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拯救了西方世界”——丘吉尔二战后在美国和瑞士的演讲
在1945年的大选中，战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不幸因英国人民的“忘恩负义”而落选。不过，这位号称“战火中的绅士”的政治人物并未就此而意志消沉，相反，他即将给出堪称是他最重要的两个政治遗产——两次被称为是“拯救了西方世界”的演讲……
当时间进入1946年，即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年头时，温斯顿·丘吉尔和他所服务的大英帝国一时陷入了茫然：来自北美的军队正如潮水般回到美国和加拿大，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驻扎在东欧和中欧的大片土地上，并对西欧虎视眈眈。英国政府的财政濒于破产，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城镇几乎都是一片废墟。“救赎”将从何而来?美国人许诺帮助欧洲应对苏联的威胁，并重建欧洲，如何确保美国对这两个目标的承诺变成现实?最终，丘吉尔凭借自己的韧性、创造力和富有想象力的胆略给出了答案。
在这一年，丘吉尔先后在3月和9月发表了两场重要的演说，前后仅相隔6个月的时间。丘吉尔这两次演讲的地点分别是美国的富尔顿和瑞士的苏黎世。这两次演讲预示着冷战的开始，并表明了西方将如何应对。在很多人看来，丘吉尔的这两次演讲既“拯救了西方世界”，也对西方世界最终取得冷战胜利的贡献至关重要，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表现出的“孤独的英雄主义”那样。
丘吉尔在1946年发表的这两次演讲不应视为一位失去权力的政治领袖在试图挽回局面，相反，这甚至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建立北大西洋同盟和恢复统一的欧洲，这两者都建立在相互合作和同盟的原则基础之上。
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曾对此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虽然当时他们(英国保守党)受到攻击和谴责，但丘吉尔在1946年的两次伟大演讲奠定了整个战后时期的政治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的世界地缘战略体系起源于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和瑞士苏黎世所说的话。”
更有甚者，为了凸显丘吉尔这两次演讲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讲稿与“丘吉尔档案”、《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一起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中。
在1945年7月份的大选中，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被克莱门特·艾德礼领导的工党以393票对213票的绝对优势彻底击败，丘吉尔也丢掉了首相一职。虽然历经千辛万苦打赢了战争，但丘吉尔在政治上很快就被英国选民所抛弃，世界舆论也为此哗然。丘吉尔有一句名言：“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他把自己的家传抑郁症(丘吉尔家族有抑郁症病史，在他之前的7位马尔波罗公爵中，有5位患有抑郁症)比做“黑狗”，“黑狗”后来也成了丘吉尔的绰号之一。此刻，这只“黑狗”在他心里狂吠，几乎要熄灭他继续战斗的决心，但最终丘吉尔还是为了英国和西方世界的利益而向美国及美国总统求助。
不久，他收到了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一所小学院——威斯敏斯特学院的一封信，学院希望他能参加1936年成立的“约翰·芬德利·格林讲座”，此举旨在为学院招徕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演讲者，讨论人们关心的经济、社会或政治话题。引起丘吉尔兴趣的是杜鲁门总统的亲笔信(杜鲁门老家就是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后者在信中说：“这是我家乡的一所好学校，希望你能来，我会亲自把你介绍给大家。”丘吉尔估计了一下，乘火车从华盛顿特区到富尔顿市意味着他与这位美国新总统有至少18个小时的接触时间。
于是，因大选失利而导致的低落情绪迅速恢复，丘吉尔开始计划他的这次赴美之旅，他打算先在佛罗里达州停留一段时间，画点画，晒晒阳光，好好休息，缓解一下自己的抑郁症，并预留时间构思他那篇原名“和平砥柱”的演讲。
此时的丘吉尔踌躇满志，艾德礼还专门从伦敦向他发来了鼓励：“我相信你的富尔顿演讲会做得很好。”丘吉尔还向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概述了演讲内容，并在给艾德礼的回信中说：“他(伯恩斯)似乎挺喜欢。”
之后，在前往富尔顿市的火车上，丘吉尔完成了他的讲稿，并让杜鲁门、伯恩斯和莱希海军上将看了讲稿。1946年3月5日凌晨2点30分之前，丘吉尔和杜鲁门一直坐在一起喝酒和玩扑克，当清晨的第一束阳光“照向辽阔的密苏里河河岸”时，丘吉尔向杜鲁门展示了最终定稿的文字，并将用复写纸复写的副本分发给总统和在场的其他人。正如丘吉尔后来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汇报的那样，杜鲁门告诉他说，他认为“这篇演讲是令人钦佩的，只能用‘好’来形容”。杜鲁门还补充说：“它会引起轰动!”
