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反腐最严重的朝代 也是贪腐最严重的朝代

腐败问题伴随着传统中国的历史。贪污腐败，在中国社会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避免。

从上古时期，腐败就是国家行政管理中最难解决的问题。睡虎地秦简中对于官员有“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清廉排第二，可见秦代对于官员清廉的重视。

而明清时期是古代皇权社会的巅峰，各项制度都发展成熟，包括廉政制度的建设。这其中对官员腐败问题深恶痛绝的要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了。

朱元璋不仅自身厉行节俭，还特别重视以严刑峻法惩治贪污腐败，有明一代，关于反腐的各种规定，比之前任何朝代都要严苛。但如此完备的廉政制度，却依旧没有能够杜绝官员的腐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但要论贪污腐败最严重的一个朝代，绝对非明朝莫属。

明朝陈邦彦对明朝的腐败如此评价：“嘉(靖)、隆(庆)前，士大夫敦尚名节，宦游来归，客或问其囊，必嗤斥之。在嘉靖以前，明朝的官吏并不一定都是“尚尚书省”，但是这些官员还能知道贪腐是可耻的，问到当官时赚了多少钱，许多贪官都因为羞耻而从来不说，也就是说明朝的贪腐问题还没有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明英宗时王振、武宗时刘瑾和穆宗时李广等人贪腐，主要是皇帝身边的宠臣。但是嘉靖以后的权臣、首辅，甚至惩治腐败的监察御史都一样有贪赃枉法。

在嘉靖皇帝时期，有一位名叫翟鸾的大臣，第一次入内阁时，就有了修洁名。作为重臣，他巡视边地，可以对边地文官武将有生杀之权。这一次，翟鸾巡察，官吏都“橐键郊迎”，“馈遗不赀”，巡察结束时，是什么样的景象？"归装千件，以遗贵近之"，后来他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因贪腐而被人举报，他的"声望顿衰"，最终遭削职为民。

明朝中的大贪官严嵩在内阁中独断专行，收钱敛财至极点。并且父子齐上阵，严嵩收买人心让他的儿子工部侍郎严世蕃操持。

在明朝，张居正是一位能臣，也是一位好官员。作为一名历史上明朝的改革者，他却是这样一位官员，也是一位腐败高手。当时的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经贿赂张居正，送他两个金盘，盘上的珊瑚高达三尺。在张居正死后，明朝的官员们都不服气地鞭挞他：“入门者受贿，始于当政，终于岁岁申赠之禁何如？

明初腐败猖獗，为何成为历朝腐败最严重的朝代？

第一，明朝官吏的收入很低，比宋朝低好几倍。宋代清官退隐，在屋内设地养家伎，而明朝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可以维持下去。根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县令每月不超过五两。朱元璋觉得这些钱足够一个家庭生活。但是朱元璋却不知道，这点钱一般官府是可以养家糊口的，但也要养活一些下人，还要打官场的点子。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一定会腐败。

明代的俸禄有个计算方法，朝廷首先根据官员一年所需粮食的数量，然后按此比例折算成银，官职变动，俸禄也随之变动，但折算比例不变，一两金换十石粮，那么一两银换两石粮。明代初期，俸禄仍与官吏相当，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粮价变动很大，明代后期，西方大量引进白银，一两银不值，所以固定不变的官吏俸禄换算比例，使官吏的薪水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贪吃。

第二，明朝反腐败的制度不健全。让官员们不贪，不能严查。但是朱元璋当时却派特务人员深入各地监视官员。有一次，甚至晚上和家人说话，第二天都被朱元璋听到了。这样照看宫中的人，宫廷的开销是非常大的。

此外，朱元璋还让官员相互揭发贪污腐化，奖励揭发者，这很容易成为官场结党营私、官僚主义的表现。明朝也鼓励百姓揭发，虽然初期效果很好，但是这些揭发官员的百姓极易遭到官员的报复。

