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称不上明君 有好爹大树底下好乘凉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
到文帝、景帝时期，这一政策所带来的效益更加显现。据史书上说：京师的钱太多了，用不完以至于都生锈了；国库的粮食都装不下，只能露天堆放；社会稳定，夜晚睡觉都用不着关门。
正是因为有了“文景盛世”的物质、文化、经济基础，才使得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帝“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有了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政治雄略和丰功伟绩，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以笔者看来，其中“文景之治”的汉景帝有点言过其实。不可否认，“文景之治”时期总体来看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但是，其主要功绩应归功于汉文帝。
汉高祖
汉初历经战乱，汉高祖刘邦东征西讨，社会经济衰弱。汉孝惠帝继位后，实权掌握在吕氏手中，不过吕氏重用萧何、曹参，偏重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萧规曹随”，让人民修生养息，因此天下大治。《汉书》：“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所谓的“诸吕之乱”只不过是宫廷政治斗争，并未太多影响到民间经济发展。
刘恒（公元前200年一前157年）是高祖刘邦和薄姬的儿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立其中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后迁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丞相陈平、太尉周劝和朱虚侯、刘章等粉碎了吕氏宫廷政变，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与文帝合葬。灞陵，在灞河西岸，“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
汉文帝刘恒继位后，同样推崇黄老之术，恭俭朴素，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通过“无为”达到“有为”。在政治上，汉文帝重用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在对外上，轻易不动兵，采用怀柔和亲政策，妥善处理同南越和匈奴的关系，对南越王赵佗实行安抚政策，对匈奴在实行和亲政策，稳定社会局面，全力发展经济。
文帝刘恒进一步废除秦代的苛刑酷法，重视农桑。减少租税，加强边防建设，有效地阻止了匈奴对中原地区的侵犯，保卫了和平环境。
在经济方面，汉文帝“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为了发展农业，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把汉高祖时期的税负“十五税一”减半到“三十税一”，也就是按照收获所得5%的征收税负，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可以说汉文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少税负时期，前后朝代皆没有比汉文帝时期税收少的。汉文帝知民之疾苦，废除肉刑，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众多措施使得社会生产迅速恢复并且迅猛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霸陵是汉孝文帝刘恒和窦太后西汉孝文窦皇后合葬陵寝
汉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在厚葬成风的秦汉时代，文帝要求修建灞陵用砖、瓦就可以了，不要用金银装饰，不要大兴土木来修坟，这样可以节省经费，不劳民伤财。对于一位封建皇帝来说，这些都是难得的。至于《晋书索琳传》记载，三秦人盗掘汉文帝灞陵时“多获珍宝”，这可能是他死后，其臣子违其遗嘱所为。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帝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最后评价：“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腊月初五－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文帝刘恒第五子。
