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荒原中的屈原

郭汉闵

楚顷襄王六年（公元前293年），屈原第二次被楚王室流放。这一次流放地不是汉北，而是江南——洞庭湖以南的荒蛮之地，并在这里过完了他的最后人生岁月。让屈原没有想到的是，他投身汨罗江时激起的阵阵涟漪，一直牵动着无数中国文人的神经。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随着屈原孤独身影在沮漳原野上的渐行渐远，历史本应该遗忘这个特立独行的歌者，或者说屈原本应消失在华夏历史的荒原中，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屈原离开这个让他迷恋不已的世界不久，南方楚人在北方建立了西汉政权。在这个王朝，有一个与屈原身世际遇相同而且对屈原惺惺相惜的太史公司马迁。屈原是先秦时期唯一一个有诗集流传后世的诗人，也是唯一一个以诗人身份立传的。正是因为由南方楚人建立的西汉政权，以及与屈原同病相怜的司马迁，才得以让后人记住了两千多年前南方那个惊才绝艳的行吟歌者。

久居北方，以儒家大一统思想写作《史记》的司马迁，对具有浓厚巫风色彩的南方楚地以及有着宗教狂热的楚人其实是陌生的，他对屈原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在《屈原列传》中，屈原更多是一个官场不得志、屡遭同僚妒忌排斥的失意者。在司马迁眼中，屈原既是他者，也是我者。司马迁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失去了史家应有的冷静与睿智。如果不是因为屈原与他际遇相同，他不可能在汨罗江打捞起屈原的生世。屈原只不过是他写作《史记》的力量源泉。一年一度的端午将近，人们又记起了两千多年前那个遍生橘树的南方楚国。屈原带着南方沼泽湿热气息，从历史的荒原上走来了。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屈原模糊的形象。当屈原的身影消失在沮漳原野上的时候，当郢城楚人的王宫在熊熊烈焰中轰然倒塌的时候，屈原所处的历史语境已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纵深处。我们之所以反复谈论屈原，可能跟太史公司马迁一样，更多是在寻找一种生命慰藉。屈原他所构建起的芳菲迷离、绚丽深邃的神奇世界，就像一道无解的方程式，自汉代以来一直吸引着无数文人去求解。在读楚辞如读天书的当下，屈原仍迷一般地远在天边、身处云端，遥不可及。在我们与屈原之间，存在着一堵我们无法穿越的墙。我们所祭祀的对象，其实是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人。

华夏初始文明的神秘深邃，尽在楚地。不管是身处寄人篱下的中原地区，还是回归到江汉平原，楚人始终坚守着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巫官、巫史制度，以及这个制度所承载的华夏初始文明——人神共存的巫文化。当年的楚国以“淫祀”著称。当北方的周人、秦人、齐人等部落慢慢成长为壮年的时候，南方的楚人还是个痴狂天真的少年。他们狂热的宗教情绪与5000年前的早期汉人先民没有多少区别。楚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巫官文化”，楚君的宗庙与宫室是连在一起的。楚文化代表的不仅仅是南方文明，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本源和原点，我们的灵魂原乡。屈原就生活在这个灵魂原乡，行吟于这个灵魂原乡。最能体现楚文化特质的，莫过于楚辞了。如果说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是一个勤奋耕作的中年农夫，那么楚辞则还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巫或者是年少轻狂的学子。《诗经》在关注族群历史的同时，也看重当下，关注农事及农作物的生长及收成。《诗经》有人间烟火、粟黍与泥土的芳芬气息。楚辞只有天上人间，人神共舞，香草美人。楚辞这个女巫只管沟通天地，只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于衣食住行是从来不操心的。楚人从原始神秘的宗教秘境中怎么也走不出来了。