明代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抓腐如常”。众所周知，“御史”是执纪和反腐的官员，但是明朝的御史，非但没有起到反腐的作用，反而带头腐败。明武宗时，有一个御史胡节，曾贿赂宦官刘瑾。钱从何而来？贪污受贿得来。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嘉靖末年，御史与官员贪腐形成了“猫鼠共眠”的局面，他们的反腐职责是“无闻有盗”。巡按御史黄廷聘经过衡山县，县令陈安志对他傲慢无礼表示不满，陈安志一气之下，打开了黄廷聘的行囊，发现“金银诸物甚多”，于是奏报朝廷，最后黄廷聘被罚“冠带闲居”，但仍留在乌纱帽内。监察御史陈志先巡游江西，返回时遗失了四件行李，被当地官员查获，发现“人人皆知”，还有他的受贿明细表，详细记录了他的受贿“数万元”，也被“革职闲住”。

隆庆年间，淮扬巡盐官孙以仁“侵匿盐银千余两”，事变后被革职。殷正茂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时，“岁入百岁金”。那时广西正在闹民变，首辅高拱竟说：给他百万金子，就算“无事可做者半，然能立”。那时候的朝廷为了巩固统治，也只能容忍腐败。由此可以看出，明朝腐败严重的原因在于既有官吏俸禄低的问题，也有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良好的反腐制度。

明代官场腐败的“怪现象”是明代所特有的。并非所有贪腐官员都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有些官员既能贪又能官，张居正就是一例。

明代著名的清官、廉官海瑞在明朝是独树一帜的，以海瑞的清廉行径，张居正被斩首10次都不多。那张居正这么会办事的官员，为什么会贪呢？

大体上维护自己的稳定，张居正的稳定权力来自后宫，皇太后和太监冯保对他都很好。这一“好”是由利益驱动的。在后宫，张居正的礼遇从不掩饰。这种关系稳固了，张居正的权力也稳固了。

而且戚继光的幕后主使是张居正，戚继光的钱主要靠招兵买马得来，他又把得来的钱给了张居正。于是戚继光做事就不怕了。

后世视张居正为纯粹的贪官。但是在明朝的制度下，想做好事，却没有钱做。而且钱从哪里来，必须要想办法去贪。要是张居正没有皇太后做后盾，他怎么能顺利推行改革呢？类似的，戚继光没有了张居正的后台，谁都能收拾他。这就是根本无法对抗倭寇。

所以，明后期这种官场怪现象，反而可以为明朝续命。就像魏忠贤就像大太监一样，想方设法搜刮钱财，自己贪财，但是朝廷有钱。在他去世后，崇祯的财路被堵住，连钱都没有了。这也是明朝制度所形成的怪事，无法改变。

但也有人会说，朱元璋自己不就是农民阶级出身的吗？他们老朱家世代为农，从小就体验过农民阶级的艰辛，受尽大地主和上层统治者的剥削。由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大明王朝，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利益共同体，这样的政权又怎会变成贪腐最严重的朝代呢？

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比任何一个皇帝都理解农民的艰辛。朱元璋童年一直处在饥饿边缘，父母秉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理念，一直在给老朱家增加人口。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多，朱家的人均粮食量也在不断减少。

父母亲人相继离世后，朱元璋又因为贫穷进入空门，做了一名和尚。原以为当了和尚能有一口饭吃，没想到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在寺里的生活虽然不至于饿死，但朱元璋依然是饿一顿饱一顿，吃了这餐下餐没着落。

为了生存，朱元璋先后当过和尚、乞丐，饿到不行还偷过人家养的鸡和鸭，长年累月吃不饱的生活，使得填饱肚子成了朱元璋唯一的心愿。这种生活的基础要求，一直持续到朱元璋登上皇位，成为九五之尊之后依然没有消减。

朱元璋大权在握后，潜意识里一直痛恨地主阶级和官僚机构，他老觉得是这些人将统治者的意愿进行歪解，利用权势来压榨百姓和平民。因此朱元璋上位后，颁布了一系列措施防微杜渐。

朱元璋重新确定了各级官僚的工资，按照他当农民时的生活水准，将大臣的工资定在勉强维持温饱的基准线上。这种乞丐思维真的是神经病。与此同时，他还颁布各种制度严惩贪污，规定贪污60两以上就处以斩刑，还取消了各级官僚的福利措施，因此朱元璋统治时期的官僚人员，成了福利待遇最差、工资最低的一个时期。明朝为何灭亡跟朱元璋子孙数量太大有直接关系