而到了汉景帝刘启统治时期，却出现了社会动乱。刘启重用自己以前的太子舍人晁错，将之位列三公，推行"削藩策"，削诸侯封地。按说晁错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但是采取的措施确实有点急，诸侯王集体反对，以至于引起“七国之乱”。
叛乱初起，汉景帝慌乱无智，竟然听从袁盎的主意把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但是并未见效，反而自剪羽翼，示弱于诸侯，幸亏有太尉条候周亚夫（开国功臣绛侯周勃之子）领兵平叛，“七国之乱”才得以平息。而就是周亚夫，这个为汉景帝立下赫赫战功的股肱之臣，因性格耿直，被梁王谗言免职，后竟然因为儿子给自己买殉葬用的500盾甲被诬告，以莫须有的罪名“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被廷讯，最后绝食而死。看得出汉景帝刻薄寡恩，缺谋少智。就是削藩策，也是武帝时期才采用主父偃的“推恩令”，延续汉文帝时期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诸侯越来越多，越来越小，无法和中央抗衡，才彻底解决集权问题。
汉景帝个人性格并非是宽厚长者，缺乏人君之量。在做太子时，因为和吴王刘濞（高祖刘邦侄子）的儿子刘贤下棋，因为争执用棋盘把刘贤打死，这也是后来刘濞带头“七国之乱”的因素之一。汉景帝对自己的儿子也不容，在自己的姐姐长公主馆陶公主刘嫖的搬弄是非下，立后来的汉武帝刘彻为太子，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不久让酷吏责罪，致使刘荣自杀。
张释之，文帝时名臣，以严格执法，不阿附皇帝称誉天下。文帝时曾有人偷盗高祖庙里的玉环，文帝欲诛其九族，张释之按律只是将本人处斩，让文帝下不来台，当然文帝属于宽厚长者，过后还是予以重任。而汉景帝因为其当太子时，弹劾景帝“过司马门不下车”，因此怀恨在心，继位后就将张释之谪为淮南王的国相，使其忧郁而终。
看得出汉景帝本人心胸狭窄，记仇怀恨，因私废公，毫无主见。幸好，汉景帝有个好爸爸，汉文帝的政策到位，全国修生养息，社会经济异常繁荣，“大树底下好乘凉”，汉景帝并没有过多更改，貌似谦恭朴素，实则浪得虚名，然而后人评价，忌讳女人执政，讲究正统，本来应该是高后吕氏和汉文帝之功，成了汉文帝汉景帝之美，其不外乎汉文帝之前是吕氏执政，汉景帝之后是“武功大帝”汉武帝叱咤，因此，“文景之治”就成了汉景帝掠人之美的盛名，岂不谬乎？
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高手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刘启，就是一位处理关系的高手。他以自我为中心，以皇权为依托，上面摆平(指母亲窦太后)，下面踩平(指平定七国之乱)，怀抱花瓶(指善待姬妾)，大脑有水平(高度重视农业)。可谓长袖善舞，面面俱到。关系里面有效益。景帝在位十八年，国家和个人，都得到了好处，这是事实。
景帝接位时，已经三十二岁，是成熟的男人。该干得都干了，能想到的都不会忘。这时，没有年轻人的冲动，还未到老年人的庸懒。想想中年人的品性，你就能感觉到景帝治下的国家氛围，肯定也如中年男子般的绵长和细腻。以这种德性来处理人际关系，还不是杀鸡用了牛刀?
比如说景帝与梁王关系。梁王刘武是他的同胞兄弟，二人情同手足，形影不离。景帝甚至在酒后，曾戏言要传位给他。
刘武在平定“七国之乱”中，也立了功。窦太后与景帝，就愈发纵容他。不仅让他建了一处方圆三百多里的东苑，而且还允许他出门打皇帝的旗子。梁王广交四方豪杰，有成就大业的声势。
即使这样，景帝也无所谓。倒是景帝拟传位的戏言，被窦太后和刘武当了真，都在抓紧做工作。这当然会遭到大臣的反对。
其中，袁盎等人的反应十分强烈。景帝也知道，这些大臣是为自己好，就取消了自己这句酒话。
梁王却不干了，一气之下，派人去京师杀了十多个反对的大臣。景帝知道是梁王干的，只好不了了之。到底是一脉相承的兄弟，死几个能干的大臣，还能找到，要是失去兄弟，可就没有了。再加上梁王戏剧般地演了一场谢罪戏，两人又和好了。
虽然景帝没有怪罪梁王，却也觉得这家伙太狠心了，就疏远了许多，成了面和心不和。梁王先是空欢喜一场，又是虚惊一场。上下一折腾，不明不白地死了。
为了安抚失去爱子的老妈，景帝把梁国答一分为五，梁王的五个儿子一人一份，算是仁至义尽了。帝王之间，有些兄弟情谊，只要不是太出格，这些情谊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汉景帝阳陵区出土的猪陶塑
汉景帝阳陵区出土的人陶塑
汉景帝刘启：被别人的光芒遮蔽了，其实是一个狠角儿
