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自己妻女换取苟活 北宋靖康耻为史上最耻辱
北宋虽然不是在宋徽宗赵佶手上灭亡的，但他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宠幸奸佞，醉心书画，一步步把国家带向了灭亡。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不是采取措施力挽狂澜，而是急忙退位给儿子，撇清自己的责任。最终，北宋灭亡，宋徽宗一家老小被金人掳走。只有在外征兵勤王的康王赵构躲过一劫，建立南宋。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北宋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拘留在金营，2月6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耻”。
在一般人的眼中，战争仿佛只是男人们的事，女人们则可以远离战场，在后方承受相思之苦以及可能有的功名和不幸。但是，在男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人们决没有如此轻松，她们经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战利品，往往承受着比男人更多更沉痛的苦难。靖康之难就是一例。对于靖康之难，很早就在教科书上有所了解，知道它是宋王朝的奇耻大辱，最突出的是徽、钦二帝同时被金人掳去，被封为屈辱的昏德公、昏德侯。而对其他情况，特别是不能进入正史的女性的命运，却寡于见闻，并不知晓。
徽钦父子俩被俘虏后，都遭遇了哪些虐心的待遇？
近日阅读《靖康稗史笺证》一书，觉得心里阵阵发紧发冷，不禁为之感慨唏嘘。这本书由宋人确庵、耐庵编纂，内含七种稗史，即：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除第一种之外，其余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过程。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见闻，记实性特别强。记录的方式主要采用日记体，而且多是逐日记录，让你时刻感到危在旦夕的形势和气氛。
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一幕幕，扣人心弦。
在《开封府状》这本官方文书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那颤抖的笔触和慌乱的心神，有的段落甚至有点断断续续、语无伦次之感。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女性的命运。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像上文所引，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却没有索要男童，可见女性天生就比男性不幸。
《瓮中人语》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金兵大规模索要宋国妇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简直是天文数字的犒军费，大概他们也清楚，此时的宋王朝已经山穷水尽，根本无力筹措这笔钱财，他们的真正用意或许本来就不在金钱，而在于宋王朝的妇女。
《南征录汇》明确记载了他们这一罪恶的欲望：“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很明显，他们不仅要占有宋王朝的国土和财物，还要占有宋王朝的女人，来满足他们的占有欲。要知道，所谓帝姬就是公主，王妃是皇帝的儿媳，宗姬是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
宋钦宗居然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开封府不仅照办，而且《开封府状》还保存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帐单。帐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这表明受害面更广了。部分女子经“帅府选择”，被“汰除不入寨”。下面就是开封府官员“用情统计”后的明细帐：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中国历史上最耻女俘：贵妃公主下场竟惨如娼妓
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共俘虏后妃3000余人，男女宗室4000余人，贵戚5000余人，各类工匠3000余人，教坊3000余人，民间美女3000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当时，金国左副元帅粘罕住在汴京城西南5里的青城（按：此地即北宋皇帝郊祭之斋宫），右副元帅斡离不住在汴梁城东北5里的刘家寺，女俘大多集中在这两处。
“靖康之难”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六千女俘
金天会五年（1127）二月的《开封府状》载当时已有女俘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名，“帝姬（宋朝对公主的称呼）二十一人”。按徽宗共生女儿26人，其中早夭4人，最小的福帝姬（1岁）北行时下落不明，其余帝姬则一网打尽了。由城破日，到天会五年四月一日徽钦二帝北行，其间女俘死亡很多，如《南征录汇》载：“（二月）二十日，信王妇自尽于青城寨，各寨妇女死亡相继。”“（二月）二十四日，仪福帝姬（按：17岁）病，令归寿圣院。”随后死亡。“（二月）二十五日，仁福帝姬（按：16岁）薨于刘家寺。”“（二月）二十八日，贤福帝姬（按：16岁）薨于刘家寺。”可知她们受到的蹂躏何等惨烈。
徽钦二帝等共14000余人分七批押往金国，其中第二批与后来的宋高宗赵构有一定关系，于三月二十八日北迁，比徽宗北行早1日，比钦宗早2日。《青宫译语》载：“天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国相左副元帅（粘没罕）、皇子右副元帅（斡离不）命成棣随珍珠大王、千户国碌、千户阿替纪押宋韦妃（赵构之母）、邢妃（赵构之妻）、朱妃（郓王之妻）、富金、嬛嬛两帝姬（赵构之妹）、相国王赵梃、建安王赵楧等先至上京。”按领队的珍珠大王即金军元帅宗翰的长子。
第二天，“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堕马损胎不能行。”这条记载有点古怪，盖金军己于一月十六下令“原有孕者听医官下胎”（《南征录汇》），《宋俘记》则记录富金嬛嬛两帝姬均未嫁，似乎这几位公主妃子在两个多月内都怀孕了。三月四日，在今延津滑县间渡过黄河，“万户盖天大王迎侯，见国禄与嬛嬛帝姬同马，杀国碌，弃尸于河，欲挈嬛嬛去，王以奉诏入京语之，乃随行。”开始几天嬛嬛帝姬一直和千户国禄在一起，盖天大王横刀夺爱，后又强暴了赵构之妻邢妃，在途经今河南汤阴县时邢妃自尽，但没有死.
