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除掉了董卓,王允和吕布自然就成了朝廷功臣,王允本来就是司徒,行使宰相之权,上升空间小,于是兼了一个“录尚书事”的职务,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吕布也是赚的盆满钵满,不仅升任奋威将军,封为温侯,而且还被赐予“假节、仪比三司”的特殊待遇,并与王允“共秉朝政”,俨然成了朝廷的二号人物。
此时董卓已死,关东诸侯虽然心怀鬼胎,但相互制约,也没有一个人形成规模,对朝廷没有威胁,董卓旧部都在长安东线与关东诸侯对峙,如今董卓死了,只要朝廷一纸诏书,免他们不死,或者给与财宝,许诺官位,必将可以将他们收入麾下,等到时局稳定,再召关东诸侯来京,若有反叛者,可天下共击之。这样皇权便可稳固,待到皇帝成人,归还权力,东汉王朝还可以在延年数年,可是王允与吕布接下来的两部臭棋,彻底葬送了这大好局面,让东汉王朝这位病入膏肓的病人再无好起来的可能。俗话讲“来时天地同聚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啊。
然而,很多人能做到“同患难”,却往往很难做到“共富贵”。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考验人性。当王允和吕布面对同一个敌人董卓时,他们必然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可董卓一死,共同的利益基础就消失了,他们也必然会因利益诉求的变化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
第一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麾下那些悍将,如牛辅、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吕布的意见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可王允却不同意,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罪,不该杀。
第二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留下的巨额财产。吕布提议,应该把钱分了,凡朝中公卿和军中将领,大家都有份。可王允又拒绝了,这次连理由都不给,反正就是不行。
应该说,王允和吕布因身份和立场的不同,有分歧是很正常的,并没有严格的孰是孰非的问题。而且,有分歧不要紧,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总是能找到既顾全大局又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法。
只可惜,他们俩并没有这么做。主要原因在于,两个人都以诛杀董卓的首功之臣自居。尤其是王允,董卓死后,他就成了朝廷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一手掌握了曾经属于董卓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就像董卓随随便便可以杀死别人一样,王允一旦跋扈起来,也是可以任意置人于死地的,俗话说“身怀利剑,杀心四起”就是这个意思,其次王允之前就是司徒,身居高位,出身名门,他吕布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小人罢了,充其量做我王允的手中刀,跟我平起平坐,他还不够格。
而吕布作为亲手诛杀董卓之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加上他的性格本来就比较骄矜自负,这下更是牛皮烘烘、眼高于顶,两项提议均被王允驳回,自然是一肚子不爽。于是,吕布决定甩开王允,自己动手去对付牛辅那帮人,证明给王允看看他够不够格。这就是第一步臭棋,吕布不听号令自己去讨伐董卓的残党了,结果不光没有成功,反而被董卓的部下牛辅打得大败而归。
不过按照接下来的剧情发展,虽然吕布这步棋走错了,王允还是可以补救回来的,因为牛辅随后被亲兵砍了,带着他的脑袋去长安请赏了,此时董卓的部下只剩下了李傕、郭汜,这二人之前被派往中牟攻击朱儁,顺便在陈留、颍川一带洗劫百姓,此刻回到陕县,才知道大老板董卓和上司牛辅都死于非命了,顿时慌了。没办法,只好派人去长安,请求朝廷赦免。
此时王允走出了第二步臭棋,面对这帮悍将的请求,王允只给了一句冷冰冰的答复:“朝廷今年已经赦过了,不能再赦。”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逼着人造反吗,李傕、郭汜一听这话就懵了,当他们还没想明白自己下一步怎么走,这时一个煽风点火的人出现了,也是他的建议,让这场大戏走向了高潮,他就是贾诩。
李傕、郭汜本来已经打算解散了部队,自己逃命去了,这时候贾诩开口了,如果没有了部队,你们逃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只要几个人便能把你们擒住,不如带领兄弟们,打着为董太师报仇的旗号,召集西凉部曲,杀到长安,作殊死一搏,成了,则做下一个董太师,输了再跑也不迟。
李傕、郭汜等人一听,顿时豁然开朗,遂连夜拔营,引兵向西。出发之时,本来只有几千人,可他们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一路上不断集结人马,把原本分驻各地的西凉军如樊稠、李蒙等都收拢了过来,待到兵临长安时,已经是一支十余万人的大军了。
不过,长安城墙高大坚固,李傕等人来得仓促,未及准备攻城器械,没法攻城,只能将长安团团围困。就这么围了八天,到了第九天,吕布的手下叛变,打开了城门,李傕大军像潮水般涌入,开始大肆劫掠。呂布率部与西凉军在城中展开巷战,无奈寡不敌众,只能拼死突围,仅带数百骑从青琐门出逃。王允被几天后被灭门,可怜献帝刘协,刚刚摆脱董卓的魔爪,转眼就又落到了这帮土匪的手里。
刘协和朝廷落入这帮肆无忌惮的流氓手里,处境自然更为不堪——此后的日子,朝廷的法令和纲纪完全废弛,各项职能随之瘫痪,整个长安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老百姓更是在兵祸和天灾的双重打击下死亡殆尽,最关键的是大汉天子的天子威严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蹂躏中消耗殆尽,从此各路诸侯看到天子,虽表面尊重,但心中已经不在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东汉的皇权崩塌了。