说起汉景帝刘启，其实在历史上是挺没有存在感的一位皇帝：一是前有其父与祖的传奇故事炫人眼球，一是后有其子的征伐匈奴、挺进中亚腹地的壮丽史诗。但究其实，刘启可不是想象般那样的普通。他不仅承其父之余裕，开辟了汉朝历史，也即封建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而且还成功削藩，为汉朝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启这个人的能耐在于，他可不是光行黄老之术，而不厉行有所作为，亦或是听凭臣下摆布，而不主动作为。这是一个被别人的光芒遮蔽了的狠角儿，他基因里的流氓血性，一点也不比其先祖少。
（一）少年杀人手段残忍
汉景帝还是太子刘启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入京，两人年轻人年纪相仿，约了一起喝酒围棋。刘贤因为他爹在封国里有铸币权，手里有的是钱，打心眼里看不起朝廷里那些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主儿。因此，在和刘启玩时，也没把这个真太子放在眼里，态度极其不恭敬，后来玩的玩的，两人因为棋路发生争执。
刘启正瞅着刘贤的狂劲儿没处发呢，于是就动起手来，抓起棋盘就往刘贤头上砸。不知是刘贤不禁打，还是打起来失了轻重了，结果就是刘贤一命呜呼了。如果说，棋盘能当杀人工具，愣是让谁也不信。但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巧，史书上记载的特别简洁，也正是因为简单背后往往蕴藏着不简单。
这打架的场面没有浓墨重彩，可能就是太血腥了。但至少应该是刘启火冒三丈，拿起盘子狠命砸下去，刘贤当下晕了。但刘启早就气的红了眼，再而三、三而再的猛砸刘贤的脑袋，直至口吐白沫、血溅三尺、两腿一蹬、一命上天。刘启杀人这事儿，吴王刘濞没跟汉文帝算账，而是记在心头，一直到了刘启继位，做了景帝。
（二）借诛晁错大搞削藩
刘邦在建汉之初，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分封了大量刘姓子弟为主，渐渐这些诸侯王就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状况，有的蠢蠢欲动，威胁着中央政权和国家的统一。到了景帝时，吴王刘濞随着自己实力的增强，再加之杀子之恨未报，反迹越来越明显。
这时候，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朝廷直接统治。其实，景帝也一直在想怎么才师出有名，大刀阔斧地展开削藩。正好晁错的“削藩”建议提了出来，正中下怀。当了三年皇帝的刘启，立即显示了自己要有所作为的干劲，干脆就以诸侯王们有卖官、侵占土地等各种罪名，大张旗鼓地开始削藩。
在利益面前，亲缘转眼就变成了仇恨。吴王刘濞不仅杀了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而且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其它六国发动叛乱。
汉景帝一方面调兵遣将，派周亚夫等36位将军迎击叛军。另一方面，问朝臣们还有什么好办法，尽管献上。袁盎向景帝献计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其实，景帝对自己的实力也没有多大把握，对短时间内能否平叛心里也没有多少底数。所以，为了迅速让七国罢兵，他当即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下令，在东市腰斩晁错，诛其九族。
这个结局，对当初那么实心实意地覥着脸卖命的晁错来说，真是天降大祸。但在自己的利益面前，景帝还哪管你是否掏心置腹，是否为他着想，先把你晁错的人头祭上，接下来的布置再说。这一招，确实让人看到，刘启这人确实是不把人当人，尤其是为他卖命也不一定值得。
景帝诛了晁错，但七国根本不罢兵。无奈之下，景帝只得命令周亚夫用武力来平息叛乱。好在汉朝气势正盛，人心还在，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七国之乱。
于是，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加强中央集权。一是大面积调整诸侯国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仅留楚国外，其余都被废除。留下来的诸侯国也仅领有一郡之地，势力被大大削弱。二是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王国的官吏任免权、盐铁铜等的收税权，仅保留其“食租税”的权利。此后，诸侯王就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三）杀害亚夫刻薄寡恩
周亚夫本来是文帝留给景帝的一个顾命大臣，尤其是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他官做的越来越大，刘启也就对他越来越不放心。更让景帝挠头的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周亚夫老是听不懂自己的言外之意，动辄公开唱反调。