这一路上的惨状不用细述了，第一批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呻吟语》）一个月内，死了近一半。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但等待她们的仍是悲惨的命运。五月二十三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俘终于到达金上京。
六月初七，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随后赐赵构母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居住浣衣院。
名“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乃军妓营。韦后等18名贵妇第一批入院，到徽宗抵上京后，这浣衣院热闹非凡。《呻吟语》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
就在赵构（南宋皇帝）忙着称帝之时，他的嫡妻邢氏却踏上了不归之路。作为第二批“北归”的战俘之一，邢氏虽然没有死在路上，但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却遭受到了非人的摧残和蹂躏。还在靖康二年（1127）正月时，金将翰离不曾专门颁布了一条针对女俘的命令，即“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强迫关押在金营的北宋皇室后妃公主全部接受身体检查，凡是怀孕的女性，一律用药打胎。有史料称，邢氏被俘时已有身孕，自然逃不了这次集中堕胎行动。
然而，到了3月29日，也就是第二批俘虏启程北上的第二天，“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堕马损胎不能行”。其中的邢妃，就是邢氏。邢氏被关押期间居然又怀孕了，这不能不说是金人造的孽。怀孕之人最怕颠簸，更何况骑马了，再说她也从未骑过马，怎能不回从马背上摔下来，所以导致了邢氏“以堕马损胎”的第二次流产。被俘之后忍辱苟活，早已是痛不欲生；孽种流产，对包括邢氏在内的四个女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难以启齿的靖康之耻道学家开始强调妇女保贞洁
女人小产之后，必定要调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但此情此境，邢氏等人不过是被医官稍作处理后，又被抬上了牛车，继续赶路，期间的苦楚是不言而喻的。战争结束后，女人们往往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因为她们往往成为敌人的玩物。破巢之下，焉有完卵？！北上期间，无助的女俘继续受到金人的奸淫，被“嬲毙”者不计其数。当翰离不将邢氏交给盖天大王后，盖天大王便将邢氏强奸。事毕，邢氏“以盖天相逼，欲自尽”，未遂。
南宋皇帝赵构将生母韦贤妃和嫡妻邢氏分别册立为皇太后和皇后的消息，应该在她们被押送到会宁之前传到了金太宗耳朵里。到达会宁后，金太宗为了羞辱赵构，令韦太后和邢皇后这两位南宋王朝最尊贵的女人一同为他侍寝，二人不得不就范。次日，中原民族几千年来最耻辱的场景献俘大典，在金国的太庙前上映。除了徽钦二帝二后稍有点尊严外，其他所有被俘人员一律“肉袒”，邢皇后也逃脱不了在异族男人众目睽睽下袒胸露乳的厄运。
献俘礼结束后，韦太后、邢皇后连同其他宫嫔、公主共三百多人一同被遣送到“浣衣院”。从字面看，浣衣院好像是洗衣服的机构，其实不然。从与邢氏同入浣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并蒙幸御”来看，浣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也就是皇帝专用妓院。邢皇后和柔福帝姬也曾被金太宗一起召去侍寝。当时，南宋与金正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太后、邢皇后等人送入“浣衣院”，不能不说是对南宋皇帝赵构的恶意侮辱。
北宋灭亡后男俘被分散为奴后宫美女的悲惨命运
建炎元年（1127）十月，徽钦二帝决定把在金国的情况告诉赵构，让他设法营救。为此，他们选中了忠于大宋且身份不显眼的曹勋潜回南宋。临行前，宋徽宗将一件亲笔写有“可便即真，速来救我”的背心交给曹勋，让他转告赵构早早解救父母兄弟。邢皇后不久前得知宋徽宗有意派人南下后，也将赵构当年送她的定情之物金环交给宋钦宗，让他设法转交给赵构，以勾起赵构的相思之情。环，即还，邢皇后逃出苦海的期望不言而喻。
