织形式，直至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为止。

1924年12月～1928年6月。这是北洋政府取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实行军事独裁阶段。1924年10月，冯玉祥与张作霖联合推翻曹锟、吴佩孚的贿选政府,并于同年11月24日推出段祺瑞,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制是集总统、总理、国会三者为一的独裁体制,临时执政直接领导国务院管理政府各部,并主持召开国务会议。但段祺瑞已失去军事上的优势，北京临时执政府事实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等军阀势力的控制之下。虽然1925年12月段祺瑞宣布实行责任内阁，恢复国务院并设国务总理，但不设国会，事实上政府体制并无实质变化。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因遭各方力量的反对被迫下野,执政府遂告结束。此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中央政权，于1927年6月18日组织北京军政府,自立为大元帅，实行直接的军事独裁。军政府下设国务院及行政8个部。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均由大元帅任免。1928年6月，奉系军阀被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击败，北京军政府宣告结束。

1925年7月～1928年10月,早期国民政府阶段。中国国民党称这一时期为军政时期。早期国民政府起源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南方政权。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于广州正式成立，1927年元旦迁至武汉。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由国民政府委员会负实际责任,委员会下设政府各部。1927年4月12日与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的新军阀代替旧军阀，走上了独裁统治的道路。

1928年10月～1948年5月。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依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试行的五院制国民政府组织法，实施五院制。国民党称这一时期为训政时期。从1930年11月24日至1943年，五院制国民政府组织法共经9次修改。重大的变化主要是国民政府主席与行政院长职权的更动。五院制国民政府时期，由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它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控制国民政府。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1月,正式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取代了国民党的中政会，成为全国最高政治指导与国防决策的机构，是党、政、军的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兼任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实行高度的集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