朱元璋给官员规定的工资能有多低呢？不妨让我们换成今天的购买力来比较一下。

据历史记载，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县令的月工资是5两银子，按照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200元的购买力来算，如今的一个公安局长加县长职责于一身的职位，月工资只有1000元。古代的银子有多值钱？明朝人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

而且在古代，妇女没有外出工作的机会，这就相当于官员一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老小所有人。如果一个家族只有一人入仕，说不定这一位官员还要负担起整个家族的生活开支，其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而且，朱元璋不仅给官员定了极低的工资，还剥夺了一切福利待遇，什么出差费、住宿费、各种费用收入都一刀切，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工资。因此，就算大明律例对贪污严惩不贷，但面对如此苛刻的薪资待遇，很多官员不得不贪污纳贿，才能维持家庭的生活开支。

除了从上而下的薪资制度来约束官僚阶级，朱元璋还鼓励下层阶级举报官员贪污，面对上下两端的监视和控制，明朝官员活得战战兢兢，堪称夹缝中求生存。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朱元璋死后才彻底反弹，但这股反弹力量一旦突破了缺口，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到了明朝末期，朝廷内部的贪污势力只增不减，各层阶级不管有钱没钱照样都贪。位高权重的明朝首辅张居正，死后被万历抄家，结果从这位打着清廉旗号的大官员家中，搜出了无数金银财宝，光实实在在的黄金就有几千两，白银更是十几万两，其他金银器具更数不胜数，彻底惊呆了当时的万历皇帝。

到了明朝后期，官员贪腐问题更是成了心照不宣的事，各级官员贪污成风，明朝后期帝王又缺乏像朱元璋一样的雄心和魄力，因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

不过在大明王朝后期，还是出了海瑞这样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他守着极低的俸禄为民办事，不求自身的享乐，甚至家里都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依然以做官为荣。不得不说，像海青天这样超脱物质享受、只图精神富足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想的都是怎样填饱肚子、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吧！

那么，如此严刑峻法为何没能杜绝明朝官员的腐败呢？腐败的根源究竟何在，怎样才能解决腐败问题呢？本文尝试解答这几个问题。

严刑峻法

提到朱元璋，不少人第一反应恐怕就是“严刑峻法”、“厉行反腐”。不过，大明的标准法典却未必谈得上“严峻”。

元至正二十五年，即公元1365年，朱元璋占领武昌，取得了建立国家政权的基础，随即开始修订律法，而修律的主要蓝本则是《唐律疏议》和《元典章》，其程序性内容、结构性体例，大多参考《元典章》，其实体性条文则参考了《唐律疏议》。

《大明律》

洪武六年，朱元璋再修律令，在条文上更加向唐律靠拢，实质上把《大明律》变成了唐律的翻版。只是其中较唐律增加了有关不准官员上下串通谋反的罪刑条目。《大明律》从洪武年间一直用到明郑时期，明亡之后大清颁行了《大清律例》，又是《大明律》的翻版，而罪刑又更重。仅从大明的官方法典《大明律》来看，实在谈不上“严刑峻法”，与唐、宋、元、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不过，朱元璋起于微末，成长过程中，历尽了元末纲纪废弛、律令败坏，似乎从来就不信任制度化、体系化的法律，为了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朱元璋喜欢在法律之外另外作出特别的规定。

关于反腐，朱元璋有过多次指示和训谕，后来被编成了《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文集。

御制《大诰》

洪武18年（公元1385年）前后，朱元璋亲自组织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本诰书，选录案例，在236个条目中有150个条目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因此《大诰》实际上就是以惩治腐败为主的特别规定汇编。

《大诰》列出了大量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枷项游历等，如此严重的刑罚，在《大明律》中都没有见过。

由此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朴素价值观中，“只要惩罚力度越大，官员也就越不敢腐败，因此腐败问题就能解决了”。

