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立国精神——只有苟且偷安没有诗和远方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只有宋朝不一样，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的朝代，唐王朝黄金时代，如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朝，却成了病夫一样，不堪一击，

为什么同样是王朝，宋朝显得如此弱不经风那，这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宋朝的立国精神“苟且偷安”，由于宋朝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他就在压制手下文臣和大将的权利，使的这些人空有实名，没有实权，造成了国家改革上抱残守缺，军事上兵不能战的结果。

笔者将通过还原历史阐述分析，宋朝的立国精神为什么会是苟且偷安。

第一，因为宋朝江山也是赵匡胤通过“巧取豪夺”来的，他害怕这一幕再次上映，所以才会削弱文臣武将的兵权。

赵匡胤的皇位是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取的，因此他始终害怕自己手下文臣武将会效仿他，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此时赵匡胤还是后周的大将，手握重兵。而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时年只有七岁，并且当时的政局不稳，赵匡胤便和弟弟赵匡义商议兵变，自立为帝，因此赵匡胤便在陈桥发动兵变，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便授意将士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性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就这样半推半送的当上了皇帝。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

《宋史》：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解除将领兵权：宋朝刚刚建立，赵匡胤害怕后周之事重蹈覆辙，就开始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赵匡胤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开始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权。为此，他特意在退朝以后，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赵匡胤就开始敞开心扉说一些话，说自己害怕黄袍加身的事情在自己身上重演，弄的自己现在彻夜难眠，石守信等众将一听，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各位大将都向赵匡胤磕头求饶求生路，赵匡胤让这些大将放弃兵权，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大将一听能保全身家性命，全部答应下来了。就这样赵匡胤解决了自己的一个心事。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解除将领兵权

如果说黄袍加身是赵匡胤的建功立业政治的手段，那么杯酒释兵权就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但是杯酒释兵权后续造成了将领的凋零，也使的宋朝的对外政策成了兵不能用，只能苟且偷安。

第二，宋朝军队外松内紧，皇帝指挥的禁军实力强于地方军。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都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来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处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下，却一无所知。八十万禁军为何打不了金。

战争结束的时候，统帅把军权交出来，将领则调往别的地方，士兵则返回自己的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和将领不熟悉，将领和士兵不熟悉，绝对不会发生城桥式的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是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创伤”的能力也很差。

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这拖后腿的有害制度使的将帅都是胆小鬼，例如澶渊之盟那一年，主帅王钦若，看到辽国军队从城下经过，吓得屁股尿流，躲在城墙后窥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宋朝边境线的战斗力有多弱。

因此，宋朝军队的政策使的禁军强，地方军弱，这也是为什么宋军对待辽国等外族侵略的时候，束手无策的原因。

第三，宋朝奸臣当道，出了一批的投降派。宋朝到底怎么了，为何被认为“北宋无将南宋无相”

宋代奸臣非常多，投降派和主和派占了大部分，如蔡京、童贯、秦桧、梁师成、朱勔、李彦、贾似道等人，这些人在朝中，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议和政策。阻止恢复失地；同时结纳私党，斥逐异己，屡兴大狱，并且对于那些主战派，还有抵抗外族势力的大将进行打压迫害，使的宋朝政府出现了内无良臣，外无良将的局面，在面对辽，金、西夏、蒙古、等外族，一直至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大奸臣蔡京

综上所述：从用人，用兵，以及对外政策上，宋国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央集权，颁布了致命的有害的政令，致使宋国的国立精神一直是苟且偷安，到宋代快灭亡的时候，宋代的这种国力精神还在延续。

经济强大的宋朝为何还是打不过北方的敌人？

一般历史上的王朝，从初期到国力鼎盛期都能保持比较充沛的武德，但是宋朝，已经做到了人口占世界的35%，GDP占世界的20%多，从今天角度来开是标准的世界强国，可似乎还是怼不过北方的辽国。这种历史上很少见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北宋全域图

1.杯酒释兵权开启了宋朝不同于前代的武装政策

北宋初年的军队就已经打不过辽国，或者说在赵匡胤死后就没有击败辽军的可能了。这主要是因为北宋和辽国在根本上就处于两种不同的制度建设之下。制度差异决定了他们军队的强弱对比。

辽国军队或者说是契丹人的军事组织，并不是在北宋建立后才与中原军队交手的。唐朝时期的早期部落伏击战不说，五代时期就有过数次契丹军队南下征讨中原的记录。在同当时的五代军阀交手中，双方是互有胜负的。然而辽国军队从未占据绝对优势，或者说是在某个方面获得巨大优势。甚至还有包围五代的军阀部队后，被对手破釜沉舟的冲出阵地，击溃全军的尴尬记录。

2.五代时契丹人就同中原军队多有交手

但也是在五代时期，各地军阀或者说节度使or地方军事团体，都对中央集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五代的政治发展脉络，就从最初的晚唐模式，渐渐发展为北宋模式。这个发展路径在军事上，就集中表现为抽调地方精兵到首都的禁军里服役。北宋后来的边防部队羸弱，就是这个演化路线的最终结果。

