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民贼独夫 国库空虚为搜刮财富敲骨吸髓

是千古一帝？还是独夫民贼？

汉武帝在近年来，被评价为千古一帝，其实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汉武帝是一个独夫民贼。

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外连年征战，对内巧取豪夺，此外，汉武帝骄奢淫逸，无限度透支民力，如果不是仗着汉朝有吕后期间的休养生息以及文景之治的基础，估计，汉武帝的帝国，也会如同秦末那样，被各地蜂拥而起的起义军给推翻。

汉武帝将老百姓拖入三十多年的战争泥潭里（“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汉书·西域传·渠犁》）。

对内行聚敛之政，设酒榷、盐铁、均输多项税收以供战争，对自己的士兵则“多杀士卒”，法令严苛到“盗马者罪死”（《盐铁论》，《刑德》）

在战争里一边赏赐投降的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元朔二年），“凡百余巨万”，另一边“军中军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汉书·食货志》）；一边是元狩四年卫青和霍去病获得数十万金的赏赐时，而军中却是“战士颇不得禄”。

（汲黯评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就很贴切。）

最终“天下户口减半”（《汉书·五行志》），“关东流民两百万口”（《汉书·石奋传》）。再装模做样地发个“罪己诏”（可见他对自己都干了什么是有个认知的。）:

（汉武帝说）朕即位以来，所为悖逆，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资治通鉴》，（宋）司马光著，卷22

（之所以说装模做样，是因为汉武帝在位时有多次似乎听从了大臣的建议休止战争，但不久就重开战端的例子。《资治通鉴》记载的悔过更像是总结李广利兵败，莽通军因路遥乏食而损失过众的教训，审示双方实力的对比，姑且先整顿边防，伺机再战。《制造汉武帝》，辛德勇著，p25）

死后，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都猛烈抨击汉武帝苛虐天下的暴政，“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至东汉之初，论者尤以为戒”（《读史札记》，22，（清）赵翼著）。

这样的人，算“千古一帝”还是“独夫民贼”，我想不消多说。

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其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自天来，不自地出，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所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求其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

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而楚人骚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以日危，秦以日弱，故利蓄则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耶?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老母号泣，怨女炊息，文学虽欲无忧，其可得耶?

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果身死而众灭。此所谓恋拘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盐铁论》，《非鞅篇》，（西汉）恒宽

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

汉武帝对百姓凶残，对自家人也从不手软，汉武帝驾崩之时，他的女儿里，只有一个鄂邑公主还在人世。至于汉武帝的其他女儿，都被汉武帝逼死或者杀死了从汉武帝的女儿们的下场，不难看出，汉武帝的公主是真不值得羡慕，给汉武帝当女儿，也绝对是高风险的“职业”。汉武帝逼死了和卫子夫的儿子太子刘据，临终之前将皇位传给了还是个孩子的刘弗陵（史称汉昭帝）。汉武帝担心还是孩子的昭帝登基，会让昭帝的生母（赵婕妤）把持朝政，并且倾覆刘家天下，于是，汉武帝没废话，命人先杀了赵婕妤。也许汉武帝想起了汉朝这么多年的往事：比如，刘邦一死，吕家人就差不点把刘家人斩尽杀绝；又比如自己年轻那会儿，刚当皇帝的时候，窦太后一家对朝政的把持。

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继位不到20年时间便把前几任皇帝积累的庞大财政盈余消耗殆尽，以至于帝国出现国库紧张的窘境。为解决财政困难、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自己的享受，汉武帝只能采取增加税收的方式。那么，汉武帝为了搜刮财富，曾使用过哪些办法？造成的恶劣影响如何？

01口赋--农民的“催命符”

在汉武帝之前，中国刚经历过史上第一个所谓的“盛世”-文景之治，但是跟后世臆想的情况完全不同，构成底层社会基础的农民并未过上家给人足、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而是时刻挣扎在温饱线上，稍遇意外事件便会陷入濒临饿死的境地。这种情况，在汉景帝朝曾担任过御史大夫的晁错《论贵粟疏》、大儒董仲舒在给汉武帝上的奏疏中均有说明，真实性不言而喻。

汉文帝画像

古代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的生存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国安全，因此汉朝自建立之日起，便把轻徭薄赋定为国策。根据正史记载，汉朝初年的田赋税率极低，在汉文帝时是十五税一，等到汉景帝即位后又降低为三十税一（即3.33%）。此后，历任皇帝都延续这种低税率。不过，在田赋之外，汉朝还对农民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和徭役，而“口赋”正是汉武帝用于压榨农民的“法宝”。

