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科举考试 统治者拢络知识分子避免造反
所谓科举制，就是封建国家根据需要而设立若千科目举行公开、统一、集中的考试，择优选拔官吏的用人制度。我国的科举制确立于隋代，发展于唐代，两宋则是我国科举考试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科举制是促进当时社会分层与垂直流动的重要机制。宋代科举制度主要起到了推动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改变官吏阶层的结构、提高社会整合程度等作用。
由于科举考试的各种条例多在宋真宗时确定，于是自真宗以后，凡是殿试结束后，便把前十名的进士试卷另誊录一份，拿到真宗影像前焚烧，直到南宋时仍然保留着这个做法。
宋初，参加殿试的考生总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落第，每次取中多少人由皇帝临时决定。有的人多次省试都通过了，却在殿试中被落第，不免产生怨恨不满，、这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据说有个叫张元的考生，因为多次殿试都落第了，一气之下竟然去投降西夏，这就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来了。至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更酿成考生闹事事件。这一年是著名的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知贡举，主持礼部省试。
欧阳修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很不满意当时的知识分子竞相以僻词怪句标榜，至使文风渐失淬朴。于是他通过这次科举考试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切险怪奇涩之文”大加贬抑。在放榜时，被当时社会淮崇的所谓“文章之士”没有一个取中。于是这些人鼓噪起来，一伙浅薄文人还伺欧阳修上朝时聚众斥骂他，连街上巡逻的兵卒都制止不住，还有一些人给他写匿名信，闹得不可开交。这固然反映了当时文学艺术上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但从另一方面看，科举考试落第对考生的前途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当时逗留在京师开封的科举落第的举子常有六七千人，遇到国家有事不能正常举行科考时，就可能耽搁十几年找不到出路。据说有些穷苦书生由于殿试落第无力还乡而流落街头，甚至投河自尽。这些对维持封建统治秩序是不利的，因此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宋仁宗段式的时候便决定“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这个安抚措施保证了所有参加殿试的举子都能取得功名，这种做法以后就成为常制了。
礼部省试和皇帝殿试儿年举行一次，宋初尚无定制。宋仁宗末年曾规定隔年举行一次，宋英宗时又改为三年一次，但在具体实行时并不严格。
唐代以来，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若要得到官职，还须通过吏部的选试。宋代发生了变化，凡是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考在前等地很快就可以获得高官。例如仁宗朝，共开科考试十三次，每次发榜的前三名共有三十九人，绝大多数都得到高官厚禄，没有登上公卿位置的只有五个人。
宋代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也比以前扩大了很多。唐代每次进士及第的人不过二、三十人，宋朝时录取名额扩大了十余倍，一般总有二、三百人，最多时达到五、六百人。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除了正式录取的名额以外，又在落第的考生中再进行一次考试，“于是由再试得官者数百人”。这一种做法在宋代不只一两次，早在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就曾诏令录取参加过十五次科考但都落第的贡士一百零六人，说他们“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于是特赐本科出身。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在录取进士及诸科及第者三百余人外，又取科考十至十五次落第者一百八十余人并踢出身。后来对于在省试中多次落第的人另立名册上报皇帝，准许他们陪同考生参加试，叫做“附试”，称这些人为“特奏名”，这实际上决他们参加殿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属于特奏名的人，在附试最初是考论一道，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改为考问。特奏名的人数很多，例如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参加殿试的考生有八百四十人，而另外又有“特奏名”多型百余人。末代科举取人之宽实在可观。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太宗时，有赵昌国上书要求应考百篇科，也就是一日之内亘作出百篇诗文。于是太宗允诺，为他出试题，拟了二十个令他以每个字为题赋五首律诗。结果他从早到天黑仅完成了十首，水平也不高。即便如此，太宗还是特踢及第，以劝来名皇帝这样优待考生，大规模录取考生，只能表明封建统治极力拢络中小地主中的知识分子。
宋朝人在评论当时科举取数量之大时，曾经赞扬这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手段。唐朝科举士数量很小，所以有不少知识分子在不满朝廷的腐败政治时投入农民起义的反抗阵营中去。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就是一落第进士。而宋朝采取广开科举入仕之门，“碑人人皆有觊觎录取名额之外，又录取大量的“特奏名”，“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翩一官，老死不止。”显然，扩大科举取士数量，对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办法。然面，过着寄生生活的封建官吏数量越是庞大，广大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就越是深重。