对邢皇后来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望的期待。一旦迎回徽钦二帝，赵构的皇位也就随之泡汤。在私利面前，贪恋帝位的赵构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即多次派人到金国打探，企图用重金赎回邢氏。但是，金人知道邢皇后的尊贵地位，更将她居为奇货。南宋草创之初，百业凋零，无力满足金人的要求；再说，不管徽钦二帝，先赎发妻邢氏，于理不通，赵构只好作罢。绍兴九年（1139）年，邢皇后在日思夜盼的煎熬中客死他乡，享年三十四岁。
入金后，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受尽侮辱，疲于辗转，最后在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落脚。期间，虽然条件差了些，空间小了些，但宋徽宗周围的女人却不少。据《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记载，宋徽宗被俘时，有封号的妃嫔和女官有一百四十三人，无名号的宫女多达五百零四人。这些妃嫔，分几个批次被押运到了金国，除去中途死亡和被金人霸占的之外，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宋徽宗的身边。
《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称，宋徽宗“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别有子女五人，具六年春生，非昏德胤”。也就是说，宋徽宗被俘后，他的女人们共生了十九个孩子，其中“六子八女”是宋徽宗的骨血，而“别有子女五人（大都被殇）”则是金人的种。
《宋俘记》是金人所著，在涉及宋徽宗颜面方面，未免毫无顾忌，但这更提升了它的可信度。如此算来，宋徽宗被俘前后，生三十八子，四十二女，共计八十个孩子。
那么，这八十个孩子的命运如何呢？先说皇子，北宋灭亡前，三十二个皇子中有七人夭逝，剩下的二十三个皇子（不含赵构），连同后来出生的赵极、赵柱、赵檀等六个皇子，与宋徽宗、宋钦宗一起做了亡国奴；至于四十二位公主，除“恭福帝姬生才周，金人不知，故不行”（《宋史·公主传》）得以幸免外，其余的要么夭折，要么死于颠沛，要么成为金人的战利品，供人奴役或淫乐，最后均不知所终。破巢之下，焉有完卵？！
不过，话说回来，宋徽宗父子、赵氏宗室以及那数千名被俘官员所掌握的高度文明，最终却为野蛮的女真族打上了永久的汉文化烙印。据《皇朝通志·满洲八旗姓》载，女真后裔中的“伊尔根觉罗”姓，其汉姓即为“赵”。《黑龙江志稿·氏族》也称:“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也就是说，后来，满清的某些望族，不排除是北宋皇室后裔的可能。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生育能力最强、生孩子最多的宋徽宗，所没有想到的。
别人的“靖康之难”，他们的“靖康之赚”
靖康之难不仅仅是北宋王朝皇族的灾难，也是开封城的普通官员、读书人、商人、底层士兵、普通百姓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灾难。
请注意这个“几乎”，因为接下来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不是全部。
宋钦宗在答应了金国近乎天文数字一般庞大的赔偿金之后，倾尽皇家和朝廷所有的财富都无法支付，只能把手伸向开封的各个阶层。
最开始的方式是请大家自愿捐献，发现效果不好之后变成卖官鬻爵式的有偿捐献，效果依然不好的时候终于开始了硬性摊派。
仔细审阅这个过程，仿佛是一场迅速蔓延、却让人无法躲避的洪水一样，让人觉得恐怖而无力。
朝廷把这个筹钱的过程叫做“根括”，就是从根上搜刮，可想而知它的残酷程度。
先是皇族、大臣、外戚这样的富豪之家，然后慢慢开始蔓延到普通官员、和尚、道士、大商人，再蔓延到小商小贩、读书人、市民……生活在开封的百万左右的人口，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金额的摊牌，只要是活着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样的根括。
金兵围城，天气暴寒，物资匮乏导致的物价飞涨，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尸横遍野又导致疾病流行，层层灾难累加下来，开封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变得如同人间地狱一般。