本来废立太子这事儿，关系着帝系的根本，刘启不会不妥善安排。刘启在朝堂之上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争取大臣们的支持，尤其是周亚夫这种手里有权、祖上有功、现在有份量的人物。当刘启和颜悦色地问到及周亚夫时，这老头儿却不买刘启的账，还以为自己就是主流声音的代表，坚决反对废长立幼，认为这是违反祖制。而且，面对朝堂之上的鸦雀无声，他表现的极其不满，甚至还有些亢奋，红着脸极力抗争，弄得刘启很没面子。
另外，刘启要分封几个匈奴王为侯，这也是人家拢络人心的一种手段。当皇帝的给谁封个官、封多大个官，那是做主子的权力。但周亚夫却坚决认为不行，还说如果匈奴反正就能当官儿，为什么不先封国内那些征战无数的将领呢？这番诘问，虽然没引起轩然大波，但也是在朝廷上公然景帝做对，无论如何是对圣躬的藐视。
这几番对着干下来，刘启对周亚夫的忠诚不得不有所怀疑了。为了试探周亚夫对自己的忠诚度，景帝特地举行了一场宫宴，而且吩咐宫人专门不给周亚夫放筷子。没想到，周亚夫一见这场面，顿时就火冒三丈，大发脾气，拂袖而去，丝毫没考虑到刘启的用意。其实，景帝就是想让他在群臣面前低个头，服个软，做出一付小心翼翼的样子，来给那些年轻的官员表个态，树个忠诚的样板。
谁知这老头儿没看出这是个局，根本就没往考验政治敏感度、忠诚度上想，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和景帝的距离越走越远。
自尊心被严重挫伤的景帝，总觉着周亚夫这个老东西是伺功放胆、目无皇上，根本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于是，时刻想着赶快给老东西找个借口，做掉算了，省得将来成了儿子的后患。
恰巧这时有人告发周亚夫的儿子私自购买兵器，说是将来给周亚夫殉葬用的。汉景帝当然知道周亚夫不会造反，但没有比这更有力的由头了。
于是，汉景帝名正言顺的削去了周亚夫的职权，将其关入牢房。可怜，周亚夫为人刚正，哪受得了这腌臜气，干脆脖子一梗，绝食抗议，5天没吃东西，最后活活饿死。这种对功臣不能容忍，对威胁时刻警惕的作为，使景帝最终落了个寡恩无情，过河拆桥的名声。
（四）任用酷吏打击豪强
景帝的心计还在于其总是借力打力。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他大胆任用酷吏，把郅都、宁成、周阳等有办法、有手腕的官员提拔起来，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使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极大地便利了社会的发展。
同时，他还果断地采取措施，削弱宗族势力。在修建阳陵时，他效法汉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达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
这些一波接一波的重拳出击，逐渐在政治上打压了那些威胁汉朝统治的反动势力，使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于是，景帝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发展经济上。他多次颁诏，让自耕农从土壤贫瘠的地方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垦殖，还“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同时，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较好地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与此同时，他恩威并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经历了多年战争的国力得以恢复，人民身上的负担得以减轻，为以后武帝兴武装、平匈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举措，不能不说，汉景帝是个有手腕、有心计的人。
汉景帝为何建奢华陵墓和惨无人道的墓坑？勤俭徒有虚名？
汉景帝刘启陵墓，位于咸阳市秦都区张家湾机场汽车专用公路西侧。公元前126年，景帝王皇后病死，亦葬阳陵。是咸阳塬上九座西汉帝陵中最东的一座。景帝与王皇后虽然葬在同一个陵园内，但却葬于不同的墓室之中，如此一来反倒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小陵园。陵墓东西长166.5米，南北宽155.4米，高31.6米，呈覆斗型。1990年5月，汉陵考古队在阳陵南区发现一组14行共24个俑坑的丛葬设施。现已清理的第6和第8号两坑，虽均遭盗扰，仍出土彩俑彩陶400余件，铜铁兵器、农工工具、衣饰及货币千余件。另从17号坑发掘出土木车数乘和一批随车陶兵陶俑。出土陶俑均为男性裸体，除发、须、眉、眼涂黑外，通体为橙红色彩绘。据测算，阳陵的陶俑总数可达数万个。伴随出土文物以金属器物为主，有铜簇、弩机、带钩、马衔、“半两钱”、铁矛、戟、剑，还有陶井、灶等。
