邲之战前楚庄王两次遣使与晋国言和是在争取舆论上风
周定王十年（前597年）的邲之战是春秋霸权易主的重要战役，楚庄王在这一仗中一举击败晋国，夺取了中原政治的主导权。但《左传》和《史记》关于这场大战役的两个重要细节却没有明确的交代：第一，《左传》说，楚庄王在大战开始前曾经两次遣使向晋国请和，第一次谈判非常艰难，第二次却快速达成了协议，这两次谈判究竟谈了什么，双方各自开出了哪些谈判条件？第二，楚庄王刚与晋国达成和平协议，楚军勇士便赴晋营挑战？谁派他们来的？如果是楚庄王派的，一面谈和，一面挑战，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先縠渡河之后，晋军内部的分裂就开始发酵了。荀林父的族亲、下军大夫荀首率先指责先縠藐视上峰、违抗军令，放出狠话说：“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言下之意，一旦战争失败，先縠将遭到最严厉的追责。这厢，荀首扬言要秋后算账，藉军法“勒死”先縠；那厢呢，他可能忘了，执掌军法的军司马韩厥那可是吃赵家饭长大的。
他马上就做出了反击，将就荀首的话威胁荀林父：你身为元帅，连自己的部下都招呼不住。万一先縠覆军杀将，你就能逃得了干系？就不承担领导责任？不如下令全军渡河，就算败了，法不责众嘛。
晋国三军居然是因为这样的裹挟而被迫卷入了一场事关两个超级大国前途与命运的决战，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但晋军高层的分裂与内耗还远未结束。三军渡河后，郑国大夫皇戌派人传来了一个消息，声称郑国背晋投楚是形势所逼。楚国陈兵新郑，经过数月的攻坚作战，已成强弩之末。如今接受了郑国的投降，更不会预设防备。晋军如能乘机发动突袭，郑国愿为内应，两下夹击，必破楚军！听到这个消息，先縠如获至宝，当即表态：“败楚、服郑，于此在矣。必许之！”
这下子，同为赵党的栾书可不干了。这位性格谨慎的新任下军副将对郑国的诚意深怀疑虑。
他指出，郑、楚间已经达成的同盟协议可是以子良、潘尫两位大夫的性命作保的。这二位显贵什么分量？那一跺脚九城乱颤。如今子良在楚，潘尫入盟，二人交质，郑国却说自己不愿履行城下之盟，这话你也敢信？
栾书判断，皇戌放消息的真实目的是要拿晋、楚两国对赌，你们谁赢了我听谁的。这样的里应外合，绝对靠不住。
栾书对先縠的决定提出质疑，迅速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争吵。赵同、赵括两位大夫力挺先縠，荀首则抨击他们自取咎殃。有意思的是另外两位赵氏家族成员赵朔与赵婴齐的表态。赵朔说：“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
仅就战争形势而论，赵朔赞同栾书的判断。但他并没有直接否决先縠，也算是给盟友留了体面。至于赵朔的小叔婴齐，他倒是没发言，但却用双脚投出了自己的一票——仗刚打到一半儿，婴齐就下令把回程的渡船收拾好了，真到了晋军兵败山倒的时候，他跑得比谁都快。
如果说渡河南下之前士会表态支持荀林父回军避战，标志着赵党开始出现了分歧，那么这一回栾书质疑与郑国联军作战的可靠性则进一步撕裂了赵党的团结，甚至这个裂痕已经深入到了赵氏家族的核心成员之间：
赵朔
赵同、赵括与赵朔、赵婴齐都开始出现意见对立了。战斗还没打响，就先积攒了这么多的矛盾，真到了战场上，随之外部因素的介入增强，内部冲突必然更加激化。
就在晋军高层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的使者已经到了辕门之外，传来了庄王的“和谈条件”：“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
楚国使者声称，楚军的此次行动只是单纯地针对郑国发起的，绝没有挑衅晋国的意思。因此楚国方面不愿意看到楚、晋两军在战场上发生正面冲突。
面儿上的话说得很客气，但仔细分析这两句外交辞令——“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其间却暗含着楚国与晋国和谈的价码：郑国这块地方，自先君成王、穆王时代起，就一直显示着楚国的力量存在，因此从历史传统上说它就该是楚国的势力范围。
楚军北上不过是管教管教郑国这个不听话的小兄弟。如果晋国承认楚国“执行家法”的权力，那么双方就能维持和平。
士会
听完楚使申述来意，上军主将士会代表晋国方面做出了这样的响应：随季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
因为楚使声言这一趟不是来请战而是来请和的，士会当然不愿意挑起战争的罪责落到晋国头上，所以他也向楚国方面表达了晋国渴望和平的意愿。