出于正常人的本能，绝大多数的开封人都选择了隐匿一部分财产，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场灾难什么时候到头，总要给自己留下足以保命的生存物资。
开封府于是就开始使用暴力手段，两个群体开始闪亮登场。一个是“捉事”，一个是“小火下”。
“捉事”，指的就是衙门的捕快，负责明察暗访、缉拿人犯的工作人员。
“小火下”，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查到的一个词语，有熟悉的朋友烦请在留言区为我指点一下。我只知道在《新唐书·兵志》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十人为火，火有长。”从字面意思和上下文中出现的职能来分析，应该是跟“捉事人”职能相当、但是级别比捉事人稍低的一个群体，可能是临时雇佣人员，或者是低级别的办事人员，也许就是“十人火长之下”的意思。
为了表述方便，就用“捕快”两个字作为替代吧。
捕快的主要任务就是去缉拿这些不愿意交钱的人，把他们家的重要成员抓到衙门里去当人质，然后等着这家人出钱来赎。如果不交钱就折磨人质，如果这家人放弃这个人质就继续抓其他的家庭成员，抓到他们屈服为止。
如果实在不屈服，那也好办，征集一批人到这些人家里掘地三尺，把藏在地窖的、埋在土里的金银都取出来。
开封安定繁荣了一百七十多年，富豪满地，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你要说这一批捕快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吃钱，我是绝对不信的。
金兵发现开封人的钱财已经压榨到了极限之后（不是没有，是到了开封人承受的极限，宁愿死也不愿意拿出来了，因为拿出来也没活路了），开始做撤军的打算，转而索要北宋的宗室（防止他们复国），以及大批的女人。
捕快们的工作又开始繁忙起来。
他们的工作虽然是抓人，但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放人给钱就放。
在史料里有非常清晰的记录：不管是宗室也好，是女人也罢，放一个人就是一千缗（接近八百两银子），如果是某个家庭的至爱亲朋，得加钱。
有很多原本富裕的家庭被搜刮一空之后，实在是给不起这笔钱，只好把自己的女儿送给这些捕快，做丫环也好，做小妾也罢，留在开封总比抓到北方异域好。
这帮人后来富裕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也有记载。
在整个开封城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时候，他们“金银盈室”，也就是家里堆满了金银，经常在开封当时最豪华的“欣乐楼”（查了一下，现在开封还有酒楼叫这个名字）聚会，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金擢会”。
根据当时开封人的记述，这些捕快“人无高下，金皆有钜万之富矣”。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利用手里的职权，把别人的靖康之难，变成了他们的靖康之赚，赚得盆满钵满。
宋徽宗死后，尸体被金人熬油点灯！！！
那些妃嫔公主们在浣衣院生活了10年左右，悲惨遭遇各异……
在关押期间，宋徽宗饱受精神折磨，最终在54岁时病逝五国城。
宋徽宗病逝后，宋钦宗曾请求金人好好安葬自己的父亲。但金人却说：“此间无葬埋事。凡死者必火烧其尸，及半，即弃之州北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以作灯也。”虽然宋徽宗尸体不一定被金人点了天灯，但金朝确实没有土葬的习俗。所以宋徽宗应该是按照金人的风俗，死后被火化，然后用木杖击打未碎骨殖埋到土里。
金皇统元年，金熙宗为了改善与南宋的关系，追封死去的宋徽宗为天水郡王，将宋钦宗封为天水郡公。皇统二年，宋金和谈，南宋要求金朝送回宋徽宗的棺椁。宋徽宗尸体已经被火化，金人去哪给他找去尸骨。所以便将那截木头刨出来，扔了进去。宋徽宗棺材回到南宋后，宋高宗赵构也没有开棺查看，直接套了一层椁风光大葬。
盗墓贼挖掘宋徽宗坟墓时，原以为会有不错的“收成”，结果却大失所望。当他们打开宋徽宗的棺椁时，发现棺中只有一截乌漆嘛黑的木头。盗墓贼不由地感叹：“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想不到今天居然尸骨无存，真是世事无常呐!”