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在省试时还采取对考官的亲戚另行别试的做法，这与唐朝的别头试是一样的。北宋初年，凡国子监、开封府所举送的贡士中，如果与所举送的长官有亲戚关系，则由国子监和开封府互相考试。宋真宗以后，改为另选派官员主持这些人的考试，也称“别试”。宋仁宗时又规定，在地方举行州试时，如果州官的亲戚子弟是考生，或者考生离开原籍二千里地以外(若在二千里内，考生须回原籍考试)，这些人另由转运使(官名，掌一路或数路财税，及监察地方官吏等职)主持其考试，称为类试，也称别头试，一般十人中取三人。宋仁宗时规定这种别头试也须用弥封、誊录，做法一如省试，一般七人中取中一人。
皇帝亲自做代言，宋代科举想不火都难
推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
宋代统治者大兴科举以广揽知识阶层中的人才，目的是为了要赢得中小地主对政权的支持。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夺取政权后面对危急形势，毅然作出具有战略性的决断重建科举、开科取士，广泛吸收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参加宋政权建设。
南宋统治者试图利用科举考试来争取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的支持，笼络人心。
还在赵构刚刚称帝、迫于金兵南下、到处逃窜流亡的时候，就下诏令地方各路举行科举考试。
宋代统治者对科举制的重视和需要，正好推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
(一)进士及第人数猛增唐、宋、元、明、清各代进士及第人数的统计数据显示：
同时，宋代也是历个朝代中每年平均取士最多的朝代，在宋代，取录进士每次超过500名的有23次。
①宋仁宗在位41年，由进士科入仕者达4570人，
②年平均111.5人，宋徽宗在位25年，取进士5500余人，
③年平均220名，南宋理宗宝庆二年取进士约800至900名。
④宋代与唐代相比，录取进士人数成倍增加，极大地刺激了中、下层人士的读书欲望，加速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和社会流动。
据《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和《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的统计结果，北宋科举共开科考试81榜，取士人数为：
1，正奏名进士19701人，明经诸科16352人，合计共36053人;
2，特奏名进士、明经诸科合计共16667人。
两者总计52720人，但后来有人考证，这其中还有漏榜未统计的，如果把漏榜按每榜平均数加上去的话，北宋取士总人数可达6万余人。
这是北宋的数字，再看南宋，南宋开科取士共有49榜，其登科人数为：正奏名进士23198人，特奏名进士22442人，共计45640人，加上漏榜的可达5万余人，这样两宋加一起的取士人数就有11万余人，平均每榜840多人，两宋历史按319年计算，每年平均有340多人。
这是其他朝代无法相比的。据《文献通考》及《登科记考》的统计，唐朝290年的历史，共开科考试268榜，具体数字为，秀才29人，进士6646人，明经诸科1596人，制举652人，共8923人，但这里明经的数字与实际相差很多，据史实统计修正的数字应为20619人，这样平均每榜约为76人，每年约为71人。
据《续文献通考》载，从元朝98年的历史，共取士考试16榜，计1135人。平均每榜约为70人，平均每年约为11人。
同样，据《续文献通考》统计数字，明朝277年历史，共开科考试88榜，计24612人。平均每榜约为280人，平均每年89人。清朝276年历史，共开科考试112榜，取士共计26881人。平均每榜240人，平均每年约为97人。
因此，如果按每榜来算，宋朝大考的录取率是唐朝的11倍，元朝的12倍，明朝的3倍，清朝的3.5倍，如果按每年来算，其倍数分别为唐朝的4.8倍，元朝31倍，明朝的3.8倍，清朝的3.5倍。
(二)知识分子阶层扩大宋代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给中小地主及其他中下阶层人士带来了科举及第垂直流动的契机，形成了提倡读书、大办学堂的热潮。
在宋代，不少君主大力宣扬学而优则仕，相传宋真宗还亲自作了一首《劝学诗》:
总之，宋代统治者以名义为诱饵、以科举制为手段选拔人才，客观上大大地推动了当时教育的发展，片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据记载，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各地举送礼部省试的贡生达1700余人。
南宋时期，曾到京都临安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达10万之众。有人作过统计，在公元1100年，科举出身人数达35800人，占全国当年总人口的0.036%，在公元1200年，科举出身人数达64500人，占全国当年总人口的0.101%。从这些数据中，可推知宋代知识分子阶层人数相当可观。
(三)知识分子阶层有较大的势力与影响在宋代，由于科举制的推行，进士及第人数倍增，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发展壮大。
通过科举考试，大批怀有真才实学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得到朝廷重用而身居要职，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中不少人功绩卓著、品行高尚，既受君王重视，又得平民敬仰。
所以，此阶层在当时社会中有较大势力与影响，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治者十分重视。
科举考试，人才荟萃，宋朝历代君王都要亲自过问科举事宜和专发诏令，提出具体要求和规定。
咸平元年，宋真宗在崇政殿召见省试主考官时说:“贡举重任，务选摇寒俊，精求艺业，以副联心。”
这其中有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分散民众注意力的成份，但客观上产生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效果。
第二，每次省试都倾动京城，省试贡士的仪式隆重庄严。
说明中下层知识分子在科举制的过程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受到社会关注。
第三，确立殿试制度，一方面严格了科举制度，另一方面提高了进士的身份地位。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确立了殿试制度。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三年间(公元977、978年)两次亲试礼部举人，并规定殿试贯穿于宋代的科举。
第四，宋代殿试不再黝废和进士及第直接做官。