但士会同时强调，在郑国的管辖权这一问题上，晋国有着与楚国不同的理解。晋国乃是诸侯盟主，代天子行令。南下援郑绝非插手楚国的内务，而是获得了周天子的明确授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郑国的事我当然要管，也有权力管。
这本是一番有理、有据、有节的漂亮回答，但年轻气盛的中军副将先縠却嫌士会的表态太过软弱，指示大夫赵括重新阐述晋国的立场：“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
当赵括说出“行人失辞”这四个字的时候，在场的其他人可能都惊呆了。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士会说错话了”，这不但是直接暴露了晋军高层的内部矛盾，更是当着外国使臣的面儿狠狠地打了士会的脸。
战争结束后，身为主帅的荀林父主动向晋景公表态甘愿以死谢罪，是谁在刀下把他救了回来？《史记》说是士会，《左传》说是士会的族亲士渥浊。
无论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位，指向的都是这个事实：范氏已经被先縠和赵括的不理智推到了中行氏的战壕里，成为了别人的战友。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先縠和赵括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他们两位的意思是晋军这一趟南下的目的，就是要全面、彻底地清除楚国在郑国的影响力，为此不惜与楚国一战！这无异于向楚庄王下战表。
从晋、楚双方的第一次外交接触看，分歧很大。而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两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法理依据以申诉对郑国的管辖权。同时，在如何对待晋、楚双方的分歧这一问题上，晋国内部的意见冲突也很严重。先縠是极力主张通过战争手段来维护权益的，而荀林父和士会则显然还寄希望于通过和平谈判弥缝双方的意见分歧。
正当局势就此陷入僵持的时候，《左传》的叙述却毫无征兆地突发转折：“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
很奇怪的是，在《中国断代史系列·春秋史》、《中国历代军事战略》和《中国军事通史·春秋军事史》等历史著作中，竟然没有人对上述记载提出疑问：
楚庄王
《左传》说第一次谈判受阻之后，楚庄王迅速派出使者开启了双方的第二轮谈判，并且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甚至还与晋国方面约定了签署和平协议的时间。在第一轮谈判分歧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晋国的和、战两派怎样就和谈协调的立场，楚庄王又要开出了什么条件才能争取到了这个订盟的机会呢？
要推测楚庄王这一回开出的价码，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那就是这一次同楚国订盟是邲之战的全过程当中晋军领导层唯一一次意见统一的行动。
那就意味着先縠和荀林父、士会两方面都能接受楚庄王的议和条件，甚至先縠对议和的态度较之士会还要更积极一点——在晋国使者奉命前往楚军大营召盟之际，士会担心楚国方面怀诈，提醒三军应该预做防范，但先縠为了显示和谈诚意，拒绝了士会的建议。
先縠的这个态度说明他对楚国方面开出的价码很满意，而这一轮谈判又是楚庄王上赶着来谈的，照常理推断他该有所让步。因此楚庄王当时开出的谈判条件最有可能是：楚军退出郑国。唯有这个条件才能让晋国的鹰派和鸽派在最短的时间内协调立场，与楚国签约。
但是楚庄王倾国北征，苦战数月才征服了郑国，他能这么轻易地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吐出去吗？绝无可能。就在晋楚双方约定会盟日期之后，《左传》紧接着便写道：“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
郑玄
“致师”，通俗地说就是单车挑战，这是中国上古时期最有特色的军事礼仪之一。“致师”的目的何在？东汉学者郑玄说：“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
楚庄王才同晋国达成了和平协议，怎么使者前脚刚走，楚军勇士后脚就来表达“必战之志”了呢？