这种思维方式颇有点类似于今日在各种群组中转发的“一律死刑”的帖子，什么“拐卖儿童一律死刑”、“家庭暴力一律死刑”、“虐待动物一律死刑”等等，广大劳动人民朴素的价值观，跟朱元璋是一致的，这足以证明，朱元璋确实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是从农民阶级中走出来的布衣天子。

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严峻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从一个席卷全国的惊天大案中，窥视一斑。

空印案

古代，通信落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都需依靠人力，而财务结算，都必须使用马车、牛车等，长途运送货币。由于传递和运送过程十分漫长，非常容易被人上下其手，从过程中薅取钱财。

朱元璋设计了一套以中央集权为基础、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财税制度。国家的财政分配权集中于中央，各地税收直接解缴中央，或直接运送到消耗部门，收支相抵。每个县份、每个领域的支出，都要拿着账目到中央户部来报销。

黄仁宇将其称之为“洪武型财政”。在“洪武型财政”体系下，全国每个条条块块，都要定期派人到中央户部销账，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

这是“空印案”的大体社会背景。

前面说过，古代通信落后、交通不便，当时从北京到南京，六百里加急文书要发3天，正常的商旅往来要走3个月。而且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一定不会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

如果每次账目发生错漏，都要发回用款机构重新造册，盖章，再送到户部来，那么一年当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将耗费在路上，用款机构也永远也等不到钱了，因此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

“俺平生最恨贪官”

这种做法，前代也非常常见，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明令禁止过。

洪武九年（一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空印文书的问题，大为震怒。他认为，官员使用空印文书，就是为了贪污公款，等到户部才清点账目，中间被薅取了多少，便无从查证，这是典型的贪污腐败行为。

受洪武四大案株连的死者至少十万人

于是，朱元璋下令将所有涉事官员都抓起来，严加审讯。由于每个机构都有财务官员，因此牵连的人达到数万人，整个大明王朝的财政系统因此几乎陷于瘫痪。明史专家吴晗认为，空印案和后来的郭桓案，朱元璋一共诛杀了七八万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涉案人员就算没有七八万，上万是肯定有的。

反腐体系

除了以严刑峻法震慑之，朱元璋还设置了复杂的机构专司监察。

首先是分割官员的权力，避免某一个职位的官员权力过大。在中央先是废除丞相制度，又设立御史台、大理寺、刑部“三法司”互相分工，掌管监察和断案。在地方上，设立三司，即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都指挥使司，每个省都有三位最高长官，各司其职。

元明政治结构

对官员的考核制度，也比较完备。明朝建立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对官吏进行考核和处罚的制度，其考核制度主要包括考满、考察两类，考满所针对的是官吏的能力与政绩，属于常规考课，而考察则是对官吏的风纪进行的评判与处罚。

考满与官吏的升迁、去留相挂钩，评定结果有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种，每种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为通考。考察，是对官吏风纪的定性。考察的结果有八种，分别是：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和不谨。考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京察，一种是外察，外察分为巡视考察和朝觐考察，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闰察。

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使监察制度得到了发展并趋于完备。御史品秩较低，都御史仅为正七品，各道御史仅为正九品。之后御史的品秩又有所提升。除都察院之外，明朝还在中央设置了六科，六科构成了另外的一套监察系统。

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二人，给事中四十人。六科的主要功能是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其功能主要侧重于政令的施行，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减少其失误。

在对地方的监察上，朱元璋设立了提刑按察司并使之成为了正式的监察机构，后又设置了各道按察分司。按察使掌管一省的刑名按劾，按察使下设副使、佥事，他们巡视和监管地方的各项事务，并有察官治吏、惩贪除暴的权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越反越腐

朱元璋定的规矩，以及那些严刑峻法，在他活着的时候，也许能有点用。就算严刑峻法没用，大小官员们摄于朱元璋的威压，以及空印案、郭桓案等案件已经把管钱的官员扫荡一空，新上任的官员要想腐败，首先还得熟悉环境，因此也没有机会大事贪贿。