3月5日当天的演讲很成功。在富尔顿市的体育馆，演讲发表得非常顺利，期间时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丘吉尔不得不停下来，夸张地看他的金质怀表。整场演讲持续了45分钟，丘吉尔似乎每秒钟都很“享受”，因为他认为这是拯救西方世界的演讲，而且在他旁边坐着美国总统，艾德礼也支持他。他想要收获的不仅仅是全世界的关注，更渴望改写历史，并建立自己的政治遗产。
丘吉尔演讲的主要目的是提醒美国人注意在欧洲真正发生的事情，那句“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徐徐降下”的名言更是广为人知。
丘吉尔在演讲中声称，在铁幕的后面正“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是在向听众暗示，斯大林远非二战期间宣传的“善良的约瑟夫大叔”那种形象。丘吉尔认为，斯大林打算通过武力来控制中欧，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向西扩张他的势力。英国外交部甚至预测斯大林会占领西柏林，打造一片“共产主义大陆”。客观来说，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讲大部分是暗示，而非描述威胁，但他对俄国人的解读却异常明确：“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
演讲结束后，丘吉尔将火车上发生的事写成了报告，于3月7日发给贝文。基于英美的共同价值观和美国拥有原子弹的威慑力，丘吉尔呼吁建立美国、英国和英联邦的军事同盟。他还敦促美国人承认他们欠英国一个人情，因为后者在1940年孤独地反抗着希特勒。这样一来，丘吉尔就为美国开展“马歇尔计划”的必要性奠定了舆论基础。
当然了，全世界范围内也充斥着反对这场演讲的声音。出人意料的是，最初的抗议风暴来自美国——首先是媒体，然后是纽约街头。之后，杜鲁门总统也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并在3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再否认他事先知道丘吉尔会说什么，但这一谎言很快被公众戳穿。杜鲁门甚至坚持说，他坐在丘吉尔旁边并不意味着他对演讲内容的任何认可，但新闻媒体很快就指出，他多次为演讲的重要部分鼓掌。
“欧洲合众国”
1946年9月，瑞士苏黎世大学授予丘吉尔荣誉学位，并邀请其前来发表演说。丘吉尔对此欣然接受，并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此时的丘吉尔早已从大选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作为瑞士政府的客人，他在瑞士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早在富尔顿发表演讲时，丘吉尔就已经为他的第二次伟大演说奠定了基础：“世界安全需要欧洲实现新的统一，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永久性地抛弃。”他在这里指的是德国。
在苏黎世大学，在欧洲受到严重破坏，德国被抛弃的背景下，丘吉尔一开口就让他的听众大跌眼镜，他说：“重建欧洲大家庭的第一步必须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成一个类似美利坚合众国的“欧洲合众国”。戴高乐对此大为不满，并坚持认为德国必须被占领，并榨干其所有的经济实力。
但是，就像在富尔顿市发表的演讲那样，丘吉尔在苏黎世也呼吁建立一个军事同盟来对抗苏联，这无疑促成了杜鲁门“遏制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导致了“柏林大空运”，并最终以北约的诞生为顶点。也就是说，在苏黎世，丘吉尔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开启了法德和解及说服美国人开展“马歇尔援助计划”之路。后来，杜鲁门写信给丘吉尔说，他(丘吉尔)的预言每天都在变成现实，最终甚至连戴高乐都改了主意。
要理解丘吉尔在这两篇演讲中的真正意图，我们需要结合未来的历史来看。无疑，对将要成立的西方新同盟及其规模，丘吉尔的想象力是大胆的，魄力是非凡的。然而，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两个提议的“互补性”。1965年，丘吉尔去世，英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当时有人评论说，丘吉尔的败选和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实际上，丘吉尔反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催化剂”，一个建立在有效国防、经济复兴和欧洲统一基础上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富尔顿和苏黎世的演讲表明了丘吉尔决心拯救西方世界的思想和行动，在这方面，他成功了，这也堪称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