邲之战的最终爆发是因为前往楚军大营召盟的两位晋国使者魏锜、赵旃违令而行，不请和，反请战，最终点燃了大战的导火索。那么许伯等三位楚军勇士前来致师是否也属于擅自行事，没有得到楚庄王的授权呢？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士会说过：楚国“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
在楚庄王这位政治强人的统治下，楚国号令严明，动止有度，谁敢违拗他的决定，自作主张呢？可是一面议和，一面又来挑战，楚庄王耍这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戏究竟想干什么？
为《左传》作注的唐代学者孔颖达说，这是为了“疑误晋之群帅也”，也就是让晋军领导层摸不透楚国的真实意图，难以做出灵敏的应对。这个推测不为无理，但它可能还没有说到根上。
春秋时代的战争不同于战国以后那种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它仍是在礼法思想的严格约束下运转的冷兵器博弈。对参战双方来说，谁能够抢占道义的制高点，建立起开战的法理依据，谁就更有可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当年的城濮之战，晋文公决定退避三舍，也有许多将领感到困惑，狐偃向他们解释道：“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避三舍
退避三舍，名义上是还楚成王一份旧情，实际上是要撇清战争绝非自我开衅。倘若晋军退避礼让，楚军仍然穷追猛打，那么止戈为武，就怪不得我自卫反击了。
这一回晋军援郑伐楚，行动迟缓。在抵达战场前，郑、楚两国已经签署了弭兵协议。先縠执意渡河挑战，栾书就曾举出狐偃的旧例，质疑过开战的正义性。他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
栾书不想看到晋国沦为世人眼中的战争贩子，那将导致晋国的追随者离心离德。而这也正是楚庄王所担心的。所以战斗打响后，楚庄王派人向随行参战的唐国国君下达攻击命令。为了能让唐军殊死战斗，庄王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来一番自我检讨：“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不谷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谷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灵，以济楚师。’”
栾书和楚庄王的上述表现说明，对晋、楚两个有志收服诸侯、成就霸业的超级大国来说，霸权的争夺并不仅仅发生在战场上，舆论高点的争夺同样重要，也同样激烈。《史记·楚世家》对邲之战的记述是这样的：“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
从这儿看，挑起战争的一方是晋国。还是司马迁写的这部书，《晋世家》的记载却与此截然相反：晋军“卒度河。楚已服郑，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楚与晋军大战。郑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晋。晋军败，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众。楚虏我将智罃。”
邲之战示意图
《晋世家》的记载中有两处微妙的细节。
首先，“虏我将智罃”，意味着司马迁的文字很可能录自晋国国史，要是这样，那“楚与晋军大战”——楚方先挑起战争的说法就该出自于晋国史官。
其次，“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同“楚与晋军大战”两句之间文脉断裂，很不连贯——楚庄王饮马于河后都打算回去了，为什么又主动攻击晋军呢——这个生硬的修改痕迹可能是晋国史官对事实的刻意弥缝，目的就是要把开战的罪责加诸楚方：楚庄王一面授意和谈，一面派人挑战，最终打起来了，那可不得怪你吗？晋楚两国互相指责对方挑衅在先，那在中立的第三方看起来，这场笔墨官司谁屈谁直呢？至少，孔子是左袒楚国的，因为《春秋经》的叙述是：“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
“及”就是上赶着，发动战争的责任最后还是被兵不厌诈的楚庄王扣到了晋国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