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到汉初各种文化流派总称“诸子百家”，班固认为小说家不入流
关于“诸子百家”——第一，并非仅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说”“学派”。而是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文化流派”的统称。第二，最早记录这个说法的是司马迁。《史记·贾谊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普通诸子百家之书。”在此之前，尚未见有此称谓载于史籍。第三，“百家”只是古人形容数量之多的约略用语，并非实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是现代的说法。
具体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重点介绍了先秦著名学说的人物和思想，如儒、道、法、墨、兵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商鞅、墨子、孙子等等，但没有全面总结所有流派的主张和著作。真正完成这一恢弘工程的，是西汉末的刘歆和东汉初的班固。
刘歆（前53年——23年）在汉成帝时，曾诏令光禄大夫刘向等“校经传诸子诗赋”等古籍。《汉书》载：“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汉哀帝令刘歆完成其父刘向未竟之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
《七略》，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书籍分类总录。
及至东汉明帝年间，班固（32年——92年）修《汉书》，在刘歆《七略》基础上，专门在书中设《艺文志》，全面总结了先秦至汉的“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
《艺文志》云：“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插上一句，《汉书·艺文志》此句后有《注》曰：“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唐颜师古说，这样的《注》皆不具名，搞不清是何人所注了，但仍然保留。但可知，“蹴鞠”也就是最早的“踢球运动”，也是“一家”。
班固详细举列了一百八十九家的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著作篇名。但他认为，真正“成气候”的，唯“十家”而已。这“十家”中，“入流”的仅“九家”——另外一家“小说家”不入流。
班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理由是，这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锋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他说的大意是，这“九家’，都兴起于王道衰微、诸侯争霸之时，虽然道理看似相左，争论激烈，其实不过是对时政的理解和解决的方案不同，所以“相灭相生”“相反相成”，“殊途同归”而已。
“九家”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班固
班固认为，这“九家”都是从王室不同官员那里衍生出来的。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次君人南面之术也。……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此其所长也。”“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
刘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尽管尊崇儒学，能对其他学派有此评价，已属大不易。
《汉书》记载了武帝“罢黜百家”之事，且用了“百家”一词。
关于“小说家”不入流。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是不是班固怀有偏见呢？
对于班固上述说法，民国六年（1917年），胡适曾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但反响似乎并不热烈，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
现在看起来，班固所说似有其道理，至少，不同学派有其发生渊源和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利益，以及由此决定的独特立场和看问题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