3.传统上出产优质兵源的地区都不在宋的实际控制区内

另一方面，作为唐朝时战斗较强的几个边区藩镇，北宋基本上是一个都没有摸到。除了占据部分河东地域外，幽州和整个河套都不在自己的实际掌控之中。这些地方却恰恰是从汉朝到唐朝，最容易产出优质兵源的地方。因为当地人长期生活在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界线上，习武而善战，民风彪悍无比。大量来自中亚和草原的投诚番将，也会被安排在当地驻守。这些条件都是内地兵源所无法企及的。

4.军人的地位在宋朝被压制得非常低下形同奴隶

既然兵源基础就不行，将领军权和地位又没有保障，军队自然不能有很好的战斗力。哪怕是继承了赵匡胤留下的禁军与当时依然残留的沙陀骑兵，也会很快在这种充满压抑的体制下出现主动退化。

5.辽国也搞集权但更像联邦

辽国的中央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括大量具装骑兵部队和相应的轻骑兵力量。地方上还有很多原本的契丹贵族部队，以类似私家军的形式存在。但这些私家军却从未变成推翻耶律家的颠覆性势力，这就是辽国联邦体制的优势。地方上的普通士兵，也是依靠土地为生的封建骑兵。有一定地位的人，就会拥有一小批附庸。在战斗中，他们就会组成一个最小单位的骑兵部队。

6.地方自治为辽国提供了实力较强的地方军

至于其他族裔组成的地方部队，包括汉人、奚人、渤海人、蒙古人和部分的沙陀人，都有自己的步兵和骑兵组织。前者可能依托城市和村落为单位，后者则可能以骑兵或封建领为单位存在。他们在面对宋军时，经常愿意为辽国效力。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被管的更多的北宋朝廷所侵蚀。

以上这些就是北宋在开国时代就打不过辽军的原因。这个原因也伴随着两个王朝共存的所有时期，哪怕是辽国政权被金国女真人消灭的阶段，还在发挥作用。

柏杨：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很多朋友大骂宋徽宗赵佶不务正业，然而一个朝代的灭亡绝对不会只是几个人的主导，而是有其潜在的诸多因素，我们回溯到宋朝立国之初，看看整个王朝的管理方式与精神气质，如何影响了后世国运。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

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

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

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

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

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

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

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

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

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

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

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

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

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

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末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文字：节选自柏杨《中国人史纲》，图片来自张博力超清看文物，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瑞鹤图》是北宋宋徽宗赵佶所作绢本设色画，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宋徽宗赵佶所作。北宋政和二年上元之次夕，都城汴京上空忽然云气飘浮，群鹤飞鸣于宫殿上空，久久盘旋，不肯离去，两只仙鹤竟落在宫殿左右两个高大的鸱吻之上。空中仙禽长鸣如诉，经时不散，后迤逦向西北方向飞去。当时徽宗亲睹此情此景兴奋不已，将目睹情景绘于绢素之上。

看苟且偷安的大宋，如何成为寒门士大夫的乐园

无疑，大宋的国力是孱弱的，无论是面对辽、西夏，还是后起的金帝国，都只有挨打的份，那么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

简而言之，和赵匡胤的立国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大宋文化方面的事，了解一下为何宋朝能成为寒门士大夫的乐园，以及教育、宋词的有关情况。

一、宋朝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就是柴荣，因是郭威养子，继承大统，是为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

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

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而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同样，尚书省首长尚书令，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而有他省的副职来代理。

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

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

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

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因此可以说，宋朝的立国精神就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二、寒门士大夫的乐园

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

宋政府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考试，一是推荐。学校，我们后面再谈到它。科举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

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寒门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

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

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寒门士大夫，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

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即后来的宋英宗）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1063年，宋仁宗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

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宋仁宗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

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于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

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

当宋英宗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1、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本就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2、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3、“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三、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寒门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寒门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所有的民众。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

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十一世纪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

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民众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

石鼓书院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书院也都成立于十世纪，只是到了十一世纪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十二世纪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

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1689种，其中88%，即1500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十世纪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十一世纪，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

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

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十一世纪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

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四、宋词

中国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中国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

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复杂的高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唐王朝时，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入第十世纪宋王朝之后，才生气蓬勃，压倒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800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200余人。

我们举出其中最伟大的五人：李煜、苏轼、柳永、辛弃疾、史达祖，作为词时代的代表。李煜属于十世纪；苏轼、柳永属于十一世纪；辛弃疾属于十二世纪；史达祖属于十三世纪。

李煜，恐怕是中国唯一的帝王词人，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最后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为两段，前半生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涯，后半生家破国亡，成为宋的俘虏。两种绝对相反的生活，使他写出动人心弦的好词。当他还是皇帝时，跟妻子周娥皇（大周后）感情最笃，为她写下很多艳词。我们举《一斛珠》一词为例：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颗，形容舌尖。樱桃，形容红唇。裛，缠绕拂拭。醪：美酒。无那，无限之意。檀郎，爱人、丈夫。）