这一方面是封建君主借此显示皇恩浩荡，通过封官晋爵拉笼利用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与皇权斗争，封建君主为了遨免与落选进士者发生直接矛盾。
另外宋代进士及第人数增多，它既符合统治者选才用人的需要，也符合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同时，也是知识分子阶层势力和影响在逐步扩大的表现。
二、改变了官吏阶层的结构
科举制为中小地主和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
通过科举，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步入官吏行列，凭着他们的真才实学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为宋王朝中央集权竭尽全力，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作出过重要贡献。
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有:薛居正、吕蒙正、寇准、王钦若、吕夷简、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优秀官员。
据记载，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授予官职的将近1万人，北宋末年的一次取士，仅进士即达800人。
还有诸如改革科举制度，王安石创立太学三舍法时，上舍生毕业成绩优等的可免试授官，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一1106年)，蔡京执政时，仿效王安石新法，增加太学生名额，实行毕业授官，呈现“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的局面。
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恩荫和世袭及其他方式选拔官吏。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授以参政知事，主持了朝廷要政。他倡导“明黝昏“、“抑侥幸”，匀认为官员握升应根据他的能力和功绩，反对过去那种循资升级的作法。
同时缩小恩荫范围，严格了标准，权贵的恩荫人数减少了很多.
通过科举，使一大批中小地主、自耕农、手工业者等出身的文人垂直流动升迁到高、中、低各等级的官吏岗位上，相对地改变了官吏阶层的出身构成，大地主、封建贵族通过恩荫为官的人数相对减少，中小地主、自耕农、手工业者等中下层身份出身者为官的人数比例大为增加。
三、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大力推行科举制，从某种愈义上讲，减缓了宋代社会矛盾，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第一，通过科举制，大批中下层优秀知识分子被选拔出来并被委以重任，为当时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官至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一样，大批家境贫寒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后优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朝廷上下、民众之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为民众安居乐业，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他们中不少官员正直刚正、廉洁为民，救黎民百姓出水火之中，惩豪强恶霸于利刃之下，使社会得以安宁、百姓得以聊生。
科举制使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到重要部门任职，既发挥了他们的才干，也避免了若他们中部分活动能量大、组织能力强者因不能获取一定官职而对社会不满所引起的社会震荡。
第二，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减缓了社会矛盾。
当时，大批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日夜寒窗苦读，不间世事，深信有朝一日能科举及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与中小地主阶级及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矛盾。
同时，大批读书人受统治阶级推祟的“君、臣、父、子”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社会矛盾缓解、社会整合加强的重要因素。
第三，统洽阶级通过变革、完善有利于笼络人心的考试办法以缓和矛盾。
这可从三个方面看出：
1.确立殿试制度
赵匡撤在确立殿试制度时曾大力吹嘘举行殿试是为了避免官僚贵族舞权作弊，如是说:“向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联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
其实，殿试最本质的原因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使举人们对君王感恩戴德。
2.科举及第直接授官，不必吏部加试。
在唐代，殿试后的及第进士必须经过吏部的严格考试，通过者方能授官。
在宋代，凡经过省试、殿试以后，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且成绩名列前茅者很快就可获得高官。
据考证，仁宗在位的13届科举每届前3名的39人中，绝大多数都获高官厚禄，没登上公卿位置的仅5人。
这两点都给人们以公正的假象，把大批读书人引向死记硬背、关门读书的胡同，落第者也只怨命苦、不怨朝廷。
3.实行“附试”。
为了缓和矛盾，关照朝宫亲朋戚友，皇帝准许多次省试落第者另立名册，陪同考生参加殿试，叫作“附试”，也称这些人为“特奏名，。
皇帝这样优待考生，大规模地录用考生，为的是拢络中小地主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宋朝有人就认为科举大量取士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手段。另外，科举考试也加强了社会各阶层的相互接触、了解与沟通，加速了社会的垂直流动有利于各社会阶层的整合。
宋代大力推行科举考试制度，总地看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它的衰亡。
但宋代科举制多倡导死记硬背经史与诗赋，也限制了人才的发展。
王安石在《读进士试卷》中叹说:“文章始隋唐，进取归一律。安知鸿都事，竟用程人物。变今磋未能，于己空自咄。”