屈原是华夏初始文明的集大成者。我们所熟知的华夏诸神，如女娲、炎帝、帝俊、帝尧、帝舜、西王母，以及颛顼、祝融、共工、重华、鲧、禹、羿等，以及众多传世神话，均来自楚辞。屈原的荣耀，就来自这些华夏诸神，来自楚人久远的文化传承。屈原在《离骚》中开章明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明确告诉我们：楚人是太阳神高阳的子民，是大巫祝融的后裔。在当时众多的诸侯国中，没有哪一诸侯国能像楚人一样自豪地标榜自己传之久远且传承脉络清晰的部落史。屈原在《天问》里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几乎每一句都是一个远古时期的神话故事。楚辞在人类文化学上所呈现的，就是早期汉人在东亚大陆开创世纪的英雄史诗。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沿用了这一史诗笔法，明显有别于其他世家。这是一种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才能具有的自信和担当。只有血统高贵的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屈原一出生，就不同常人，注定了屈原的传奇。他的出生日期很吉利：公元前353年夏历正月23日，正好是寅年寅月寅日。屈原家族300年来一直都是楚国显赫的宗族。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的人生，是从《橘颂》出发的。这首散发着春天气息、明媚欢快的《橘颂》，完整呈现出了屈原的赤子之心、赤子人格。这一人格宁折不弯，很容易走向另一面：愤世嫉俗。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屈原痛苦一生，孤独一生，始终没有低下高傲的头颅，把赤子人格坚守到了人生终点。在华夏众多先贤中，可能再也找不出比屈原心灵更为纯净的人了。与屈原同时期的文人，不论是庄子，还是孔子，都比他要活得通透。屈原首先是虔诚的宗教徒，其次才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诗辞其实是为宗教服务的。与其说屈原在用生命写诗，不如说屈原在用生命维系那个大厦将倾的精神殿堂。在楚国，巫官一职是世代相袭的。屈原出身于巫官世家，他的先祖屈重就是楚国的一位大巫师。作为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负责屈、景、昭三大贵族子弟的教育，执掌王室的祭祀大典，其实就是楚国的大巫师、宗教领袖。屈原在《离骚》中自叙身世时说：“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说自己的法名叫“正则”，法号叫“灵均”，而“正则”、“灵均”其实都是楚国巫师的法号。很显然，屈原在为自己的三闾大夫的身份感到自豪。

屈原有一种超越世俗、追求神圣的人格倾向，就是来自他的宗教信仰。屈原辞作的神秘、瑰丽、深邃，则来自他的宗教情怀。屈原诗歌《天问》、《离骚》、《九歌》、《九章》、《招魂》，脱胎于巫歌又超越巫歌，是原始巫文化在新时期的升华。屈原在《天问》这篇卜辞占卜文中，一口气提了174个问题，关注天下万物、自然演变、宇宙运行等问题，一般巫师不可能有如此胸襟。《离骚》其实就是祭祀时的祝辞文。屈原自托于女巫，充分运用了巫歌的表达形式和表达方式。《九歌》是一首巫师祭祀歌曲，共十一篇，前十篇分别祭祀十位神祗，末篇《礼魂》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之曲，描写了祭祀时的原始宗教场景。《招魂》和《大招》沿用了民间“招魂词”的形式，专用于宗族祭祀、悼念仪式，性质与《九歌》是相同的。诚如荣格所言，屈原是“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屈原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巫师思维方式。在屈原的作品中，经常有召令神灵为其服务的华丽词句。在《招魂》等作品中，屈原还经常变换主人公的男女性别。这些让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手法，如果放在巫师的身份上，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身份的变换通常出现在巫师祭神表演时的角色变换中。在《涉江》里，屈原描述自己头戴高冠，长袖大袍，腰配长剑，以奇特的造型引起了楚王的关注。而现代“土老司”跳丧的舞蹈动作，在屈原的《招魂》里也有明确的表现。