但朱元璋一死，情况就不同了，整个官场逐渐形成了贪污纳贿的风气，每一级官员都向下伸手要钱，一级要一级，最后要到百姓的头上。

畏惧于朱元璋的恐怖手段，在贪污腐败方面，大部分官员还是可以克制的

而腐败风气在明中前期，尚且可控，到了后期，则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

崇祯元年的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奏疏中说，买一个督抚需要五六千金，买一个道府要两三千金，起于州县官员各有各的定价。即使是监察、考核、纠举系统的官员，都需要行贿才能买到，而行政官员对付监察官员的手段，也主要是行贿。

这个时期，整个大明的律法、大诰、体制，都成了空文，起不到一丁点儿遏制腐败的作用。

在污浊的环境中，清官的生存可谓是举步艰难，不但难以施展抱负，甚至还会受到打击报复，身陷牢狱之灾。

海瑞雕塑

嘉靖年间，户部尚书王杲、兵部尚书刘储秀、山西巡抚孙继鲁等清官，都未得善终。孙继鲁死在诏狱，王杲被发配到南方充军而死，刘储秀被罢官后削籍为民。可是贪官污吏却恰恰相反，他们通过行贿得以庇护，违法不受惩罚，不称职还能稳坐官位。上司贪腐，下属一般很难独善其身，如果不同流合污，轻则谗毁，重则加罪。各级官员为求自保，必须逢迎上司，巴结长官。在贪污成风、不以为怪的环境下，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员的贿赂达到狂热的程度。

如此一来，在整个大明官场腐败的链条中，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他们狼狈为奸，抱团聚腐，相互攀援，相互包庇。

例如嘉靖时期的严嵩集团不仅弄权擅政，更是上下贪腐，掏空国库。严嵩倒台之前，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中说，严嵩把持的朝政是“政以贿成，官以贿授，凡四方大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

严嵩父子剧照

在官场中，有同一年考上科举的“同年”关系，也有举荐而形成的师生关系，这些关系都可以转化为金钱关系，要维持同年、恩师对自己的关照，必须送钱。各种腐败利益集团的存在，加固了腐败的地基，使风气扭转更加困难。

明代的腐败环境滋生了腐败行为，反过来腐败行为又恶化了政治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腐败有了安身之地，污浊的社会风气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腐败一成气候，就会去维护这种环境，加固自己的庇护所，腐败的存在和加深，导致吏治环境的变坏，并且这种环境如同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进而使风气越来越差，腐败也就愈来愈肆无忌惮。

低薪是为了反腐？

明代的腐败，首先被人注意到的浅层原因是明代官员的低薪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认为，官吏俸禄低，无以养家，只能通过收受贿赂来创收，养家糊口的窘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贪取。

在《醒贪简要录》里，记录了部分官员的俸禄标准，如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按照洪武二十八年的粮食价格计算，一两银子可以买米二石，那么一品官员一年的俸禄就是500两银子。

明代文武官员俸禄表

如果按照米价来对比如今的购买力，恐怕不太合适，因为时代不同，粮食不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定价物。但明代北京一所宅院，有要价上万两白银的，500两银子一年，需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

如果按照当今北京10万元每平米的价格，100平米的房子越1000万，除以20就是50万元，如此看来，正一品官员的年薪约为50万，实在也算不上低薪水了。但是，那是正一品，七品知县的收入就只有45两白银，只有正一品官员的十分之一，约为5万元一年，这个数字恐怕在很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都不够吃饭。

考虑到官僚体系是低级官员占大多数，高级官员占极少数，因此大明官员们应拿的俸禄整体不高。况且，明朝公务员的收入与历朝历代相比，不是最低也是相当低的。

明朝廷用苏木、胡椒折俸表，见于戚畅：《海禁与朝贡：明朝官方海外贸易研究（13681567）》

同时，明代还有折俸制度，让官员本来就低的俸禄变得更少。折俸就是用一些官府仓库里卖不出去的东西，折抵官员的俸禄，用以折俸的东西包括胡椒、布匹等。但是这些物品明明有价无市，却还要按照行市价折俸，无异于让官员用自己的薪水贵买贱卖，甚至根本不能兑现。不仅工资低，还用折俸等手段克扣，官员无法养家糊口，只能放手去贪。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设置低薪水呢？