南宋灭亡后，中原大地被蒙古铁骑占领，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当时在江南地区，佛教都总统杨琏真迦在元朝宰相桑哥的支持下，遍掘诸陵。其中被破坏最严重的，就是南宋皇陵。如盗贼们为了抢劫宋理宗棺中的财宝，不仅撬走了宋理宗口中所含的夜明珠，而且还将宋理宗的尸体倒挂在树上，沥取腹内的水银。最过分的是，杨琏真迦还将宋理宗的头骨截为饮器，献给了元朝统治者。直到朱元璋推翻元朝，才重新将宋理宗安葬。
北宋动员五十万军队勤王，为何还逃不掉靖康之耻
一般提到导致灭亡的靖康之变时，总有人会将下意识地将此战的胜败归为两国士兵战斗力的巨大差异。认为正是因为女真”满万不可敌“，所以在面对孱弱不堪的北宋士兵时，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出后世难以想象的军事胜利。可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战斗力也绝不仅仅体现于体格的强弱、战技的优劣。更何况，在靖康之变中，北宋朝廷同样征调了宋夏边境的西军以及其他边军部队。事实上，相较于战斗力差距这种万金油式的解释，靖康之变中北宋朝廷在军事调度上所显现的低效和无能，才是这场靖康之耻发生的根本原因。
靖康之耻的过程中，女真骑兵曾两度南下围困汴京。一次是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一次是次年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两次围困战中，汴京城下，宋金两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不相同的，第一次汴京之围时，完颜宗翰所率西路军被牢牢钉死在太原城下，未能进攻汴京，参与围城的金军，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
根据抗金名臣李纲《靖康传信录》的记载，宗望麾下所统兵马只有六万。而北宋方面，京师内禁军空编严重，仅存“卫士三万”。但由于较早的发布勤王诏令，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汴京城下的勤王军“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其中不乏西北名将种师道所帅精锐西军，以及两湖地区彪悍的刀弩手等部队。正是因为勤王军的巨大压力，攻城不利的宗望这才选择签订和约，领兵北归。
但第二次汴京之围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曾经在太原城下裹足不前的西路军与东路军会师，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此战中仅汴京主战场的金军就已达十万众，反观北宋，在第一次汴京之战中就死伤惨重的京师禁军只能以城中乞丐、无赖凑数，而抵达京师的勤王军更是只有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的三万人和王琼、郑建雄的八千兵马。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了巨大反转，这才导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为什么两次汴京之战双方的军事对比如此之大呢？
事实上，与第一次汴京之围时的情况差不多，北宋朝廷在面对金人铁蹄再次南下时，同样诏令全国各地”守臣自将，倍道并行，星夜前来，殄灭虏寇“。尤其是在发现金人已经抵达开封城下后，更是以“军士复补官资，百姓免五年租赋”的优渥条件，号召全国军民勤王。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第一次汴京之围时，为解京师之困，朝廷同样下旨诏令各地出兵勤王，根据学者统计，此次勤王行动中，全国被动员起来的勤王军队至少在五十万以上。面对刚刚灭亡辽国、凶名在外的女真骑兵，北宋君臣试图以庞大的体量迫使对手退却。这对于兵事不振的北宋而言，似乎是一种稳妥的选择。然而，这种尽起国中之兵的做法带来的后遗症也相当明显，除了河北路距离京畿较近外，其余诸路的勤王军距离汴京路途遥远，一路上的补给极为困难。
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机时刻，北宋朝廷一方面建议勤王军自备粮草武器等辎重，另一面也严令各地官员要保障勤王部队后勤。但这种起于仓促间的命令只能是“意识流”的指挥，就跟电视剧里反派军队头目大喊“都给我顶住”一样，毫无指导效果。
其结果是，各地粮饷物资调配困难重重，矛盾不断。如西北种家军，这支久历战火的精锐之师奉王命星夜兼程而来，在第一次汴京之围解除后，在宿将种师中的率领下，前往太原邀击金国宗翰部，然而，这样一支有着重要使命的军队，却因为补给不至“乏食三日”，每日仅能以一勺豆子充饥。最后，粮饷断绝、孤军深入的种师中部士气崩溃，他本人率领亲军与敌接战，身披数创战死。要知道，种师中的哥哥种师道当时被任命为河北河东宣抚使，理论上是负责抗金调度的核心，都说朝中有人好做事，连种师中都不免兵败身死，其他勤王军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这倒并不是说当时的地方官员对于勤王一事丝毫不上心，恰恰相反，第一次汴京之围时，汴京并未被完全围困，朝廷政令基本通畅，因为办事不力被免职罢官的官员不少。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当时宋朝地方的储备，想要负担这些勤王军的军事给养，有时并不容易。举个例子，神宗时期北宋曾经派遣五路大军讨伐西夏，有人说，这种分兵作战的方式在战术上绝对是一种智障操作，可是没办法，宋神宗时期北宋改变了军事部署，原本居重驭轻的方式下，京师军力最多，而为了对抗西夏，北宋调遣重兵至西北。就像馆陶人王沿评价的那样，西北以全国四成土地供养北宋七成军队，早已疲敝不堪。以这种补给水平，三十万大军若是集中一路突破，那将是活脱脱一场军事灾难。