屈原是巫师，同时又超越了巫师。将幻灭感演绎到极致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屈原莫属。随着楚国的由盛而衰，关中平原的秦人对南方虎视眈眈，让屈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他敏感意识到，他一生所坚守的文化大厦已摇摇欲坠，快要坍塌了。从屈原在《天问》中对日月星辰运行以及诸多传说的置疑来看，神权、灵巫的世界已在楚王朝已开始式微，走向崩溃了。屈原的辞赋所呈现出的众芳芜秽、日暮途穷的强烈意象的背后，是屈原一生所迷恋的精神殿堂的轰然倒塌。在屈原的吟唱中，屈原有过多次飞升，可他在天国中所目睹的也是幻灭，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重重地坠落在地上。屈原的飞升，其实是在寻求解脱，寻求涅槃。但他失望了。屈原的赤子人格，决定了他无法完成对现实的超越。这种痛彻心扉的幻灭感，如梦如幻，凄美而悲婉，让我们零距离感受到屈原那种震撼心灵的绝望。

在屈原的辞作中，深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女性情结。这一情结，是由母亲在华夏文明中至高无上地位所决定的。在屈原的潜意识中，华夏诸神无不弥漫着母性的温暖，无不散发着母性的光泽。屈原作品中有大量篇幅描写美女明眸皓齿、娥眉粉颈、优美舞姿的词句。《大招》被认为是屈原作品中描写美女最集中、最生动的一篇。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女神形象，湘夫人、山鬼、少司命、云中君、宓妃等光芒四射、超然飘逸的女神形象，成为后世华夏文学艺术创作的母本。屈原作品所呈现的“香草美人”的世界，是从史前浓厚的巫文化氛围中生长出来的，是华夏文明的原始意象，是屈原历史记忆中女神形象母亲形象的再现。似乎只有在众多女神、母亲面前，屈原才会有一种安全感。因此，他常以香草美人自喻，其实是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了众多女神与母亲神。蕙、兰、桂、椒、芙蓉、荪、芷、荷、杜衡、菊等香草构成的意象群，是屈原灵魂的避难所、“挪亚方舟”。“美人”在屈原作品一共出现了10次。他在《离骚》里的形象就是娥眉美目、峨冠华服、香草花环。这在北方的儒家圣贤们看来，可能就是变态。屈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灵魂行吟者。

屈原构筑的世界，是一个万物有灵的温馨世界。这正是无数年前我们先民坚信不疑的宇宙观。屈原从来没有把人和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对自然怀有一种宗教性的崇拜与亲近。世上万物都是先祖神的化身，有着神魔般的生命和力量。人与天地、山川、神灵之间，乃至生者与死者之间，都有着某种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的联系。这种古老的意识像遗传基因密码一样一直积淀在屈原深层心理之中。楚人的祭祀活动，便是这种联系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山川、神灵和祖先，则构成了楚人祭祀对象的三维体系。楚人过于偏执，屈原则更是偏执，他们从巫教的秘境中永远走不出来了。

屈原之死，是屈原行吟了十几年的一首诗，也是屈原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在后人看来，无路可走的屈原，只能在黑暗痛苦的《怀沙》中结束生命。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在屈原看来，死就是一次远行，一次飞升，一次轮回。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选择投水自尽，是中国文人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我们先民看来，天地万物皆由水生，水乃万物之母。同昆仑、桑林一样，水是我们先民的另一处涅槃之门。华夏众多始祖神、帝王、圣人的出生，都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先民人水合体的观念，也就是水的人格化思维原型，在屈原身上有着鲜明的呈现。水的母腹般的温暖，让死亡不再恐惧而黑暗。

在《离骚》等辞作中，屈原先后七次提及殷商王朝那个投水自尽的先贤——彭咸。屈原总觉得自己不够干净。在水下，是另一个寂静悠远、干净澈彻的世界。只有水才能洗净自己身体上的污浊。这一次，屈原没有从天空坠落下来。屈原不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投水自尽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两千多年后，王国维、老舍、三毛、顾城、海子均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与屈原同样的昄依之路。屈原死后不再孤独。屈原是华夏文明史上的最后一个大巫师。屈原之死，标志着华夏文明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离骚》之后再没有《离骚》，《天问》之后不再有《天问》。屈原纵身一跃激起的阵阵涟漪，是华夏初始文明消失前的最后一滴眼泪。

作者：郭汉闵作者简介：郭汉闵，男，现年59岁，1982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