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顾方舟给他刚满一周岁的儿子吃下防止“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而这是我国自制研究出来的第一支疫苗。
“小儿麻痹症”,又称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目前人类是脊髓灰质炎病毒唯一的自然界宿主,且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
1926年,顾方舟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在顾方舟5岁那年,父亲在一次工作中不幸感染病毒与世长辞,年幼的顾方舟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束手无策的无助感。
顾方舟始终忘不了父亲在临终前那痛苦、恐惧的眼神。
于是年幼的顾方舟在心底暗自起誓,长大以后一定要成为医生,一定要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人和需要帮助的人。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因为当时我国正处于战争时期,所以顾方舟经常跟随自己的老师在前线救治伤员。
在北京大学经过5年的学习后,本可以得到更好待遇的顾方舟却选择在一家卫生所专注研究传染病。
在1951年,新中国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国为了挺高应对细菌的能力,便派国内一些优秀的年轻医生到苏联医学院学习,顾方舟也是其中一个,他着重研究病毒专业,顾方舟每天是最早到达实验室的,也是最晚离开的。
在1955年,29岁的顾方舟从苏联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同年温州爆发大规模“小儿麻痹症”,当他在医院亲眼目睹一个家庭因为孩子患了“小儿麻痹症”而遭到家破人亡时,他脑海里浮现了小时候父亲离世的场景。
当时发展较快的美国最先研制出了“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但在他们国内每次治疗就需要十几美元,面对这种价格人们只能望而却步,顾方舟心里十分清楚,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
于是在1959年,我国大部分科研人员响应政府号召,成立脊髓灰质炎研究小组,由顾方舟担任组长。
顾方舟将家庭搬迁至昆明,全身心投入到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研究当中,誓要研究成功。
当他们都抵达昆明之后才发现,当地的环境比想象中的更加艰苦,生活条件和北京差远了,没有房子给他们作为科研基地,他们就自己动手搭建实验室。
从此顾方舟便在昆明扎根,每天将自己泡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天,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路过昆明,还特意去视察了实验室。
面对亲切的总理,顾方舟自信满满的说:“只要疫苗顺利投入使用,我国一定可以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
而周总理则调侃道:“那你们这些研究人员不就失业了嘛。”顾方舟听闻后也被总理的幽默所鼓励到。
一开始,顾方舟是用动物进行实验,随着样本不断完善,接种疫苗的动物们也没有出现不适的情况,但毕竟动物的身体构造和人不同,动物用了没事不代表人用了也没事。
于是,顾方舟决定在人体进行实验,他们实验室的每个人都进行了试验,都没有出现问题,可他们都是成年人,而受感染的都是儿童群体。
那谁成为第一个来试验的人就成了大难题,谁家的孩子都是父母心头肉,怎么舍得拿来进行试验啊。
在一天半夜,顾方舟轻手轻脚的走进妻子的房间,看着床上熟睡的妻子,再看看躺在一旁刚满周岁的儿子,他犹豫了。
顾方舟紧握着拳头,仰起头深吸一口气后,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他拔下瓶塞就着儿子的嘴巴倒了下去。
数次呼吸之后,儿子响起了哭声,被哭声惊醒的妻子看着站在床前死死盯着儿子的顾方舟,再看到他手里拿着的瓶子就明白了一切,她冲上前去用力的捶打着顾方舟的胸膛。
身为父亲的顾方舟又怎么会不心疼呢,他紧紧的抱住妻子,声音颤抖着说:“我有信心一定会成功的,我不能拿别人孩子的生命做实验。”
事已至此,妻子也只能接受,好在经过几天的观察下,儿子并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反应,这也就代表疫苗研制成功,夫妻二人也渐渐放下悬着的心。
在顾方舟将儿子抱到众人的面前时,众人看着顾方舟嘴角勾起的笑容时,
众人也明白过来,激动的欢呼着。
随着更多实验室成员孩子的试验,也终于确定疫苗研制成功。
随后在顾方舟的改善下,他们将味道苦涩的疫苗制作成糖球,于是顾方舟便有了“糖丸爷爷”的称呼。
在1994年9月,我国在湖北发现最后一例脊髓灰质炎患者,从此,我国境内再没发生这种病情。
顾方舟也在2020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这是对他贡献的一种肯定。
“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仁心,也正是有了像顾方舟老先生这样的人,祖国才能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