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晗的人品？文人从政的悲剧！
正视别人的错误我们才能得到生命的领悟，才能更好的走好自己的路。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7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他整了很多人。最后，他自己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1969年，吴晗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历史学家吴晗，其人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1909年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少年时代吴晗就展现出了他异于常人的才华，自小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12岁时到金华求学博览群书。一边饱读着古今史书，一边吸收着梁启超维新变法的新思想。此时的吴晗已经犹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自己的理想抱负。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由于家道中落无奈做了一名小学老师，但是他深知自己志不在此。1927年考入了杭州之江大学，然而一年后该校却突然停办，幸运的是一年后他又考入了中国公学。
吴晗的前半生可以说十分的光彩，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思想进步，为人厚道。
1925年，吴晗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不幸，吴家家道中落，为了养家糊口，他无奈地放弃了学业，做了一名小学教师。
心高气傲的他不甘心一辈子碌碌无为，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教会大学），然而刚刚读了一年，该校突然停办，幸运的是他一年后来到上海，又考入了中国公学。
吴晗会写文章，精通明史，但数学不行，他在报考北大的时候，数学为零分。
按照当时大学的规定，凡是考试科目有不及格者，一律不得录取。
眼看吴晗无缘北大梦，幸好胡适珍惜人才，极力推荐保举，吴晗顺利地进入了清华大学。
因为吴晗家境不好，胡适对他特别上心，主动帮他联系了勤工俭学，改善他的生活；而吴晗也视胡适为恩师，两人相处的非常融洽。
1930年是吴晗一生的转折点，他有幸结识了胡适并深得胡适的喜欢，在吴晗整理《佛国记》时遇到问题时，他第一时间写信给了胡适：“我知道您很忙，但除了您我再也想不出还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可见在吴晗学术的道路上受到了胡适极大的影响。1932年胡适前往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吴晗得知后立马北上追随恩师的脚步。
收到信的胡适义不容辞，给了吴晗许多帮助。
然而由于他数学偏科严重而未能被北大录取，不过在胡适的力荐下被清华录取。在之后清华的学习中胡适不但帮他解决学术上的难题，还主动帮他联系勤工俭学帮他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可以说胡适是吴晗一生的贵人，是吴晗迷茫黑暗中的一盏引路灯。
抗战全面爆发后，吴晗作为热血青年自然悲愤难平，他带着体弱的妻子袁震离开了北平，去了大后方。
1937年，吴晗应西南联大之邀前往云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继续自己对明史的研究。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政府腐败，无以为继……
好友张荫麟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吴晗的思想开始转变，在妻子袁震的影响下，他彻底向左了。
1943年7月，吴晗正式加入民盟，标志着他正式与胡适的“读书救国论”彻底分道扬镳。然而书生不擅长政治，但他非要掺和政治，这是他人生厄运的开始。
从前的史学家变成了社会活动家，吴晗四处奔走，积极宣传反蒋抗日，言论越来越激烈，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本像样的史学著作。
抗战胜利后，袁震得了重病，急需赴上海治疗，可吴晗没有钱，他只能求助于民盟的罗隆基。
罗隆基帮助吴晗筹到了路费，袁震因此转危为安。
应该说，胡适与罗隆基都对吴晗有恩，前者帮他完成学业，教他做人；后者解他燃眉之急，助他一臂之力。
可是，吴晗又是怎么报答他的恩人呢？
1949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吴晗个人命运彻底“反转”的时间焦距所在。在那一年前后，他“学而优则仕”，“觉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别了学术，也挥手诀别了往日的师友们。
他的前恩师胡适，当日毅然登机南下前，还大兴感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听闻颇不以为然，公然说这位过去的老师脑子进水了。可仅仅20年后，吴晗就跟着妻子死于非命，死前头发都被拔光。
再10年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也跟着自杀，才22岁。吴晗的人格问题，吴晗的命运悲剧，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钙导致后遗症的集中反馈。
平实地说，吴晗这个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深于明史。
你查阅下他20岁时写下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际谈皇权与绅权的那些议论等等，即可明白，他资质之好，为人之聪慧、识见之敏锐，确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他自学写下《胡应麟年谱》这般文献扎实的著作时，也才20岁呀！胡适看到这本书稿，会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归门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学界，整体都很看好他，顾颉刚就直接认为，假若吴晗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学术之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会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最可惜，这样的人，出身太贫苦，“改变命运”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切就都显得太无节操了。为了荣华富贵，欺师、灭祖、媚势、篡史，样样都来，君子剑陡然翻身成为小人之尤。时事既翻云覆雨，与时俱进的他，也就自然跟着面目前非起来：吴晗表现地十分积极，上头转达什么，他便支持什么。批判一手提携他恩师胡适，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如此无情的对待自己的老师也难怪后人会评价他欺师灭祖。遥想当年那个年轻的学生对知识饱含热情的向胡适求学，为了贯彻老师思想熬夜埋头苦干的学者，随着与胡适的决裂，那个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的文人吴晗一去不复返了。
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着照旧握手，直接视而不见；章罗问题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秘藏的老友私信，污蔑构陷，给予这些前好友们以最沉重的打击。落井下石的种种举动，真的太多了。书生变成了政客，该忘的早忘了。
更别说，诸如他担任北京副市长，力主挖明十三陵的发掘工作，由于当时的技术落后，发掘工作毫无意义，反而损坏了很多文物。
主持拆北京城墙时，吴晗十分配和，指责林徽因保守，不合时宜。林徽因气极了，她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史学家居然不知道保护历史文物？
为了映射史学不惜篡史等等行为，那是更让后人一想起，就感愤愤不已的了。
更可哀复可怜的是，吴晗都这么惨绝人寰了，因为其人之不堪，历史风卷残云过后，还是没人会去同情他。
吴晗管不了这么多，他志得意满，一帆风顺。
只不过，世事无常，吴晗没想到自己也会有倒霉的一天。
1965年，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于是乎，昔日清白的吴晗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等罪名。