因为朱元璋认为，饱暖思淫欲，人一旦钱多了，欲望需求就大，就会产生奢靡之风，不如让人处于贫穷状态，也就没有欲望、没有需求，就可以清廉了。这种想法今日之人看来，也许非常可笑，但朱元璋起于微末，他也许自己真的能够做到清心寡欲，用它朴素的头脑以己度人，这是他的局限性，不能过分苛求。

不过，明代的官员对于低薪的抱怨大有人在。正统年间的在吏部主事李贤对皇帝上书，称：“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官吏俸禄不足以养家，只能去收受贿赂，他们的衣食没有得到保障，所以治理贪腐才会没有成效。

更深层的原因

低薪固然是导致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把腐败归因为低薪，未免太过局限了。严刑峻法为什么无法遏制腐败呢？难道严刑峻法没有用吗？

严刑峻法当然是有用的，朱元璋在位期间，明代的腐败问题并不严重，政治基本上比较清明。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再严峻，终归需要人去执行。朱元璋死后，执行法律的人换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影视剧中的明代昭狱

明代对腐败行为的惩罚，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一个越来越宽松的趋势，尤其是在《大明律》之外的那些《大诰》以及案例汇编之类，基本上都被束之高阁。这就使得违法成本越来越低，使违法者的顾忌越来越小，腐败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贪官污吏也因此越来越多。

并且，及时偶尔对一些贪官进行“严办”，往往是针对中小官吏，主要惩的是没有势力、毫无背景的软弱之流，对于危害朝纲的巨贪大蠹，总是网开一面。

同时，即使真的有一批人严格执法，严刑峻法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比如贪污一两银子就是死刑，贪污一万两银子也是死刑，那同样都是死刑，只要没被发现，就是家财万贯，这种严刑峻法，不仅不可能遏制腐败，反而会助长贪腐之风。

那么，对腐败的惩处力度又为什么会越来越轻呢？

这就要从大明这个国家政权维持运转的根本目的说起。大明这个政权，它存在、运转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当然是维护朱家皇权的统治，肯定不可能是让人民过好日子，即使有人希望让人民过好日子，也只是害怕人民日子过不下去要造反，归根结底还是维护朱家皇权的统治。

皇权要统治社会，就需要大小官吏作为代表来管理具体事务，而皇权能否有效行使，完全取决于官吏是否忠诚。大明统治者只能选择用腐败换忠诚。

又有人说，高薪养廉不就行了吗，同样是金钱换忠诚，高薪总比腐败好。这又回到了朱元璋担心的问题，人的欲望是无休止的，这跟薪水高低没有关系，只要官员有机会弄到钱，管他是合法的薪水还是非法的贪贿，他都不会拒绝。

下面再谈到监督的问题。明代有监督吗？

上文已经介绍过，答案是有。而且朱元璋设立的监察部门相比之前的王朝，完备程度都是高一个层次的。

谁敢不对皇上忠心耿耿？

但是，不管是官员的行政权、监察权，来源都是一个最高的皇权。监察系统再完备，本质上都不过是左手监察右手，并且也需要由最高的皇权来作最终裁决。无论如何，监察官员不可能独立办案，不可能独立决断，他们再尽职尽责，也做不到一锤定音。

如此，再完备的监察系统也是白搭。至于民众监督，在古代君主制度下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民众监督，即使有，与监察系统的监督一样道理。

结语

严刑峻法为什么不能杜绝明朝官员的腐败？

这个问题不如换一种提法，为什么历朝历代，只要是君主制度，就无法解决腐败的问题。

在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中，不管是行政、监察、司法权都源自皇权，都不可能独立地发挥作用，因而也就无法独自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了。

惩治腐败，必然带来官员不愿衷心办事的问题，朱元璋推翻元朝，他的皇位有不可撼动的合法性，谁都没法因为不忠而动摇朱元璋的统治。

但朱元璋的子子孙孙就不行了，他们要维持权力，必须用利益换官员的忠诚，否则明朝恐怕还要更早灭亡。这样的形势下，怎么可能指望君主真的去“反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