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权谋术：做好这两点，人脉越来越广，资源越来越多

《曾国藩权谋术》专栏是一个系列，讲述曾国藩如何运用权谋术，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的全过程。建议感兴趣的读者从第一章开始阅读，以全面了解曾国藩权谋术的若干细节和运用方法，从而举一反三，为我所用。

一个人有没有力量，就看他能调动多少资源。要想调动资源，就必须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从曾国藩的为官权谋来看，如果一个人事事特立独行，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会遭到他人的排斥，人际关系就会一塌糊涂。

这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上，都是一个无法违背的规律。一个八面玲珑的人，遇到任何事情总能游刃有余；而一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遇到事情的时候，自然也就无人帮助他了，说不定还会遭人落井下石。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官场上呼风唤雨，与他做事只注重效果，不注重虚名有很大关系。

在《曾国藩家书》中，他就说得非常清楚：

人知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远不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其意思是说：人的好名思想，每个人都有、都一样。我有好的名声，别人总有得不到好名声的，对比之下，谁不会有难为之情呢。

这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方法，尤其在追名逐利的官场和商场上，喜欢名利双收的人比比皆是，如果你自己有了好名声，而看不起别人，那么，别人就会和你越来越疏远，最终排斥你，抵制你。

从曾国藩在为官之路上运用的权谋术来看，一个人只要做好这两点，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贵人也会越来越多。

下面，我们结合曾国藩的为官案例，一一讲解。

第一点：善于逢场作戏。

逢场作戏，是贬义词，如果用在官场或者商场上，就是和世俗同流合污了。曾国藩虽然一心想做一个“圣人”，但他也发现，在官场上，如果一味坚持自己的原则，就很难与官场上的人打成一片，有时，他也不得不随波逐流。

这一点，从曾国藩在官场上的应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生活虽然简朴，也十分节约，可当时的清朝已经腐朽不堪，官场上吃喝应酬，铺张浪费的事情却是普遍现象。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视察工作，可是，他到了苏州后，却是天天接受下属的宴请，听戏喝酒。

从曾国藩当时在苏州写信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信中说道：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馀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请上级领导看戏喝酒，是当时官场上最流行的模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并未拒绝下属的好意。

官场上的应酬，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很多事情，在严肃的办公室里不好谈，但在饭桌上，则可以畅所欲言，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曾国藩是官居一品的总督，下属自然会竭尽所能地接待他，可如果他一味拒绝，就会显得不近人情，和下属的距离拉远了。但是，这个应酬的过程中，要善于把握一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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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要让下属尽量降低接待规格，不要给下属增加负担。

为了逢场作戏，又为了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曾国藩并非对下属的宴请来者不拒，也会“回礼”。

曾国藩在苏州视察完后，又到了上海，当时正赶上他61岁生日，十月十日，也就是曾国藩生日的前一天，下属官员按照官场惯例，特意给他请了戏班，热闹了一天，并准备第二天为曾国藩正式大肆庆祝。

曾国藩十分过意不去，虽然竭力推辞，不过还是无法阻挡下属们的热情，无奈，他只好自己出银子请大家吃饭。

这在《曾国藩家书》中也有相关记载，我们来看原文：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请的人还不少。而这也是曾国藩善于权谋的地方，即使是官场上的应酬，他也并不像很多官员一样，心安理得地接受下属的各种安排，而是自掏腰包，请下属吃饭。

曾国藩这样的行为，不要说在腐败的清朝，即使在今天，很多官员也很难做到。

顺应潮流，善于逢场作戏而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让自己和大家融洽，也才能让大家看到你的谦恭，更愿意跟随你，替你服务。

第二点：不要吝啬。

在官场和商场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很多都带有目的性，面对一些贪婪的人，曾国藩是如何应对的呢？那就是不要吝啬，尤其是对于一些具体办事的官员，更不能盛气凌人。

太平军被消灭后，按照清朝的财务制度规定，曾国藩需要将历年来的军费支出作一个清单，交给吏部审核，然后再报给皇上给予报销。

而这就给吏部的办事官员带来了很大好处，如果不给他们好处费，那么，他们就会为难报销的人。

为此，曾国藩特意让李鸿章打听了一下吏部所要的好处费。吏部办事官员所要的数字，将曾国藩吓了一跳。数年来，曾国藩花费的银子约三千万两，而吏部要的回扣近四十万两之巨。

当时，曾国藩的俸禄加上养廉银等各项收入，每年也才一万八千多两银子。

曾国藩认为吏部要的回扣太多了，经过不断托人找关系，最终，吏部的办事官员要回扣八万两银子。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件让曾国藩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由于朝廷念及曾国藩的功劳太大，慈禧太后特恩准免于报销，也就是说，他到底花费了多少银子，朝廷不追究了。

曾国藩对此十分感恩，也就是说，白白拿给吏部官员的这八万两银子回扣也免了。但这才是曾国藩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依旧把八万两银子的回扣，文未不少给了吏部的办事官员。

这样的胸怀，可能放在今天，很多人也不会这样做，朝廷都免于报销了，不给吏部办事官员回扣，也合情合理。况且，曾国藩功高盖主，他即使不给吏部官员一两银子的回扣，谁又能奈何他呢？

这才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因为他身为两江总督，封疆大吏，和吏部的来往并非一次性买卖，后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吏部为他办理。

如此不吝啬，如此讲信用的行为，也让曾国藩的人脉越来越广，资源、贵人也越来越多，因为谁都愿意帮助他，支持他。

可以想象，当一个人能调动的资源越来越多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的呢？无论为官还是经商，都是一个做人的过程。随波逐流而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才是曾国藩所说的“与光同尘”的权谋精髓。

曾国藩的这些权谋术，你了解多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