1968年的特殊时期，吴晗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他先被游街，再被关押，临死前大吐鲜血，头发全被拔光，连骨灰都下落不明，而他的妻子袁震则早在几个月前就被迫害致死。
据说，吴晗在临死前拼命地为自己辩解，但没人愿意相信他的话，他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百口莫辩，什么叫生不如死。
悲剧还没有结束，他的养女吴小彦因为难以忍受外界的风雨，在22岁的时候含恨自尽，一家四口人只剩下了养子吴樟。
1980年，吴晗好友、“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吴晗一张摄于1964年的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可怜一觉金陵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海瑞罢官》是桩冤案，可吴晗死得冤吗？
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是啊，你整别人时为什么不去想想别人可怜呢？从钱钟书的话里我们可以感到虽然吴晗的一生结局受人陷害比较悲惨，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不会被历史忘记，是非是过自有后人的评论。
平实地说，要说吴晗多坏，肯定不至于。他人格上的主要问题，类似郭鼎堂，在于急功近利、投机及势利。而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自知之明走仕途吧。做官，他趋之若鹜，可真的不擅长。
你说，历史上的读书人，跟风搞政治的，有几个能有好下场的呢？读吴晗的一些文章，想起他这个人，我想敬佩他的聪明，也常感慨，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他后半生荒唐行事来看，他家书柜上的那些史书，真的都白读了呀！
从这一点看来，吴晗虽有文丑之嫌，却又是需要被我们永远铭记的。尽管那个不好的年代早已远走，可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范人杰，都更有警示意义吧。
他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是个反右英雄，是个急先锋。1957年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批判储安平的正常言论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默存先生几十年后对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吴晗1957年7月7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火力十足并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吴晗控诉道：“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
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侧目。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储安平至今生死不明。李辉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
胡适远走他乡前，感叹道：“吴晗可惜啊，他走错了路。”
吴晗的确走错了路，他从政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抛却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背上了欺师灭祖、忘恩负义的名号，实在让人同情不起来。
每个人都生活在时代的车轮下，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但无论如何，人都不能忘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纵然无能为力，也不能为了升职丢了道义。
有人说，吴晗不是坏人，他的主要问题在于太过偏执，急功近利，不懂政治却走上了仕途，成了后世眼中的“两截人”。
纵观吴晗一生说不上传奇，但也算的上是波澜壮阔了。那么吴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现在人们对他的评判大多数是正面的评价，国家也为他在特殊时期中莫须有的罪名昭雪平冤。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前半生平平淡淡励志求学求文化，诚然吴晗作为一代文人着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一点是无法抹去的，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由于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因素加上其本身严重的左倾思想，最终落下了个欺师灭祖让人不齿的名号。
吴晗是个反面教材。他一生从不同角度，用自身实例向人们诠释什么是忠孝节义，什么是善恶美丑。读此美文，不在于臭骂一番吴氏这个已逝去半个多世纪的反面教材人物。无论是谁，如从美文中领悟到丁点自身吸取的正面营养，或就不负作者苦心。
吴晗是位颇为杰出的史学家，所以不能“以史为鉴”，落得悲惨的结局，确乎与他的执拗的性格不无关系。他不应狂热于政治，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对于明史的研究，吴晗先生的精准程度远比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深刻得多，然而两人的命运却如此不同。可怕的是哪个时代。这段历史不彻底反省，恐怕还会重来。
初从革命吴晗还是个满怀抱负的热血青年，但少年时经历了家道中落的他，太渴望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为了荣华富贵完全抛弃了文人的傲骨，在权利面前吴晗快速转变成了一个阿谀奉承的模样。成功坐上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之后，为了加快他革命的进度，他不顾曾经的朋友情谊，将之前朋友的书信作为伪证一口咬定一个反特殊，给予这些昔日好友们最致命的打击。
在民间还流传着吴晗用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他人私自的藏品，这一行为实在是有辱历史学家的名号。关于考古方面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功绩不顾他人劝阻挖掘明代皇陵这一举动给后来的考古届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种种行为真实的反应了吴晗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面孔，更不用骇人听闻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史学不惜篡改历史，强行拆除北京城墙等让人愤恨的行为，一向温和的林徽因在一次会议上实在气不过直接在饭桌上骂他没有家族，没有家训，没有家风，更没有家族荣誉，形容他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文化人。她还指责吴晗虚伪，自私，没有头脑，没有良心，没有人品。吴晗则反驳说，他不是文化人，而是工臣出身，比起林徽因这样的文化人还强一些。所以世人对吴晗的谩骂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在从政的那些年吴晗确实做过太多令人发指的丑事。
抛开世俗评论，平心而论的讲吴晗是有重大的问题，但也不至于遭世人痛骂，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坚持自己内心的信念不为世俗的功名利禄所动？在人品上急功近利，诬陷他人，伤害了许多人，也行吴晗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自知自明走上了一条本不该属于他的路吧。
翻开吴晗留下的书籍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史学家，独特犀利的眼光往往能一针见血面面俱到的分析历史。我们常常说读史使人明智，家中摆满史书的吴晗最终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实在是让人感叹那些史书白读了。
回忆往昔，那个混乱的年代已经走远，翻开岁月的史书，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像吴晗这样前半生励志典范，后半生身败名裂的典型人物可以给予我们足够的警醒。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内心深处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