再者，宋代虽大力推行科举取士，但每次取士只不过数百人而恩荫任官一次则数千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科举取士的竞争机制，阻碍了人才平等竞争的社会分层与垂直流动。
宋代荫补制度：一次荫补官员子弟四千人，使寒门子弟不能入仕！
宋代做官或者说要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主要有三个：
科举、制举和荫补。
科举和制举都是要经过考试的，荫补则靠的是身世了。
宋代《人物故事图卷》绢本。设色。纵26.4厘米，横140.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途径一：科举
科举，包括进士科、诸科及武举，定期举行，是经常性制度，称为“常选”。
宋朝统治者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到了宋朝开始空前发展。最大的变化是大幅度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提高进士地位，科举出身的进士授官从优、升迁从速。
以宋太宗为例，他继位的第二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便开始大幅度增加进士录取的名额。到了雍熙二年（985年），仅这一年朝廷录取的进士数量就已经超过前任宋太祖在位十九年间录取的进士总数。
仅这一事，就让宋太宗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极力拥戴。
有专家学者做过研究，提供了几组数据，从中可见宋代科举扩大扩招的现象。
宋代“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宋代科举“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南宋理宗宝佑四年，这一年录取的进士达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达184人、平民出身的为417人。
宋代大开科举，面向全社会各基层，尤其是宋真宗时期亲撰《劝学诗》加以引导劝谏后，在下层普通知识分子中，形成了读书的浓厚风气。
北宋苏辙曾记载道：“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科举及第
科举扩大规模，录取的人数也空前增加，但是仍无法满足读书人的需求。
因为科举在宋代更加完善，层层过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不亚于现在的高考，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每年仍有大量人员落榜落选。
大量读书人寒窗苦读，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倒在殿试上，有的是屡试不中，难免心生怨恨，对社会不满，有的人甚至投奔敌国。
这些有才华却未得以施展抱负的人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要安抚这些人。
于是宋代科举还有一项“附试”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
宋代科举
也就是说廷试没有录取的还有一场附加考试，过关了也可以入仕。以防止那些倒在最后殿试一关的读书人心生怨恨滋扰社会。
总之，宋代科举考试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录取比例大增，极大地笼络了知识分子，减少了社会矛盾。
途径二：制举制度
科举是常选，制举则是特选。
制举又称制科，必须是皇帝下诏才举行的，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科目，也被称为“特举”。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参加制举呢？起初朝廷并没有限制，一般的士人和已经做官了但觉得官职不咋样的都可以通过自荐参加制举。后一类人很像今天的复读生。
后来随着制举人数增加，限制也逐渐增多。自荐被取消，改成公卿推荐，这一限制就打消了很多人参试，也容易滋生党争和攀权附势等不良现象。
普通布衣要经过地方官严格审查，类似于“政审”之类的。
殿试前还增加了一道“阁试”。
制举考试难度很大，成绩分五等，第一第二等基本上是空的，不录取。考中第三等的即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
制科是在科举之外，给读书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不过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
途径三：荫补制度
这是宋代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制度，属于朝廷对士大夫的格外优待，是特权的象征。
荫补制度之前就有，但是和科举一样，宋朝也将之空前扩大。
宋代荫补有着明确规定，荫补数量和范围与官职挂钩，以体现特权：
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
高级官吏，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
同样是高级官吏，文臣就比武将多了一个“荫及门客”的特权，而所谓的门客并非是伯乐与千里马这样的纯粹的知遇之恩，它就为极易形成派系关系。
遇到国家重大事件，如新帝登基，太后寿诞等，官员也可以荫补。高级官员如宰相、执政则可荫“期亲”，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
高级官吏退休是时也有特权，“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
大臣病故死亡，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最多可荫五人。
宋代官吏荫补机会极多，名额也扩大。据史料记载，宋代最多一次同时荫补了官员子弟四千人，这使得未来十年的官职都被他们占据了，大大挤占了寒门子弟入仕的机会。
不管是科举还是荫补，到了宋代名额都空前提高，这对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对赵宋皇室的支持。但是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系下，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冗官”问题。
说白了，宋代厚待知识分子，使他们入仕太多太滥，用全天下的财力、用“民脂民膏”来笼络知识分子，极大增加了百姓负担，加剧国家财政消耗，也滋生官员腐败奢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