勤王军的情况也是类似，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并没有供给这样一支庞大部队的能力，一旦超过其承载极限的勤王军队同时到达，那么引起的负面后果不堪设想。更吊诡的情况是，宋廷在勤王诏令中鼓励强盗、流寇们勤王免罪，以至于声势浩大的勤王军鱼龙混杂，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关闭城门拒绝勤王军进城休整，在这种情况，这些军队的补给状况就更加难以保证了。
诚然，在理论上，宋廷通过系统规划勤王军行进路线，避免大军在地方过分集结扎堆，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军队缺衣少粮的情况的。可这毕竟只是理论，这种精细的调度，并不是一个封建政权可以做到的。更何况，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不要说这种近乎微操的调度，宋廷对于自己所掌握的军队数，都没有一个精确的认识。《宋代军队数量考》的作者程明生认为，宋朝对于军队士兵数量缺乏最基本的统计，这不是说“吃空饷”这种历朝历代都有的积弊，而是说宋代甚至没有成体系统计过自有的兵员数量，即使有一些统计，但因为口径不一，数据往往彼此冲突，难以为信。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记载了一个看上去颇为奇怪的细节，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辛未、乙亥、己卯三条中，光是河北军队数量就出现了七万、八万九千和九万三种说法，其中甚至有两个数据都是宋神宗本人提到的。宋代军队数量统计之混乱，可见一斑。
尚有锐意进取之心的神宗朝尚且如此，积重难返的徽宗、钦宗时期恐怕就更加一言难尽了，指望当时的大臣们在金兵南下的仓促时间内精准调配各地勤王部队，也有些强人所难。
另外，以李纲等人为首的大臣们，即使真的想要居中调配，也是有心无力。
自女真南下起的一年多时间，北宋朝廷一直缺乏一个可以统一指挥调度军政抵抗金军的指挥机构，从一开始的亲征行营使司，到后来的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司，再到最后大提举守御司和四道都总管并存，这些叫法各异的机构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断权，就像钦宗皇帝继位之初说的那样，他力图确保的是“一尊元丰官制”的祖宗之法，在这种环环嵌套、彼此相制的情况下，如李纲、种师道等要员，甚至不能节制姚平仲这样一位仅率三千军队的地方将领。扑朔迷离的“姚平仲劫营”事件中，急于求成的钦宗皇帝越过二人，直接命令姚平仲夜袭金军大营，不仅损兵折将，还差点导致尚为康王的赵构被金军所杀（这似乎也是第二次汴京围城时，赵构领三十余万兵马却对汴京置若罔闻的原因之一），这一事件也是靖康期间北宋混乱指挥调度局面的一个缩影。
在这场陷入罗生门中的劫营事件中，钦宗皇帝本人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原本曾经因为金军围城惊恐异常的他，在勤王西军到来后终于决定与金军决战。不过似乎因为姚平仲本人的劝说，他决定行险一搏利用姚平仲所部劫营。可在劫营失败后，面对金人的质问，他又将全部责任归于姚平仲、李纲等人。
这位最后身死五国城的皇帝性格怯懦善变，在继位之初的三日内，就曾经在“御驾亲征”“南狩”“守京”等方案中反复横跳三次。这种反复无常没有定式的性格特点，对于靖康之变的发生也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二次围城战发生后，宋廷之所以直到闰十一月十八日才开始“间使往诸道召勤王兵”，也与其本人在战和间的举棋不定有关。
正是因为宋廷的举棋不定，原本就因为第一次勤王而元气大伤的地方各军，直到此时才开始准备筹集勤王军队。然而此时，疲惫不堪又辎重匮乏的勤王军们，面对的是已经被金军团团围住的汴梁，而最善战的陕西勤王军，更是要首先面对堵截在潼关以逸待劳的五万金军。
总的来讲，面对金军的威胁，宋廷原本打算依靠各地勤王军队的体量对其进行震慑，可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机构，这种粗糙征集方式严重损耗了宋廷的战争潜力，同时，由于宋钦宗本人对是战是和一直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这才导致第二期汴京之战中北宋不仅兵员质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就连数量上都难以跟金军保持平衡。质量数量上的完败下，汴京沦陷、二帝北狩，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