阳陵陵区面积较广，由汉景帝陵园、王皇后陵园、寝庙等礼制性建筑遗址、南区陪葬坑、北区陪葬坑、北区陪葬墓、东区陪葬墓、阳陵邑遗址以及寺舍建筑遗址、刑徒墓地等组成。整个陵区是以帝陵陵园为中心的，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结构严谨，可以看出布局较为考究，充分显示了唯我独尊的皇家气派和严格的等级观念。
汉景帝陵园处在阳陵陵区西部的中间部位，平面是正方形，边长约420米。陵园四周有围墙围绕，每面围墙中间都设置有阙门，周围有4条排水渠，覆斗形的封土位于陵园中央。帝陵的地宫在封土下部，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东边为主墓道，在地宫与围墙之间还分布有81个陪葬坑。
西汉棉袍对汉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如此一位节俭的皇帝，为何陵墓却建造得如此奢华呢？
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他们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复苏，当时的社会趋于稳定团结。汉景帝是一个以德化民、勤俭为政的皇帝，却不知他的陵园阳陵，为何会那样的奢华气派？
汉景帝陵墓示意图,明显呈金字塔形
这个陵园是非常恢宏壮观的，可见当初建造的时候汉景帝也是煞费苦心。
礼制性建筑是指陵区内用于祭祀的建筑，有陵庙、寝殿、便殿等。这类性质的建筑遗址在阳陵陵区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汉景帝陵园东南部的“罗经石”遗址，整个遗址呈圆丘状，中部高，周围低，平面形状为正方形，主要由围墙、四面的门址、四门址旁的井、四角的曲尺形配房、门址与中心建筑之间的通道以及位于中部的中心建筑等组成。从“罗经石”遗址的位置、规模、建筑特点及出土的四神纹空心砖、玉璧、玉圭等遗物来看，一些专家认为这应该是文献记载中的阳陵陵庙德阳宫遗址。另一处礼制性建筑遗址位于汉景帝陵园的西南部。
南区还有陪葬坑，位于汉景帝陵园东南部300米处。在此区域内分布着24个陪葬坑，由西向东排14行，行距20米。每行陪葬坑的数量都为不等，最少1个，最多6个。陪葬坑均为南北向，平面形状有长条形和“中”字形两种。陪葬坑中陪葬有大量着衣式陶俑、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等珍贵文物。
汉阳陵从葬坑
北区陪葬坑是位于汉景帝陵园西北部170米处。无论是从占地面积、数量、布局，还是形状与结构都与南区陪葬坑高度一致，非常对称，北区陪葬墓是传说中的嫔妃墓葬，位于汉景帝陵园北侧，现今地面上仍有两座高大的封土堆，东西相对，2000年来犹如卫兵一般陪伴着帝陵陵园。东区陪葬墓位于帝、后陵园的东部，是景帝朝权贵们的墓葬，分布在东西长235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约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陪葬墓区东西两端各有一条南北向壕沟，中部是横贯东西的司马道。司马道的南北两侧排列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墓园之间有壕沟为界，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每个墓园内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东区陪葬墓现今大多数已经没有封土，仅有少数的大型陪葬墓仍在地面有封土屹立。墓园内已经探明的各类墓葬有5000余座。
汉景帝阳陵的奢华
在汉景帝阳陵陵区还发现了很多建筑遗址。在汉景帝陵园西北部还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有8万平方米。墓地中的墓葬排列毫无次序，葬式各不相同，墓坑多呈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状，都没有葬具。墓葬中的死者大多属于非正常死亡，因为他们不是身首异处，就是肢体与躯干相脱节，许多骨架上还戴着铁质刑具。个别墓中埋葬人数偏多，而且尸骨凌乱，呈现出一幅血腥的场面。
汉景帝本应是一个廉政爱民的好君王，为何他的陵园排场会如此之大？而且在他的陵园内还发现这样惨无人道的墓坑？实在是令人发指，但终究是什么原因，还需要史学家们的进一步考证才能揭开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