后来他瞒着妻子，跟她的妹妹（小周后）偷情，又为她写下很多幽会的词，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划袜，脱掉鞋子，以袜着地，避免发出声音。）

被俘之后，送到开封，小周后被宋皇帝赵光义霸占，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无办法，自有无限悲怆。978年的7月7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词《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故国的怀念触怒了赵光义，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惨，他中的是牵机毒，痛苦时头部跟足部佝偻相接。

李煜当皇帝是失败了，但当一个词人却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写词，表面上平铺直叙，内部却包括真挚的感情，是一种最艰难的功力，使他成为词坛之仙，没有一个词人在同一道路上能达到他的造诣。

苏轼，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选手。对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赋”、“诗”、“词”、“文章”、“骈体”、“绘画”、“书法”，几无一不精。他把词的范围扩大，从狭小的儿女之情的天地，扩大到广漠的大千世界。举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三世纪时，曹操大军被周瑜在此击败，奠定三国时代的基础。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别号。小乔，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纶巾，不穿戎装，只手执羽扇，头戴纶巾帽，指挥大军，《三国演义》中被用来描绘诸葛亮了。酹，用酒洒地祭典。）

豪放雄浑，使知道这段史迹的读者，在读这首词后，感觉到风雨扑面。但苏轼的婉约悲凉也同样成功，如《江城子》一词，写他夜间梦见亡妻，诚是一字一恸：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柳永，一个颓废诗人，他最初在一首词里有两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他参加进士考试时，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说：“去浅斟低唱吧，要浮名干什么？”柳永遂幽默的自称“奉旨作词”。

他的词全部是爱情和离愁，表露出当时社会上纸醉金迷的一面。传播之广，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词。词在他的开拓下，句数增加，成为长调。他的创作技巧使他写出难写的感情和难写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铃》描述离情，回肠百折：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都门，郡城城门。）

另一首《望海潮》，赞美杭州：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三吴，指苏州、绍兴、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地区。羌管，笛。菱歌，江南妇女每逢采菱，在舟中边采边唱。高牙，古时军营前大旗称牙旗。）

在柳永的创作中，这并不是一首好词。可是百年之后，到了十二世纪六十年代，金帝国皇帝完颜亮读它，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南中国的富丽，怦然心动，引起他大举南征的杀机。

辛弃疾，十二世纪宋政府南迁后的伟大词人，他原籍历城（山东济南），生下来时，山东已沦陷给金帝国。在女真民族统治之下，他和一批爱国青年，起兵反抗，推举耿京为主。耿京派他到来政府当时首都临安（浙江杭州）联络，可是等他从临安回来，叛徒张安国已把耿京杀掉降敌。辛弃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备森严的金军大营突击，把张安国擒出砍头，然后率众南下。

从这一段英雄行径，可了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强烈的爱国心，却限于客观的苟且偷安的环境，眼看一半国土永远丧失，而无可奈何。于是他的词像钱塘江的大潮，气吞山岳，但带着呜咽苍凉。我们举他《永遇乐》一词，这首词写他在京口（江苏镇江）北固亭怀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孙仲谋，孙权的别号，三世纪东吴帝国开国皇帝。寄奴，刘裕的乳名，五世纪刘宋帝国开国皇帝。元嘉，刘宋帝国第三任皇帝刘义隆的年号。狼居胥，即肯特山，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大将霍去病追击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见敌踪。封，堆土祭神。仓皇北顾，刘义隆未作准备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败，刘义隆隔着长江，北望北魏军营，面无人色。四十三年，辛弃疾作此词时，距南下投奔祖国已43年。佛狸，北魏帝国第三任皇帝拓拔焘的乳名，刘义隆北伐的对手。廉颇，纪元前三世纪赵王国名将。）

辛弃疾作词，最喜欢使用典故，被人认为“掉书袋”，但典故在手中并不阻碍感情奔放。

辛弃疾的词不仅豪放，而且悲壮沉郁。苏轼的词如日出时万马奔腾，长啸道游。辛弃疾的词则如日落时两军生死鏖战，纵是不悦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达祖，身跨十二、十三两个世纪的伟大词人。宋词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到他而作出总结。十三世纪初，宰相韩侘胄北伐时，史达祖是幕僚之一。韩侘胄开罪了儒家学派的主流道学家，等到韩侘胄失败，道学人士用毒恶的手段，大肆报复，史达祖被处黥刑在脸上刺字后，贬窜，死在蛮荒。

他虽然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但他并没有政治欲望。黥刑和道学对他的伤害，只更增高他的声誉。他描写春天燕子的《双双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暗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春社，立春后农村祈求丰收的祭神礼。）

如果把史达祖的词跟前面各家的词，作一个比较，可看出时间的元素，使它们大不相同。

词到史达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结前人的精华。一字一句，一音一调，都有仔细的斟酌，跟中国画坛上的工笔画一样的无懈可击。但也像工笔画一样，不为后人留下余地，就再也发展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