“口赋”即人头税，其下又细分为“口钱”、“算赋”两种。其中，“口钱”专门向未成年人征收，汉初规定凡年龄在7-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缴纳20钱。等到汉武帝即位后，“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其数额则增至每人每年23钱；“算赋”则是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凡年龄在14-56岁之间的人群，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纳钱一“算”（即120钱）。

汉朝农民驱使耕牛耕作版画

对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来讲，“口赋”不啻于沉重的负担。因此，为规避“口赋”、减少人口增加对家庭生活的压力，大批农民选择不生育子女，即使不慎生下来，也会将他（她）们杀死，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关于这一点，汉元帝时期的御史大夫贡禹，曾在奏疏中沉痛地谈到：“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见《汉书·贡禹传》）。

02算缗告缗--中产阶层横遭团灭

除元朝的情况略有不同外，历代王朝大体上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盘剥以商人为首的中产阶层，无疑是帝王们稳定社会秩序、增加财源的“捷径”，汉武帝自然深谙此道。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大举出兵讨伐匈奴，加之山东各郡县水旱灾害严重、贫民流徙者甚多，朝廷由于国用严重不足，遂颁布“算缗令”，向商人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

汉朝商人进行交易的版画

“算缗令”规定，凡属中产阶层，无论是否经商，都要如实向官府申报家产并交税。其中，商人每二缗征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缗抽税一算（注：“缗”指穿钱的绳子，以1000钱为一“缗”，20钱为一“算”）；不是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即跑运输用的双轮木车）者，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而又有车的则征收二算；拥有的船只超过五丈以上者，每条船抽税一算。

汉帝国疆域广大，官府缺乏足够的人手来完成庞杂而繁重的征税工作，加之中产阶层偷税漏税现象相当严重，汉武帝为解决难题，随即又颁布“告缗令”，鼓励民间揭发、检举富人们的偷税漏税情况。按照“告缗令”的规定，一旦官府发现中产阶层有偷税漏税的现象，将没收嫌犯的全部家产，并将他们充军边塞一年。与此同时，检举、告发中产阶层不法行为的百姓，将会得到违法者一半的家产。

汉武帝画像

经过“算缗令”和“告缗令”这两记重拳，汉武帝从富人手中敲诈了惊人的财富，而中产阶层因此破产者比比皆是。《汉书·食货志》曾以沉痛的笔调写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也就是说，经过这番浩劫，以商人为首的中产阶层横遭“团灭”，汉朝的经济陷入凋敝破败之中，而唯一的获利者只有朝廷。

03“白金三品”和酎金夺爵--对贵族们的敲诈勒索

汉武帝在从事搜刮政策时，同样没有放过贵族，而“白金三品”无疑是朝廷拿他们开刀的第一步。所谓的“白金三品”，是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发行的银锡合金货币，分为圆形龙币、方形马币、椭形龟币三种。其中，圆形龙币又名白选、白馔，重8两，价值3000文五铢钱；方形马币，重6两，价值500文五铢钱；椭形龟币，重4两，价值300文五铢钱。

“白金三品”

虽然“白金三品”的价值不菲，但由于在铸造过程中掺杂了大量的廉价原料-锡，所以实际价值非常低。以价值最高的龙币为例，其实际价值不到100文五铢钱，至于马币、龟币的实际价值更是惨不忍睹，都属于名副其实的“恶钱”。然而，汉武帝在发行“白金三品”后，却强制要求诸侯王到长安朝觐时都要购买。如此一来，朝廷从贵族手中榨取到大量的真金白银，狠狠地敲了他们一笔“竹杠”。

除了“白金三品”，汉武帝还通过“酎金夺爵”的办法，对贵族进行无情掠夺。酎金，即汉代诸侯王献给朝廷以供祭祀之用的贡金。汉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长安祭祀高祖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的也是四两，并由少府验收。另外，在九真、交趾、日南等南方诸郡有食邑者，可以用犀角、玳瑁、象牙、翡翠等代替黄金。

酎金

“酎金夺爵”的导火索无疑是汉朝征伐南越战争。元鼎五年（前112年），由于列侯无人响应号召从军赶赴南越战场，汉武帝极为震怒，决心给他们一个狠狠地教训。当年九月，汉武帝以诸侯王、列侯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而废黜他们的爵位，被夺爵者达106人，占当时有爵位贵族的半数。经过此事，贵族们的势力不仅大为削弱，并且还为朝廷增加了大量的直辖土地和编户民，让汉武帝狠赚一笔。

由上可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不管高贵还是贫贱，但凡手中有点钱的，都没有多少活路可言，那真是一个令人苦不堪言的坏时代。

参考书目

司马迁（西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班固（东汉）：《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司马光（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